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实证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农地转出行为与农户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土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测度的指标体系,利用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农地转出户与非转出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探讨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两类家庭的生计资本水平总体均不太高,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总值略小于农地非转出户。其中,农地转出户的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农地非转出户,而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存量均低于农地非转出户,特别是自然资本的差异比较明显。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的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均造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农户的金融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此外,农户的生计资本还受到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等特征变量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非农就业机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强化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促进其生计转型的对策建议。     

生计资本对农地转出户分层城镇化选择意愿的影响分析——以浙江萧山农户为例

农地转出户相比其他农户更有动力与条件完成个体的城镇化。选择农地转出户为切入点,以浙江省萧山的被调查农户为对象,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地转出户分层城镇化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生计资本与农地转出户选择到建制镇、县城、市区(普通地级市市区)又或者省城地区城镇化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为了引导农户科学选择城镇化区域,应该在农地流转中通过政策设计引导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变。     

农地转出行为是否会改变农民家庭的生计策略——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DID模型估计

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采取农业型和农兼型生计策略产生了显著负向作用,对非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对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效应有限,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户可以通过调整自家的生计策略适应农地转出所引起的变化。另外,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证实估计结果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建议今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加大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支持力度。依据不同类型家庭的实际需求,为农户制定适宜自身发展的差异化鼓励政策,带动发展具有当地特色且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非农“产业”,实现农地转出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流动、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鼓励农民从事非农就业,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中,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运用分位数回归法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和农地流转的动态关系,探讨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中,相较于74.15%未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25.85%进行农地流转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0.46万元;农地转出户的劳动力流动时间高出农地未流转户1.3倍,使其家庭可支配收入比农地未流转户提高0.70万元。另外,增加劳动力流动时间更有利于提升低收入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行农地流转也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可支配收入,并且农地转出户比农地转入户的提高幅度更大。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动态关系程度越高,相较于西部地区更有利于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因此,建议不断加强对农民的投资和培训,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制,实行有区域差别的农业政策,以保证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收入。     

农地经营权流转中农地转出户福利的变化——以西安周边地区为例

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选取农地转出户为研究对象,以农地转出户福利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研,对陕西省西安市周边农地经营权流转较活跃的6个县(区)30个行政村进行实地调研,共收集整理254份有效问卷,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流转前后农地转出户的福利变化。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筛选出构成农地转出户福利的6个公共因子即功能性活动指标,并根据因子载荷矩阵确定6个公共因子的构成指标,从而确定农地转出户的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测度模型,根据隶属度及总模糊指数的计算,分析农地经营权流转前后农地转出户福利前后的变化。结果表明,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总体得到提升,但不明显。其中农地转出户的经济状况、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参与自由及合理性都得到提升,但社会联系、健康状况小幅下降。     

农地流转中农户行为决策及其福利效应

从农户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应用Logit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测算和比较分析农地流转农户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农户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环境、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等是农户转出农地的重要诱因,农地价值、农机价值和农业补贴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转入土地。用PSM控制样本农户禀赋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户主健康有改善作用;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用PSM-DID进一步控制经济社会条件变化趋势差异后,分析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人均收入、人均非食品消费仍有改善作用,但对户主健康有负向影响;农地转入对农户人均收入仍有改善作用,对农户人均非食品消费和户主健康的影响仍不显著。建议在关注农地流转户增收问题的同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善进城务工农户和留村农地流转农户的健康、消费支出等福利。     

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评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寻提高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的路径,基于湖北省5区1市的416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DEA-BCC模型测算农户的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并构建农户生计脆弱性、农地价值认知、农地流转影响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的概念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数据进行拟合。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的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较低,转入户、转出户以及未流转户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417、0.351、0.310。农户生计脆弱性对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不具有直接效应,农地价值认知对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具有正向直接效应。相对于生计脆弱性低的农户而言,生计脆弱性高的农户由于对农地具有依赖性,反而表现出较高的农地价值认知,进而间接正向影响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但仅依靠这种基于个人需求角度产生的农地价值认知并不能真正实现农地利用的可持续集约化。农地流转在农地价值认知与农地利用可持续集约化水平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促进了认知到行为的转化。研究建议：通过鼓励转入农地、完善农业生产补贴政策,降低缺乏农业资源的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非农技能培训,降低生产能力较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完善农地流转价...     

主体利益视角下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形成机制研究

农地流转是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有效方式。从主体利益视角考察农地流转的行为决策形成机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推进农地流转工作。结合实地调研并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和农户行为决策理论分析得知,理论意义上,农地转出户和转入户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考量做出农地流转行为决策;在实际农村当中,亲戚朋友之间往往是自发流转,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的结果不仅考虑经济利益,还需考量人情社会关系;政府介入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农地规模流转并抬高地租。     

农地转出户选择流转对象的影响因素漫谈

农村土地流转不仅仅关系到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的的优化配置。还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但是。自从土地流转执行以来．也出现了很多的弊端,其中以农地转出户注重眼前利益,造成流转农地资源难以科学有效的利用的问题最为严重。对于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积极去探析影响农地转出户选择流转对象的因素,以便及时的流转目前的局势,保证农村土地流转朝着健康,科学的方向不断发展。     

