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数字技术使用、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乡村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和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信息效应与决策行为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探讨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创业比例为9.4%,创业积极性不高;数字技术使用的农户比例为44.6%,使用率偏低;主观风险偏好超过其样本均值和持有金融产品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0.6%和1.9%,风险偏好程度较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创业比例高出8.8%,主客观风险偏好较高的农户创业比例比主客观风险低的农户分别高出4.0%和10.1%。数字技术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强度,且低学历、在婚、参与借贷、人情支出较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户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创业;数字技术使用强度（时长）和深度（学习、社交、商业活动）均可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提升农户创业概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通过加快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农村互联网创业技能和创业...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数字资本对农户增收稳定性的影响——基于个体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基于山东省青岛市212名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测度了农户的数字资本和个体动态能力,并以个体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农户数字资本对其增收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农户的数字资本能够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其增收稳定性;个体动态能力在农户数字资本与其增收稳定性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农户增收稳定性。基于此,从提升数字资源接触和数字应用能力两方面分别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从硬件建设和政策设计方面提升农户的数字资源接触,利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提升农户数字应用能力。以期在数字经济时代能够更好地提升农户数字资本,助力数字乡村发展并促进农户收入稳定增长。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且互联网使用通过信息渠道效应这一作用机制来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因此，进一步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互联网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与运用，对于农户家庭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农业农村数字化是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赋能效应。构建农业农村数字化的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探究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为缓解“数字鸿沟”难题、保障农业农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方法】选取 2011—2020 年我国 31 个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农业农村数字化水平进行测算,然后使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考察数字化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门槛模型探究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1）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增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水平每增加 1% 单位,农户收入平均增长 57.4 元;正向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但在中部地区表现为抑制、西部地区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表明存在“数字鸿沟”;（2）农业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户兼业发展、加速土地流转、提高农户融资概率、促进农产品销售等途径作用于农户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数字化与农户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第一门槛值为 33.401,第二门槛值为 148.370。随着阈值区间的提高,农业农村数字化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正 U 型”关系。【结论】农业农村数字化能够有效促进农户增收,但“数字鸿沟”困境仍然存在;提出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数字化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区域差异化的数字化发展策略等政策启示,以促进农户增收。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陕西省1051户样本数据的估计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户收入的新举措。本文以陕西省眉县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PSM-DID模型,分析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和对不同生产效率农户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集体土地经营模式以内股外租为主,规模经营效果显著,股份分红比例达45.45%。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初显成效,对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影响效果不一,但对家庭总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有效提高农户家庭总收入1.729万元。同时,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产生股份激励效应、产业带动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效应,形成对农户增收的稳定传递机制。此外,基于不同作用机制下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对不同生产效率农户的家庭收入具有差异性影响,对生产高效率农户的经营性收入提升更明显,对生产低效率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更显著。因此,建议积极推进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实施差异化土地股份合作制技术手段,健全土地股份改革的相关管理和服务等,以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     

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民增收?——基于城镇化调节效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影响实证研究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基于城镇化视角,利用2012—202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作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调节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并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也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在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民群体中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适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增收的协调发展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典型的农村偏向型政策,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服务体系、农业信息技术、信息数据平台等在乡村的建设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的实现途径,提高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务性收入水平。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仍面临地区发展不平衡、数字化人才缺失、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应通过促进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主体积极性、落实政府助农的财政政策等途径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惠农效果,带动农民增收。     

土地征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实证

被征地农户的生计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大局,探讨征地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国家统计局及国内外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分别从征地时间和地区差异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征地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净效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样本征地时间与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征地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水平,且被征地农户家庭总收入均值明显提高3 151元,但简单均值对比分析明显高估了征地对农户增收影响效应。从样本的征地时间差异可知,征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征地时间周期越长农户增收效应越明显,家庭总收入的净效应从2 632元逐渐提高到5 257元。从样本的地区差异可知,土地征收对于农户收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征地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差异性,而东部地区征地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最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征地并不能明显带来农户收入的增加。为切实提高中西部地区被征地农户收入水平,需要继续进一步完善农地的"三权分置"制度,鼓励闲置土地进行流转,结合农户特征与意愿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适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征地补偿标准,采取多元化的补偿安置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基于数字基础与城镇化的视角

