农户对旅游的影响认知、满意度与支持度研究——以北京市自然保护区为例

社区居民是受旅游影响的最主要利益相关者之一。了解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认知、满意度与支持度之间的关系,是促进自然保护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中以北京市6个自然保护区周边的社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采取面对面问卷调查的方法,共调查了421个农户,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对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活动的影响的认知、旅游发展满意度以及支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户旅游成本认知对其旅游满意度及支持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旅游获益认知对其旅游满意度及支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获益认知比成本认知对旅游满意度及制度的影响效应更大;农户旅游满意度对其旅游支持度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果,针对提高社区农户对旅游的满意度及支持度给出了几点建议,为自然保护区开展旅游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中国自然保护区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本文引入了国外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这一新发展理念。然后分析了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发展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意义。本文认为社区参与是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的新范式,社区参与是自然保护区保护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社区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有利于增强保护区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的高级阶段。在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利益主体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基于社区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社区参与能力的原因。最后,提出了提高社区参与能力,促进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几点建议。     

“气象灾害+新冠疫情”下黄土高原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研究

气象灾害和新冠疫情给黄土高原农户生计带来了重大风险，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因素成为农户战胜灾害、抵御疫情、提升恢复力的关键。构建“气象灾害+新冠疫情”下的农户生计恢复力框架，基于黄土高原陕甘晋地区497个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生计的主要风险，应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户风险认知和适应性行为影响生计恢复力的机制。结果表明：1)气象灾害和新冠疫情导致的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健康风险对农户生计恢复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往期的外部风险对农户风险认知有正向影响。2)在“气象灾害+新冠疫情”下，农户风险认知正向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及其恢复力，农户适应性行为正向影响生计恢复力；适应性行为在农户风险认知影响生计恢复力的过程中有中介效应。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机制分析——以新平县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新平县元江干热河谷地区5个村寨的调查数据,从自然环境与生计资本两方面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研究区农户的生计策略受到当地气候环境与生计资本的双重影响。为了适应干热河谷的气候环境,农户大都选择以种植多季节蔬菜和热带亚热带水果以及周边打工相结合的生计策略。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指数最高,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居中,社会资本指数最低。生计资本决定着农户生计类型,其中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较多的家庭往往从事以农为主型生计,而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较多的农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为主型生计。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健康度评价方法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游客、当地居民、政府、保护区管理部门、景区经营者、景区工作人员、周边其他景区等,他们对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中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界定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健康度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包括横向组成结构、纵向发展阶段、现状动态特征和综合协调能力四个维度16个方向58个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问卷调查让多主体参与到每个指标的评价,然后再综合各方评价意见,获得每个指标的评价结果,再由指标-方向-维度-总体逐级综合,获得最终总体评价结果。通过白石砬子、海棠山、医巫闾山三个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白石砬子与医巫闾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健康度为"亚健康",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海棠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是"不健康",亟需改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文中构建的多维度多主体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健康度评价方法是一种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     

生计恢复力视角下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评估与因素识别

预防发生规模性返贫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利用恩施州5个典型旅游乡村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旅游地农户生计恢复力及其障碍因子，评价农户返贫风险，提出乡村旅游地农户返贫风险应对策略。研究表明：案例地农户整体生计恢复力较低，各维度中自组织能力最弱，应对外界干扰的适应能力不强，且普通户的返贫风险大于脱贫户；劳动力规模、社会连结度、信息获取能力是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降低返贫风险的关键因素；农户返贫风险感知集中在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方面，对自组织能力重视不够。提出不同类型农户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奠定实现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基础。     

燕山-太行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变动与行动逻辑

易地搬迁是扶贫脱贫的重要手段，能够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问题。在生计资本变化影响下，农户基于自身考虑会做出不同行动选择。在此背景下，文中以期望理论为依据，采用解释社会学的研究途径，主要运用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的田野研究方法，聚焦燕山-太行山片区易地搬迁农户，分析其对易地扶贫搬迁的认知、行为和态度，从生计前景角度研究农户生计变动及其行动逻辑。通过案例分析燕山-太行山片区易地搬迁农户在不同生计背景下，依据自身资本和家庭再生产情况，综合考虑收入、福利、风险等损益得失所呈现出的生计策略。研究表明：搬迁农户对生计产出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影响，更是农民面临不确定性环境下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户的生计选择与行动逻辑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决策。     