农地流转的诱因及其农户福利效应研究——以山西省忻州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忻州市农村调查数据及统计数据的比较分析,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诱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有了更全面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的主要起因是农业收入太低、农户户主年龄较大或家庭成员有疾病;非农收入比重、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家庭成员是否有党员对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拥有土地价值、农业机械价值、是否困难户与到县城时间对农地流转有显著负向影响。农地转出后农户福利水平总体有所改善,但仍有工作稳定、劳动力健康、强关系、失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水平是降低的。基于此,对于促进农地流转有序开展及农地流转助推农户福利改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农地流转问题——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户调查

新疆南疆贫困地区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农地流转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基于农户具体行为的研究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南疆贫困地区农地流转的现实情况。通过对南疆三地州的入户调查发现,新疆南疆地区农地流转规模较小,以自发流转为主,流转形式多为转让、转包,流转期限较短,流转意愿并不强烈。由调查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农地流转后存在的农户生计风险、农户间潜在的纠纷及耕地质量退化等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针对新疆南疆地区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农地流转行为及加快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对策建议。     

西南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农户可持续生计问题是解决山区聚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借用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西南典型山区三峡库区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和由此决定的资产配置方式——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农户5种生计资本极不平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分分别为0.490,0.379,0.245,0.073和0.069;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有利于农户类型由纯农型向农为主型转化;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有利于农户类型由纯农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降低农户的自然资本,有利于农户类型由纯农型向非农型转化.基于实证研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一是有针对性的开展农业、非农技术培训,提高农户职业技能;二是制定贷款政策时适当向农户倾斜;三是鼓励乡村能人整合村落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网络资源,增强集体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     

农地流转对农户分化的影响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筛选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的(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和2015年的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做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分化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1)相对于纯农户,农地转出对农户兼业化和非农化具有负向抑制作用,并且对农户非农化的影响更加显著。相对于兼业户,农地转出对农户非农化没有显著影响;(2)相对于纯农户,农地转入对农户非农化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农户兼业化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兼业户,农地转入对农户非农化没有显著影响;(3)户主为老年人、家庭人口、承包地面积和所在地区总体对农户分化具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交通状况总体对农户分化产生负向影响。     

农地确权会提高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吗?

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有助于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基于农地确权政策的推进和农地要素市场逐步发育的背景,以江西省12个县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例,把农地转出方是否会在契约有效期内提高租金而形成违约作为衡量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的标准,运用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的关系。结果表明,83.14%的农地转出户已完成确权,但仅有32.40%的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选择书面合同,农地流转契约总体规范性较差,法律约束力较低。农地确权并未直接对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政策效应未能凸显;但农地转出对象的非亲缘化、合同的规范化、转出方的近期调地行为却会降低农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因此,恰当运用农地确权成果,充分融合关系契约与正式契约,维持承包关系稳定,是提高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的重要选项。     

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秦巴山区684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测度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及生计资本指标值,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非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存量最大,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存量最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建议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丰富农户生计方式选择,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     

产权风险下农户农地无偿转包方式选择——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

发育农地流转市场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农户农地无偿转包一直被认为是农地交易市场发育不充分的表现。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农地存在产权风险的原因出发,利用山东、湖北和广西三省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双重制度下农户选择以何种转包方式规避产权风险,探讨产权风险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户是否选择无偿转包农地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转出中有偿转出占比为67.87%,无偿转出占比为32.13%。确权农户中无偿转出占比仅为27.27%,低于未确权农户无偿转出占比61.70%,转出对象为亲友时的无偿方式占比为69.53%,远高于非亲友时的9.26%。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无偿转包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确权安全感知可显著抑制无偿转包农地行为;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可显著促进农户选择无偿转包行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下,农户确权安全感知的提高有助于解除农地交易双方关系对农地无偿转包的锁定效应。因此,需以农地确权为契机,提高农户产权安全感知,充分发挥农地流转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效应,实现市场与关系的契合,引导农户积极实现土地财产性收益,从而有利于农地流转市场转型和优化资源配置。     

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为例

为喀斯特高原山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和精准扶贫提供参考依据,采用问卷调查与参与式评估法,以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为例,依据问卷调查数据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状况与生计策略转化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整体表现失衡;金融资本指数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最低;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获得信贷的机会和亲友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是影响毕节撒拉溪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生计关键指标,对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转化起促进作用。针对毕节撒拉溪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提出改善农户生计状况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喀斯特高原山地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为例

为喀斯特高原山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和精准扶贫提供参考依据,采用问卷调查与参与式评估法,以贵州省毕节市撒拉溪为例,依据问卷调查数据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状况与生计策略转化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主要采取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农户生计资本整体表现失衡;金融资本指数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最低;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纯农型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是影响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获得信贷的机会和亲友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是影响毕节撒拉溪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生计关键指标,对纯农型向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转化起促进作用。针对毕节撒拉溪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提出改善农户生计状况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疆伽师县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研究

以新疆伽师县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风险和可持续生计能力3个方面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建议。结果表明，在生计资本中，农业为主型农户的自然资本值和社会资本值高于兼业为主型农户，人力资本值、物质资本值和金融资本值低于兼业为主型农户。在生计风险中，教育风险>自然风险>就业风险>健康风险。在可持续生计能力中，兼业为主型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的综合得分高于农业为主型且差异较小。根据以上结果提出增加生计资本存量、加强生计风险管理、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建议。     

产业扶贫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扶贫是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关键,探究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提高农户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产业扶贫措施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享受产业扶贫政策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均高于未享受过产业扶贫政策的农户;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户中各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较为匮乏,明显低于其他四项资本.产业帮扶措施对贫困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