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弱势群体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

系统研究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异质性,是创新符合实际需求普惠金融产品与流程的基础和关键。本文基于生理性弱势差异,使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之间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农村残疾人、农村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状况、劳动供给和经济水平依次递增,农村弱势群体之间的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异质性。与农村老年人不同,农村残疾人、农村慢性病患者的生产和投资性资金需求更高,面临的信贷约束稍弱,非农自雇等劳动因素和地区金融发展因素对且仅对其正规借贷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对最高的劳动供给和经济水平,使非农受雇的负向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正向影响仅显著于农村慢性病患者。而健在父母可有效弥补农村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对且仅对其正规借贷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分析——以杨凌为例

基于陕西杨凌区周边6个村庄的131份问卷调查数据,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家庭耕地面积、重大事件的发生等都对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政策的了解程度、家庭工资性收入等因素都与农户非正规借贷行为有一定的关系。     

农户家庭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基于农户借贷行为的分析

基于农户的借贷行为,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1986—2009年的数据对农户家庭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耕地面积、是否村干部家庭以及文化程度对农户的借贷活动起着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务农生产经营活动、家庭人均年收入、非农收入、非正规借款额度和年末手持现金对农户借贷发生率起着负向影响。对此,应加速农地流转改革,扩大农户的耕地面积;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拓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降低准入门槛,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转型,以更好地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革命老区农户借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96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充足的资金支持,利用革命老区961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农户借贷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资金借贷现象普遍,无息借款比重高;非正规金融是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户金融需求存在"二八分化"现象;农户借贷资金需求呈多元化;小额借贷比较普遍;借贷方式不规范。值得注意的是,户主年龄对农户获得正规金融借贷有反向的显著影响,而对借贷频率、无息小额借贷均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大额借贷、借贷规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借贷频率的影响为倒"U"形。农户人均收入与在正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的次数成同方向变动,人均收入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与其借贷资金用途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外,农户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借贷需求影响不确定。最后,本研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回归模型中,家庭总收入、学历、家用生产设备、非金融资产、家庭消费支出对农户借贷需求为正向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对农户借贷需求为负向影响.进一步对农户收入进行分组回归,不同收入组农户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中低收入组中,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没有显著影响,而在高收入组中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不同渠道下农户是否借贷及借贷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借贷满足对增加农户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至关重要。基于山西省高平市520个样本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户是否借贷及影响借贷规模的因素。根据借贷渠道的不同,将农户借贷分为正规借贷和民间借贷,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农户是否借贷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和家庭耕地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借贷规模显著负向影响,对借贷政策的认知度和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规模显著正向影响。从不同渠道来看,不同变量对农户是否借贷和借贷规模的影响有所不同。     

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数据,利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非正规金融显著促进农户转入农地;家庭人口数与家庭承包地面积负向影响农户转入农地,农业机械价值正向促进农户转入农地。为此,政府应充分考虑非正规金融的正向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为非正规金融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为农户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提供资金支持。     

呼图壁县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新疆呼图壁县3个乡镇的343户农民家庭实地调查数据,通过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农户资金借贷的需求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最高受教育程度与其是否需要借款没有显著差异;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常住人口数对农户资金借贷的需求情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经营耕地面积和农户的平均收入对其资金借贷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户金融借贷是缓解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资金流动约束的重要手段。本文以中国西部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金融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研,利用Tobit模型对西部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农户民间借贷经历、农户的单笔借贷金额等对农户借贷需求有正向影响,而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所拥有住房财产状况对借贷需求有负向影响。     

社会网络、经济特征对农户正规金融信贷的影响

利用2016年陕西省蓝田县227个样本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双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探究农户社会网络、经济特征对其正规金融贷款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社会网络中,亲缘型社会网络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正规金融贷款获得概率,交易型社会网络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正规金融贷款获得概率。在经济特征中,种植面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正规金融贷款获得概率和贷款金额,总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正规金融贷款金额,固定的经济来源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正规金融贷款金额。鉴于此,在农户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困难、非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政府应增加政策性贷款的推广范围和推广力度,努力完善非正规金融体系,正规金融机构应在合理的贷款风险控制下创新农村贷款形式。     

资源禀赋、主体认知与农户种粮积极性——基于政府抓粮行为的调节效应

农户是粮食生产主体,保护和调动其种粮积极性对稳定国家粮食生产和保障社会经济健康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黑龙江、河南、山东和山西4省917份种粮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资源禀赋、主体认知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实证检验政府抓粮行为对二者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调研地区大部分农户种粮积极性高,占比达到了82.88%。(2)资源禀赋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禀赋正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技术禀赋负向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土地禀赋和资本禀赋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不显著。(3)主体认知中,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态度的认知对农户种粮积极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政府抓粮行为在资源禀赋、主体认知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中存在一定的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政府抓粮行为在粮食生产年收入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中起正向调节效应,在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和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态度的认知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中起负向调节效应。这意味着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要重点关注农户的资源禀赋和主体认知,并重视政府的抓粮行为,提高政府抓粮积极性。     