民族村寨农民旅游可持续增收的影响机制及其因素差异性研究——以瑶壮侗苗民族村寨为例

旅游是民族村寨农民实现可持续增收的关键途径，影响农民旅游可持续增收的因素众多，但民族村寨农民旅游可持续增收的影响机制却鲜有学者基于科学的理论框架进行系统化研究，更难以将多种内源性和外源性因素置于同一模型中进行研究。文章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以DFID-SLA为理论框架，以广西桂林金坑大寨(瑶)、平安壮寨(壮),贵州黔东南肇兴侗寨(侗)、西江苗寨(苗)为案例地的540份问卷调查和63份访谈为数据资料，测度影响旅游可持续增收结果的因素，揭示旅游可持续增收机制，从农户尺度分析农民旅游可持续增收结果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1)农民生计资本、制度环境感知和生计策略均对旅游可持续增收结果有正向效应，制度环境感知作为外源因素对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旅游可持续增收结果有显著正向效应，生计资本是影响旅游可持续增收的最主要因素。2)生计策略多元性在农民生计资本到旅游可持续增收结果这条路径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是不同村寨的传递效应存在差异。3)7种类型农户在农民生计资本、制度环境感知和生计策略存在差异显著，且在生计资本要素上差异最为显著。据此，研究构建的民族村寨农民旅游可持续增收机制框架得以检验，为民族村...     

乡村旅游农户可再生能源使用行为选择模型研究——基于六盘山生态旅游区的案例实证

文中基于行为地理学和经济学相关理论,借助问卷调查和定量模型的方法,对影响乡村旅游地区农民可再生能源使用意愿的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自身因素进行了分析,构建了乡村旅游农户可再生能源使用意愿决策模型。模型表明:乡村旅游农户可再生能源选择意愿的产生过程分为3个阶段:外部环境认知阶段、可再生能源使用价值判断阶段和使用意愿形成阶段。在外部环境认知阶段,"游客饮食、住宿的舒适度"、"游客的使用偏好"、"游客对饮食、住宿条件的高要求"、"能源使用是否快捷、维护简单"对乡村旅游农户使用可再生能源意愿影响显著;在可再生能源使用价值判断阶段,乡村旅游农户的"性别"、"年龄"、"是否经营农家乐"、"家庭年人均收入"因素对乡村旅游农户使用可再生能源意愿影响显著。     

黑河-石羊河流域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生计资产研究

农户生计多样化以及生计策略的改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是农村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黑河-石羊河流域六个典型村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建立农户生计资产评价体系,并对研究区域的生计资产综合值进行测算,比较两河流域农户生计资产的规律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⑴自然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五种资产划分合理,良好地反映了研究区域不同农户生计类型的生计资产状况;⑵民勤县农户生计资产中物质资产、金融资产、自然资产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最主要的资产;⑶甘州区农户生计资产中社会资产和金融资产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的资产。因此,民勤县农户生计以农业种植为主,甘州区农户生计以社会投资为主,两区域生计资产差异性较大。     

基于敏感性的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应当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旅游者欣赏自然风光和获得身心的舒畅和精神享受,又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同时又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多种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发展旅游,如有不当,就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文中充分分析了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现状,以及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生态旅游理论指导下,运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构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根据开发模式具体分析了森林、草地、湿地、海洋四种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建设和对策。     

喀纳斯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探讨

本文首先介绍了喀纳斯国家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概况,对其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进行了分析,进而对景区进行了市场定位。在此基础上,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设计了喀纳斯生态旅游的开发项目及旅游形象,并对如何合理开发生态旅游提出了一些建议。     

雅鲁藏布江中游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以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为例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日喀则市南木林县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了雅鲁藏布江中游农户的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状况。结果表明:1)家庭劳动力状况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农为主型和非农为主型农户人口多,劳动力多,从业灵活性大,兼业特征明显,收入也相对较高。纯农型农户拥有草场面积高于其他类型农户,农为主型农户的耕地面积最多。2)不同生计策略表现出土地投入差异,但土地利用集约性相当。草地利用的集约程度低于耕地。3)增加非农生产活动是纯农型农户和以农为主型农户生计多样化的重要途径;非农型农户和非农为主型农户应不断增强自身的从业技能水平,保证非农生计的持续性和收入的稳定性。     

