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民主的再思考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进而对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带来冲击,在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上出现了诸多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素质、纠正基层民主治理的错误认识、杜绝宗族家长制的干预影响。     

宗族文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研究——以汕头市浮西村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村民自治研究凸显。研究村民自治必须 立足于乡村社会,宗族文化则是村民自治实施的乡村文化基础。本文以宗族文化浓厚的潮汕地 区作为研究对象,立足潮汕农村社会,探讨宗族文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为潮汕宗 族文化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良性互动建言献策。     

新时代法治背景下农村宗族问题研究 ——基于政治学视角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由于农村宗族文化与村民现代性的发育不足,宗族集体的消极部分往往以狭隘的本族利益为归依,宗族间的争斗意识成为干扰和抗拒行政权力的工具。论述新时代法治思想背景下宗族在政治方面的主要问题及宗族对法制建设的影响,针对性地提出了稳定开展宗族治理的应对对策,为规范有序进行农村治理提供参考。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及其风险的经济学分析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实质是一种集体选择,实践中存在形式与实质相背离的风险。本文用"多数通过"的投票制度选择、"相继投票悖论"、"‘投票成本自负’与‘投票利益均摊’"等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农村基层民主选举风险,得出了在"多数通过"的制度设计下,农村基层民主选举风险不能消除,但可以降低的结论。     

转型社会中宗族精英的村治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社会实现了新的转型,宗族势力则随着这种转型在农村得以复兴,宗族精英就在这种社会转型和宗族势力复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乡村社区中的"守门员"角色。农村改革的推动、市场经济的勃兴以及现代化的推进为乡村社区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现代化社会因素,使乡村社会的活力得到释放并造就了众多的宗族精英。本文分析了宗族精英在转型社会中的村治必然性及其缘由,揭示了宗族精英在村治功能发挥中的内在机制,从而提出了宗族精英在村治良好愿望的路径选择。     

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选举权是农民群众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实行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以来,特别是201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正后,经过多次选举实践,广大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制度逐步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也比较薄弱,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农村人情消费现状及对策分析

人情消费历来是中华民族维系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存在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手段。但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人情来往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人情消费的名目增加，消费方式的货币化日趋明显，人情消费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增大。出现了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人情消费攀比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了引导农村人消费回归理性的对策建议．     

农村“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本土化发展研究

为破解农村严峻的养老问题，聚焦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探析“时间银行”理论基础及国外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比分析国内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结果表明，中西思想文化不同、社会环境差异导致组织基础缺失，是“时间银行”本土化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农村“时间银行”具有可依托的宗族组织、相契合的“人情互助观”及更广泛的互助群体等优势，提出以存取筹资、服务运行和监督管理为3大支柱，构建农村“宗族-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本土化发展模式。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情关系变迁

人情关系是中国农村社会普遍的民俗现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农村以血缘和亲缘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已悄然发生改变。人情交往中理性权衡因素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情关系明显带有"工具理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人情关系的货币化,人情名目繁琐、礼金额恶性攀比,人情范围的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亲族外"弱关系"的力量不断凸显。     

农村人情消费的初步探究——基于吉林省长岭县农村人情消费调查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和理财意识的提高,中国农村人情消费状况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现基于对吉林省长岭县农村人情消费的调查进行取证,结合农村独特的社会特点,以农村的人情往来为切入点,结合消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逐步进行剖析。     

农村宗族:内涵扩散、特质及其未来

宗族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概念,社会的演变和发展赋予了宗族新的内涵.本文探讨了农村宗族内涵的扩散、特质,认为宗族是与现代化相悖的,宗族趋向消失是历史的必然;研究了宗族在其消失进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及其克服措施.探讨农村宗族问题,对于维护农村稳定、构建和谐农村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研究

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现状,认为我国村级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确立了村级民主建设的原则和框架,村民的民主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实施村民自治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如何克服宗教和乡规民约的缺陷;如何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如何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四个民主"的方式加强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     

中国乡村宗族文化中的现代法治基因

中国农村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农村法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关注的问题,但多数学者视中国传统文化为法制现代化的障碍。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现代法治的基因以及乡村宗族文化的特征,提出了乡村宗族文化中蕴涵的规范意识是农村法制的生长点;乡村宗族势力构成的法治集团是农村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村务民主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实行村民自治20多年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民主选举取得长足进展、走向制度化的同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要以选举为起点促进村务的民主管理;以程序为重点影响村务民主管理结果;完善相关制度,保证民主管理的制度供应;培育农村民主文化,提高村民决策能力。     

广西农村人情消费变迁研究

从消费内容、消费对象、消费方式、消费水平、消费心理五个方面,研究广西农村人情消费变迁的现实表现,发现当前农村人情消费出现异化现象,人情关系发展过度化,分析其变迁原因并提出促使农村人情消费变迁合理化的建议。     

移民的宗族情结与地方社会权力的契合——以明清时期的陕西商洛为例

明清时期,在政府强制、引导及自发形势下,以湖广为主体的大量移民涌入商洛,他们往往以家族为本位,以族长为领袖聚族而居.政府允许他们垦荒或购买土著人的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且将他们编入当地户籍.还利用移民的宗族情结,授予族长以管理地方社会的权利,很快实现了移民与地方社会公权力的契合.随着移民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的长久和长期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宗族情结逐渐发生了变化,宗族强烈的族群归属感向互济意识的转变是移民与土著居民契合的桥梁；宗族的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变是移民与土著居民契合的关键；宗族的农民自为向自觉意识的过度是移民与土著居民契合的催化荆.     

论河洛移民与江西宗族的发展

本文所指河洛不是指独狭义的河南省,而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即广义的中原地区。中国南方的宗族姓氏源头大都可追溯到河洛地区,以江西为例,江西宗族的形成大致在南宋,这些宗族姓氏正是主要来源于自唐后期之后进入江西的河洛移民,移民繁衍成宗族。宗族传承河洛文化精神,也即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形成了江西的宗族文化,而宗族文化又塑造了基层的国民性。     

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全面宗族化

在元明时期,江西的宗族得到大发展,形成了成熟而完备的宗族建设机制.到清代时期,江西农村社会走向全面宗族化,表现在聚居形式的宗族化、基层社会活动的宗族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宗族化和农村宗族势力的强大.     

基层组织的秩序重建——宗族组织的再生与改造

宗族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独特性历来是中外学者所关注的焦点,与以往宗族的研究不同,当代宗族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转向,即在乡村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探讨宗族组织的发生和实践机制,把宗族看做是基层社会变革下的秩序重建。宗族的发生和实践是为了解决市场与社会双重危机下的基层创新。宗族研究的现代转向不仅关注当代宗族在农村社会的复兴,同时也把重新追溯宋以来新的宗族组织理念和结构的变革,宋以来新的宗族组织的产生是宋代以来基层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变迁所导致。新的宗族研究注重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分析,关注结构转型下的社会变迁,改变了过去研究中或者功能论或者思想论的缺憾。     

从国家与社会研究架构比较村民自治与宗族复兴

村民自治与宗族复兴均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广大乡村社会的两件大事情,虽然都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但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架构来看,它们却具有本质的不同.笔者即想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架构下对这两大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将丰富对于诸如民主政治、乡村治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现代化、农民负担等一系列农村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