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评估视野下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出路

精准扶贫是新形势下政府扶贫的新措施,旨在帮助贫困户或贫困地区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面貌。精准扶贫政策自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问题仍然凸显。以W村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展开论述和探讨,从发展生产力、增加教育投入、赋权于民等方面解决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大学生“三下乡”助推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研究

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与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略紧密结合,是落实和推进精准扶贫战略的有效渠道。为促进帮扶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可通过服务需求、健全机制、加强基地建设、整合资源等四项措施来保证大学生“三下乡”助推精准扶贫的常态化和可持续性。     

广东第三方扶贫评估推进乡村振兴实证研究与对策建议

运用分层抽样、进村入户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首次对广东开展第三方扶贫调查评估。对2017年广东14市28县56镇150村3363户进村入户的第三方扶贫调查评估结果表明,未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广东脱贫标准线(6883元)的贫困户,医疗、教育、住房"三保障"政策落实到位,产业扶贫机制逐步建立,省内对口帮扶效果明显,贫困户对政府扶贫测评满意度高达96.7%。通过实地调研,总结出五保户集中安置、建立贫困户转移就业平台、贫困户入股产业化扶贫、整镇推进产业扶贫、光伏资产性收益扶贫、本科生教育补助扶贫等新模式、新机制。从提升顶层设计、加强农业产业扶贫、健全"三规(划)合一"机制、探索"一院一所一库"新机制、建立"一员一团一分院"科技扶贫模式、强化第三方动态监测评估、优化评估指标体系等方面,提出广东推进精准脱贫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     

鄂东农村“三留一外”精准扶贫对象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通过调研湖北东部农村地区"三留一外"人员心理健康状况,为鄂东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数据支持。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测评"三留一外"人员心理健康状况,通过与参照人群进行对比,获得调查研究结果。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多项症状自评指标高于参照人群,留守妇女和外出务工人员全部症状自评指标高于参照人群。认为鄂东农村"三留一外"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整体偏低,尤其是留守妇女和外出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     

“生态扶贫”与“经济扶贫”相结合模式——以欧李产业开发为例

新常态下,创新精准扶贫工作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探索"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共存模式,尤其对于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扶贫攻坚更为重要。本研究以沙生植物欧李产业开发为例,论述了"生态扶贫"与"经济扶贫"相结合的新模式。欧李最大特点就是抗逆性强,生态功能显著,其果、仁、叶、根、花等综合利用程度高,经济效益明显。欧李产业涉及到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医药、旅游观光等诸多领域,其综合价值的深度挖掘与产业开发,不仅是当今人们日益增长的大健康需求,也是扶贫攻坚及沙产业开发的需求。本研究认为,以"生态扶贫"为先导的"经济扶贫"是精准扶贫的精髓。     

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精准扶贫工作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必然要求,但目前农村精准扶贫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或难点,主要表现为贫困对象识别不准,扶持方式方法不够科学,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机制。要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应该将政府扶贫、市场扶贫和社会扶贫有机结合,根据不同的贫困类型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并进行动态管理,同时还必须健全扶贫工作考核机制和评价体系。     

精准扶贫背景下高职院校农村学生“精准资助”研究

目前,高职院校资助工作仍然存在资助对象识别不准、重物质帮扶、轻思想引导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助育人效果。因此,必须根据贫困生的实际情况,构建与高职院校相适应的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有针对性地解决高职院校农村学生因经济困难造成的思想、心理、学习和生活等贫困问题。     

农村精准扶贫的问题与策略——基于花垣县精准扶贫的启示

基于"精准扶贫"的背景,剖析了传统建整扶贫存在的主要缺陷:即以促进区域发展来带动脱贫的效果不佳,真正贫困人口从扶贫开发中受益较少,政府宏观调控存在瞄准偏差,扶贫资金使用与管理机制存在缺陷。总结了花垣县"精准扶贫"的经验,主要是精准识别贫困对象、精准发展支柱产业、精准改善居民环境、精准提供公共服务和精准创新扶贫机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几点启示,即产业带动策略,教育先行策略,健全组织领导。     

云南“零分贝”扶贫模式对广西扶贫的启示

近年来,广西在精准扶贫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随着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其致贫原因更为复杂,脱贫主体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需要解决的都是扶贫攻坚期难啃的"硬骨头"。广西与云南毗邻,都属于欠发展的西南多山落后地区,贫困程度相似,致贫因素相似。已经在云南地区取得不错成绩的"零分贝"平台将公益力量有效地引入到扶贫中,进一步壮大扶贫的主体力量,其取得的喜人成绩和经验对广西新阶段该如何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农村电子商务对扶贫工作的效用分析——以广西横县“农村淘宝”项目为例

