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化研究

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计算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剥夺程度,分析多维贫困的整体变动趋势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结果显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指标平均剥夺份额呈不断下降趋势;脱离多维贫困与进入多维贫困现象并存,均呈状态依赖特征。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机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贫困脆弱性呈二次曲线关系,并且开口方向向上;户主性别、婚姻状况、婚礼支出与贫困脆弱性负相关,但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医疗保险比例、劳动力比例、资产、耕地面积、户人均净收入与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家庭规模与贫困脆弱性显著正相关。     

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帮扶精准度研究

为进一步摸清民族地区贫困底数,提高帮扶精准度,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改进的Park瞄准数量缺口公式,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本研究首先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接着对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以社保和生活条件最为突出;2)家庭特征对多维贫困有重要影响,户主为女性,户主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贫困剥夺愈加严重;3)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是,民族地区贫困更多表现为绝对贫困,盲目外出务工非但没有减轻贫困,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4)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较低的帮扶措施做得相对较好,瞄准精度较高;5)整体上看,贫困帮扶中漏出问题比渗入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接下来应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多维识别和精确帮扶,并重点解决好绝对贫困、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渗入和漏出等方面的问题。     

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的多维贫困识别方法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收关之年,关注如何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回顾,结合学术界贫困研究的演进,应当重视多维贫困识别对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的重要作用。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教育、健康、生活、就业、社交等多个维度对农村地区家庭贫困状况进行识别,结果表明,相比于单一维度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识别可以反映更多家庭的贫困状况,并全面地反映农村家庭的贫困特征,从而针对性提升农村地区精准扶贫效率。     

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1省的多维贫困测度

为探究我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选取31省农村居民消费的8个维度,运用ELES方法测算出基本需求支出份额,建立多维贫困测度模型,进而计算出各地区不同维度的相对贫困指数和各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并着重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贫困空间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各区域的相对贫困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都呈现出"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空间梯度分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空间格局的主次因素,对影响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一个区域农民收入水平越高、非农收入占比越大、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则区域总体贫困程度越轻。因此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比重,加大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贫困问题。     

新疆墨玉县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防返贫对策研究

基于新疆墨玉县296份实地调研数据,采用Alkire和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法(AF法)识别和测算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对农户可能存在的易返贫致贫诱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地区、各指标间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各地区卫生设施和人均收入的贫困发生率为0,不存在剥夺;其他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夺。不同地区农户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芒来的农户贫困程度最为严重。(2)随着k值不断提高,多维贫困发生率(H)持续降低,多维贫困平均剥夺份额(A)稳步上升;多维贫困指数(M₀)逐步降低。当k∈[0,0.4]时,H>50%且明显降低、A<50%且稳步提升,M₀呈下降趋势;当k∈(0.4,0.6)时,H<50%且极速降低、M₀同样极速降低;当k=0.7时,H、M₀趋近于0。(3)不同维度对M₀的贡献率差距较大。其中,教育、生活水平、生活压力指标的贡献率分别为36.45%、23.76%和16.59%,居前3位;家庭资产的贡献率最低,仅为2.17%。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呈递...     

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方法和实证分析——基于我国9村调研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概念经历了由一元向多维度的扩展,传统单维度测量方法的局限性使得其无法解释贫困的现象,而多维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贫困的本质特性,包括复杂性、模糊性和渗透性等。在多维度贫困测量的框架下,简要回顾多维贫困测量的概念和方法,并利用A-F贫困双重识别方法对我国9个村的农户贫困状况进行了收入、教育、健康、住房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的测量。9村中3.3%的农户存在不少于4个维度以上的贫困,高于2010年我国的国家贫困发生率2.8%,而且农户在教育、健康、住房维度的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要高,不同的村庄多维贫困发生率不同,其中四川云梯村和云南南美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都超过了20%。农村扶贫政策需要考虑到教育、健康和住房方面,使得贫困地区共享发展的成果。     

福建山区相对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农户相对贫困及返贫问题依然严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福建山区61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4个维度出发采用A-F方法测度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发现收入、教育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贡献较大。通过二值Logit模型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个人、家庭以及村庄方面指标均会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缓解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状况提相关政策建议。     