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生计策略由是生计活动组成,通过系列生计活动来实现。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来实现生计策略。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主要对受补偿者给钱、予物,提供实物、资金、智力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这势必影响到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随着生态补偿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生态补偿工程的广泛实施,提高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遏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环境的进一步退化。实施生态补偿的环境保护作用显而易见,不乏论述,但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水平,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效用却鲜有论及。从农户生计入手,评估农户的生计资本,量化实施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揭示农户生计策略对于实施生态补偿的响应机制,对于系统优化生态补偿设计、科学指导生态补偿实施、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与提高发展能力"双赢"的生态补偿本质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通过文中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张掖市来讲,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其区域经济优势,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水平,从而整体上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研究区主要存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和以非农经营为主的生计策略,前者更倾向于选择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两种生态补偿方式,而后者则倾向于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两种补偿方式;并且采取以农业生产为主生计策略的农户,偏好多种生态补偿方式组合的补偿机制。     

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脆弱性分析——以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文章简要梳理了脆弱性分析研究现状,对其定义和分析框架进行了评述。重点对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脆弱性进行分析,指出政策因素、区位因素、市场因素等是造成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脆弱的主要原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尝试从制度安排、区位优势、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降低白水江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脆弱性。     

希拉穆仁草原牧区牧民的旅游生计资本评估及影响因子分析

希拉穆仁草原牧区牧民的旅游生计策略选择既顺应国家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思想，又符合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文中基于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牧区牧民的实地调研数据，选取13项相关指标衡量生计资本，构建牧民用于生存的资本评价体系，采用Entropy Method,即熵值法衡量指标比例，测算希拉穆仁草原牧区牧民的生计资本现状，并将牧民类型分为专营旅游式、兼营旅游式、单一牧民式，对其生计资本存量进行横向对比，采用二项逻辑回归模型(Logistic回归)总结旅游目的地牧民旅游生计策略选取的因子。结果表明：1)牧民用于生存的资本存量从高至低为：物资资本、自然资源资本、家庭金融资本、相关社会资本、人力资本。2)三类牧民的生存资本存量计量结果存在区别，由高到低排序为：专营旅游式、兼营旅游式与单一放牧式，即参与旅游经营的牧民能获得较多的生计资本。3)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以及相关社会资本是牧民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子，其中家庭成年劳动力、家庭年收入以及获得培训机会是牧民进行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驱动因子，而所占草场大小和接收政府部门补助对于牧民选择旅游生计策略造成障碍。     

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的价值、存在问题及实施对策

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旅游地的价值较高,生态旅游业为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提供融资途径、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经营者和管理者、生态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生态意识、还可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知名度,是我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应当积极选择的发展战略,但自然保护区开发生态旅游也存在环境问题,能否解决好自然保护区存在的问题将直接关系到今后自然保护区及生态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     

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疆三地州1077户的调研数据

农村居民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建立一种长效机制，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到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活动中去，对于切实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改善、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中选取南疆三地州1077户农户为调查对象，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农村生活性公共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政府支持、是否有补贴、补贴满足成本、财务透明度、农户对公共基础设施需求的满足程度、参与管护对提高管护效率是否重要、政策认知等8个变量会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外出务农占比、基础设施完好程度、补贴发放时间等4个变量对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并不会对参与意愿产生影响。     

家庭禀赋、认知偏好与农户退耕成果管护——基于陕甘宁554户调研数据

农户作为退耕成果管护投资主体之一,其是否愿意持续管护投资退耕成果及管护的程度关系着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成败。利用陕甘宁554户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考察家庭禀赋、认知偏好对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投资意愿及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投资意愿及程度不高,55. 42%的农户愿意管护投资退耕成果,平均管护投资414. 44元/亩/年。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投资意愿及程度受到其家庭禀赋、认知偏好的影响。且家庭禀赋、认知偏好对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投资意愿及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由此,提出依据农户家庭资本禀赋特点,瞄准潜在退耕成果管护投资农户,分类优化其家庭资源禀赋;通过宣传、教育、示范户效应等针对性地提升农户认知偏好,进而增强农户退耕成果管护投资意愿及程度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