促进农民稳步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之一,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数字基础和城镇化视角,以广东省为例,利用2011—2020年各地级市数据,运用OLS模型、分位数回归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变异系数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发展趋于均衡;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变异系数稳定在0.3左右,但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存在显著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其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逐步递减。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收入农民群体和珠三角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此外,数字基础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帮助低收入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提出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完善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建议。     

土地流转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土地租赁市场对促进农户收入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成效,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运用内生转换(ESR)模型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收入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UQTE)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GQR)模型,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农户人均收入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如果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能够参与土地流转,其家庭人均收入可以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土地流转对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且区域差异明显,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总之,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缩小农户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民幸福感：基于创业中介视角的实证

为研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农民创业中介视角,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和农民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通过Oprobit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异质性及其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组群差异。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创业在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民幸福感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推进农民创业是数字金融使用提高农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相比于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最有助于提高农民幸福感;数字金融使用最有利于提高女性、已婚、年龄在60岁以上及低学历农民的幸福感。     

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及异质性

以2014—2019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收入来源渠道角度检验金融科技对江苏省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得知,金融科技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影响农民增收,但不存在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财政支农强度促进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得知,金融科技对非粮食主产区作用更加显著。政府要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正规、完备的农村征信数据库及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农民广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民增收的效应

【目的】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可以丰富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内容,充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为加快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进程提供启示。【方法】基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运用 2012—2021 年全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探究数字经济对农民增 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非线性溢出特征,最后借助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异质性。【结果】（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增收,经过工具变量法、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产生显著促进效应,对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水平,助推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3）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且该效应在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下得到进一步强化。（4）数字经济会长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呈“倒 U 型”,其中中等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数字经济发展对中、西部农民增收的推动力明显强于东部地区。【结论】数字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要素,基于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力度、创新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融合发展机制、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以及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统筹联动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劳动力与资本要素错配的分析

数字经济加速了现代产业要素与乡村传统产业的融合,如何利用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各省份数字经济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探索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性;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要素错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本要素错配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省份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升要素配置水平,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农用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分析——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视角

通过对2005—2019年不同省份农用地流转率、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的分析，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农用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户收入三者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其中的中介效应机制。同时还将全国各地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3个区域进行了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加快农用地流转不仅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还能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作为农用地流转与农民收入之间的中介变量，间接增加农民收入。从分样本来看，东部、西部、中部不同地区农用地流转都可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均与农民收入呈正相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也几乎都成立。但西部地区农用地流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机械化对农户收入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数字经济参与对高素质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基于江西省高职扩招高素质农民专项调查数据的实证

为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高素质农民的创业行为,使用2022年江西省高职扩招高素质农民专项899份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的中介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参与对高素质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参与对高素质农民创业行为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对数字经济参与差异化分析发现,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供销和数字化金融均对高素质农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数字经济参与对高素质农民创业的促进效应还会因是否参加技能培训和高素质农民的类型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对有培训基础的高素质农民创业的促进效应高于没有培训基础的高素质农民;对生产经营型高素质农民创业的促进效应高于其他2种类型的高素质农民。3）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本在数字经济参与对高素质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鉴于此,要针对性提升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加强高素质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和提高高素质农民主观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资本,促进高素质农民创业能力提升,进一步打造乡村振兴“主力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助力农业现代化强国建设。     

空间视角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数字乡村建设对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分解方法，深入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空间溢出效应的规模、范围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2011－2021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升，但存在明显“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表现为“高－高”和“低－低”两种集聚模式。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且这种溢出效应存在衰减特征，其中，400 km和900 km分别为空间溢出效应密集区和溢出效应边界的半径距离。因此，在利用数字致富的过程中需要明晰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因地制宜制定相应政策，破除地区间数字信息溢出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