代际效应与邻里效应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分析

为研究不同的社会关系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省1 116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Logit回归模型与系数集束化方法探讨了代际效应和邻里效应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代际效应与邻里效应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邻里效应表现为正向影响,而代际效应则表现为负向影响;2)相较于代际效应,邻里效应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更大。因此,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培训、建立科技示范户等手段,积极改变父辈传统农业生产习惯和思维,充分发挥种粮"能手"的科技示范作用,对于提高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积极作用。     

社会网络、正规与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了社会网络通过正规与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影响农户创业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获取正规与非正规信贷、创业概率和创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正规与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对农户创业决策及创业绩效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户正规与非正规信贷可得性在社会网络影响创业决策的路径中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但在农户创业绩效传导路径中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引导农户构建良好社会网络、深化和完善农村信用体制、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和非正规信贷法律监管等政策建议。     

农户最低收购价预期与种植结构调整——来自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调节检验

使用2018年湘、赣、苏三省水稻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农户最低收购价预期对种植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及农业生产性投资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农户预期最低收购价下降对种植结构变化、调模式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预期降幅超线对调模式行为的影响更显著,表明最低收购价政策变化传递出较明显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农户预期最低收购价下降、预期降幅超线和专用型设备投资对调面积行为的影响显著为负,且专用型设备投资与预期降幅超线交互项对调面积行为的负向作用更显著。这种负向调节效应源于农户专用型设备投资收益回报机制对水稻种植规模的“锚定”效应,使得专用型设备投资对农户面积减少行为有较大的延迟作用。未来种植结构调整应引导低端农产品向优质、品牌化转型,稳定农户生产性投资收益回报率预期,探索分类引导不同规模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政策。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基于襄阳市周边农村的调查研究

基于湖北省襄阳市周边农村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学历、土地总量、土地已流出时间、土地流出补偿形式、流转前后收入变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周围存在的土地流转现象、每千平方米土地年纯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调查结果显示,土地租出户主要以委托耕种的方式流出土地,外出务工、非农收入是获取家庭收入的主要途径;集约化生产、规模经营、经济作物种植是农户租入土地获得收益的主要形式。     

经济收益、政策激励、生态意识：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驱动力分析

为充分了解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动机和意愿,探究有效激励农户转向有机农业的驱动因素,基于兼具生态保护典型性和生态发展典型性的洋县朱鹮栖息地的816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和双栏模型,在考量生态保护的基础上,从经济收益、政策激励和和生态意识3个角度切入,探讨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核心驱动力。结果表明：1） 经济回报对农户参与有机农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经营成本和收入波动对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行为和程度影响都不显著;2） 补贴政策对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行为和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引导政策只对农户的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户的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而约束政策对农户的有机农业参与行为和参与程度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农户的生态意识对农户参与有机农业的行为和程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从交互效应来看,政策激励能够以补贴、引导、约束等多种形式提升经济收益对农户参与的拉力,能有效缓解农户的畏难情绪和风险顾虑。     

新疆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行为特征分析

调查了新疆400个农户家庭的非正规金融借贷数据,从非正规金融借贷的总体趋势、利率、期限和手续4个方面分析新疆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行为特征,总结了新疆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的特点。     

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的影响——基于河南与黑龙江省的调查数据

如何破解农户借贷难、融资贵的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引入社会资本分析农户借贷可得性,为拓展农户的融资渠道的研究提出了另一个视角。提出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借贷的五个假设,基于黑龙江省及河南省的调查数据对农户社会资本进行了测算。然后,通过建立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农户实际借贷金额、农户正规借贷金额、农户非正规借贷金额、农户借贷可得性水平以及农户正规渠道借贷可得性水平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际验证,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实际借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社会性别意识对农村妇女借贷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村妇女的借贷行为有利于减轻“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是否参与技能培训、受教育程度、丈夫的文化程度等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有年龄、丈夫的职业和家务劳动。     

农户生计兼业化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研究分析不同因素对甘肃省石羊河流域农户兼业分化经营行为的影响。【方法】 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文献资料分析方法,调查问卷针对流域756个农户,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二值probit模型,分析流域农户兼业分化趋势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农户兼业分化程度的综合因素。【结果】 在排序模型中,性别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负向影响,年龄在10%及5%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正向影响,婚姻状况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促进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农技培训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职分化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图书室在10%或1%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正向作用,文化广场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负向作用,粮食补贴在10%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负向作用,邻里关系在10%或5%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负向作用;农户家庭生活满意度在1%的显著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正向影响,农户环境满意度在10%显著水平上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负向影响。【结论】 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图书室、家庭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显著正向作用;性别、婚姻、农技培训、文化广场、粮食补贴、邻里关系、环境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户兼业分化程度呈显著负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