“三农”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热切关注的重点问题,21世纪以来,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推进农民收入增长。近年,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子商务公司在我国不断发展壮大,一度对传统商务模式造成重度冲击。国家也抓住这一契机,推出“电商扶贫”创新扶贫政策。本文以广西横县地区“农村淘宝”项目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该项目为当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建设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深究目前在当地生产、销售、消费三个过程中存在的制约该项目发展之根源所在。     

聚焦广西边陲贫困村扶贫义教活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报告

2018年7月,南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组建了一支由研究生组成的"三下乡"实践团队,深入广西宁明县那楠乡那陶村进行扶贫义教活动。实践团队利用自身专业优势,结合当地的贫困状况及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进行了对口扶贫和集中义教。在实践过程中,"三下乡"团队了解了当地的贫困状况,分析了致贫原因,探索了脱贫道路,既帮助当地实现脱贫,也为实践团队分析相关社会问题提供宝贵经验。     

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

在我国,新常态的影响已经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拓展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这些影响正在对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形成倒逼机制,只有顺应新常态形势,对扶贫工作机制进行有效调整,才能使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     

“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共享财务模式研究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互联网+"已成为一项重要战略,"互联网+"的工作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经过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共享服务平台是一种比较好的运营模式,在财务方面已经形成了一种财务共享模式。财务共享可以极大地降低精准扶贫的成本,从而加快农村扶贫标准化进程。因此,在"互联网+"背景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村扶贫的新模式,分析了农村扶贫的框架模式,也探讨了财务共享与社会发展,分析了财务共享的优势以及财务共享模式对财务管理的影响,高科技的发展给政府服务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几点思考

精准扶贫工作中,首先需要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明确"扶持谁"的问题,其次,要配强各级领导班子,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最后,要找准穷根,精准发力,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     

关于精准扶贫中“第一书记”的研究评述及其展望

"第一书记"制度是脱贫攻坚过程中的一项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将学术界现有的关于"第一书记"的研究划分为制度分析、实践现状分析、作用分析三方面,就此进行文献综述,并针对现有研究的空白进行了研究展望,认为对"第一书记"的研究应该延伸到整个农村社会场域,重视其对基层治理结构的影响,还应对不同级别的"第一书记"进行比较研究。     

旅游扶贫视角下“三空”地区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以河北涞源县留家庄乡为例

农村"三空"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开发旅游对乡村问题治理潜力巨大,但目前旅游扶贫效果不显著且缺乏持续性。为了对贫困农户进行规范化、系统化评价与分析从而实现精准帮扶,在对我国旅游扶贫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可持续生计的"三空"地区旅游精准扶贫分析框架,从生计角度剖析"三空"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同时以河北省涞源县留家庄乡作为案例区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案例区域可持续生计进行分析;找出案例区域旅游精准扶贫困境,并因地制宜地提出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以期为我国"三空"地区旅游扶贫提供参考。     

基于“直播带货”思考衡阳农村精准扶贫工作的新路径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形式,在巨大的引流效果下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本文主要对当下最为热门的“直播带货”助农现象进行探讨,并结合湖南省衡阳市农村精准扶贫工作,介绍“直播带货”这一新路径的应用现状、存在的不足以及可行的优化策略,为推动衡阳“直播带货”与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度融合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农村改革与搬迁的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贵州、四川为例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都进行了各自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各地区针对自身特点,形成了符合实际的精准扶贫模式,通过梳理贵州、四川的精准扶贫典型案例,总结精准扶贫的经验,为其他地区精准扶贫的推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精准扶贫:基于“三权”视角的扶贫多维瞄准和多步瞄准融合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扶贫理论体系,精准扶贫实现了从单维向多维、从单步向多步瞄准的内涵嬗变,体现了多维瞄准和多步瞄准的高度融合。政府行政权、精英控制权和群体话语权是融合的结点,三者的强弱变动关系推动了融合的阶段演化。我国扶贫瞄准融合经历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精准扶贫将融合的阶段推向了高级阶段,但在此阶段依然存在众多困境,包括政府行政权分布不均、精英控制权难以抑制和群体话语权力不从心等问题。要使我国扶贫瞄准迈入新的阶段,必须均衡配置政府行政权、有效抑制精英控制权和着力提升群体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