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分析测算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及其影响因素,从农村居民的个人特征、健康状况、健康经济负担、健康风险应对能力4个维度出发,选取与之相关的9个指标对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Tobit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与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家庭常住人口、婚姻状况、自评健康水平、风险性卫生支出、医疗保险类型与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其中,风险性卫生支出(回归系数为0.202 55)是影响健康贫困脆弱性的最重要因素。分析认为,识别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政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方案并制定预防式的多维管控政策。     

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测度与分解

采用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方法,基于拉萨市农牧区民生调查数据,对拉萨市农牧区总体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拉萨农牧区扶贫效果显著,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农牧区在教育维度上被剥夺程度明显,纯牧区的多维贫困指数高于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维度和指标分解上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生活水平,预防性保健检查和生活燃料对于总体的贡献也较高。     

妇女多维贫困测量、分解与精准扶贫——基于福建省“巾帼扶贫”五年攻坚计划调研数据

为了解妇女多维贫困度,采用MPI指数的A-F方法,利用2015年福建省妇联"巾帼扶贫"五年攻坚计划专项调研数据,从11个维度对贫困妇女进行多维贫困测量,并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福建省贫困妇女最为严重的贫困状况为9个维度同时存在贫困现象。社会关系、健康、教育、卫生设施、决策权这些维度对福建省贫困妇女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龙岩、泉州、漳州、南平等地区在不同维度取值下分别显示贫困贡献率较大。     

湖北农村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5年、2008年和2010年对湖北农村家庭调查数据,测算了湖北农村家庭在三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影响农村家庭贫困的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农村家庭的收入持续增长,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比重,但其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农村家庭的贫困发生、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培训、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从业类型、地形条件和最近市场距离对农村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特征分析——以山西省3个贫困县为例

为更准确、全面反映山西省三个贫困县农户贫困的现状,利用建档立卡系统数据计算出多维贫困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进而分析三县多维贫困程度及各维度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考虑4个维度时,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8.3%,远高于同期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来说,生产性固定资产及畜禽贫困维度最高,其次是卫生设施、成年人教育年限及耕地维度.     

社会网络、融资约束与农户多维资产贫困——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在周急济贫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家庭融资约束,降低农户家庭资产贫困发生率。基于2016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采用A-F双界限法测算了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交互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加剧了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发生率;②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融资约束、多维资产贫困都存在直接显著负向影响,且"弱关系"社会网络的抑制作用较"强关系"社会网络更为有效;③社会网络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资产贫困,并且能够显著地降低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后脱贫时代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后脱贫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从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探讨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显著改善,贫困程度均得以缓解;从时空演变来看,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呈“东中轻、西重”格局,且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来看,生态环境维度的各指标相较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维度未达到贫困标准的省份较多。基于此,要统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并重。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多元化现象普遍,从多维视角分析贫困问题对科学制定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en的能力贫困理论,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探讨致贫原因。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家庭不仅在收入维度存在贫困现象,在受教育程度、健康、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安全用水等指标上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三个及以上维度存在剥夺的人口达到了89.1%,多维贫困程度达到了39.8%,多维贫困比收入贫困更为严重。虽然随着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覆盖率不断下降,但是贫困强度在逐渐加大;教育、收入和健康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分别达到了35.73%、19.37%和11.19%,是多维贫困产生的重要源头。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是大力投资教育,促进农牧民增收,加强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投入,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落后的思想观念,建立多维贫困精准瞄准机制。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 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     

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13年和2014年对内蒙古城乡家庭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内蒙古城乡家庭在两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内蒙古城乡家庭的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内蒙古城镇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内蒙古农村收入的绝大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在城乡家庭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贫困严重性在农村家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家庭呈现下降趋势;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非农劳动人数、家庭固定资产、家庭经营类型和地形条件对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云南“三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研究

以云南罗平县、寻甸县、东川区选取的80个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A-F方法定量分析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结果表明:8个贫困指标导致的单维度贫困发生率从高到低为生活水平、生产资源、收入、健康、教育、政治参与度、卫生设施、家庭资产,1～7维度导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93.75%、83.75%、43.75%、27.5%、10%、3.75%、1.25%,而生活水平维度(尤其是住房条件)和生产资源维度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贡献率最大。据此提出扶贫工作应围绕多个维度展开,且要有所侧重,才能使农村贫困人口真正实现脱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