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行为对农村贫困缓解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研究农民创业行为和不同创业类型对农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创业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农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即使使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进行稳健性检验,创业的减贫效果依然稳健;不同的创业类型中,生存型创业的减贫效果更为明显;创业行为主要通过丰富社会资本、带动非农就业...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受雇状况(是否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处理效应。基于反事实假设下,若接受雇佣的农户未被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上升19.4%;若不接受雇佣的农户被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6.1%。样本总体的处理效应为-0.096,表明如果农户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9.6%。从群组差异性来看,对于那些学历水平较高、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高、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户而言,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据此,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视角提出激励农业经营组织增加雇佣机会、强化农户农业技能培训、改善利益联结方式等增强农户反贫困能力的对策建议。     

基于脱贫农户认可的减贫成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M县入户调查的500份脱贫农户数据,利用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从家庭总体变化认可度、脱贫退出认可度和村庄总体变化认可度3个方面测算脱贫农户综合扶贫认可度,并根据脱贫农户综合扶贫认可度将减贫成效分为两类,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减贫成效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脱贫农户减贫成效非常显著;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产业扶贫政策、就业扶贫政策、驻村工作队帮扶情况和帮扶干部帮扶情况是影响减贫成效的主要因素.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旅游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促进精准脱贫政策优化和衔接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利用陕西省22个旅游扶贫村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扩展回归模型（ERM）,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和贫困脆弱率状况,探讨乡村旅游对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参与旅游农户贫困脆弱率为29.58%,低于非旅游参与户。参与旅游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与未参与时相比降低了13.7%。4A级及以上景区带村、受到旅游精准帮扶农户参与旅游降低脆弱性、防止未来贫困的效应显著,不同旅游参与形式中旅游经营的降脆效应更大。乡村旅游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家庭未来陷入贫困可能性,但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成为加剧脆弱性的风险隐患,工资性收入对缓解贫困脆弱性无显著正向影响;在西部山区旅游兼业普遍状况下,生计多样化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其中兼顾传统农业强化了参与旅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果。因此,为保障旅游减贫成效持续巩固,提出要正视乡村旅游产业本身的脆弱性和收益不确定性,推动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长效发展,统筹兼顾普惠性旅游扶贫政策和精准帮扶措施,加强农旅融合与利益联结等建议。     

农民合作社能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吗?——来自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证据

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举措。当前对于合作社是否能够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学术界尚未形成普遍共识。为增强社会层面对合作社的认同感，本文立足于挖掘和揭示合作社的益贫价值，基于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云南、贵州、陕西及甘肃4省1 553户关于贫困与食物安全综合调研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合作社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使用多种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合作社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相较于贫困农户、低人力资本禀赋农户、低收入阶层农户，参加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人力资本禀赋农户、中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的能力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在引导鼓励农户加入或创办合作社保证合作社增量的同时，应重点优化存量，强化小农在业务、资金与管理参与方面同合作社的关联度，减少公共减贫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精英俘获”现象。     

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减贫——基于新疆温泉县的实证分析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从激发内力入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而人力资本是激发内力、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减贫的影响,探讨了非农就业水平在人力资本作用于贫困过程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在相对贫困的标准下,贫困农村家庭的教育、健康、技能培训和迁移水平均比非贫困农村家庭的水平低;教育、健康、技能培训和迁移人力资本均对农村家庭减贫具有显著影响,且健康的缓解相对贫困的作用大于技能培训大于迁移大于教育;人力资本会通过非农就业水平对农村家庭减贫产生作用。给出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对策和促进非农就业的建议。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

人力资本是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家庭的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分别为0.81和4.34,明显低于非贫困家庭的0.87和6.28;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健康对贫困的缓解作用比教育更为明显。与绝对贫困相比,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村家庭摆脱相对贫困状况。此外,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均能够通过提高非农就业水平进而降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因此,提出了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对教育、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增强其基础性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合理引导并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脱贫农户返贫治理政策能实现“稳脱贫，促共富”吗？——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实证分析

【目的】面向中国扶贫战略转变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脱贫农户长期有效帮扶、缩小收入不平等成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之一。【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多维贫困脆弱性和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和收入不平等,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脱贫不脱政策的“阻返效应”“分配效应”。【结果】研究发现,脱贫不脱政策显著降低了脱贫农户的多维贫困脆弱性和相对剥夺感,表明脱贫不脱政策在“后扶贫时代”有利于形成遏制返贫风险与收入分配改善的双赢局面。进一步研究发现,脱贫不脱政策会显著提高不依赖政府兜底保障脱贫农户的劳动参与和经营性收入,激发其通过劳动改变生活的精神状态,但会使得依赖政府兜底保障脱贫农户产生一定的福利依赖,从而削弱长期稳定脱贫的政策成效。【结论】政府应加强脱贫不脱政策的顶层设计,激发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有效衔接。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