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测度、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数据库实证探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水平和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总体先下降、后反弹上升，且不同地域分布的农户和不同家庭特征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长期脆弱家庭和动态脆弱家庭也并存；农户家庭特征和外部发展条件显著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年长、家有患病人员、家有较多老人与未成年子女以及经历自然灾害等情况加剧家庭贫困脆弱性。户主高学历、家有较多劳动力，家庭成员参与医疗、养老保险以及家庭可便捷获取教育、医疗和信息服务，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效缓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耕地占有量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及农村农业机械化与合作组织发展未产生有效的贫困脆弱缓解效应。     

社会网络、融资约束与农户多维资产贫困——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在周急济贫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家庭融资约束,降低农户家庭资产贫困发生率。基于2016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采用A-F双界限法测算了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交互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加剧了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发生率;②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融资约束、多维资产贫困都存在直接显著负向影响,且"弱关系"社会网络的抑制作用较"强关系"社会网络更为有效;③社会网络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资产贫困,并且能够显著地降低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我国农户贫困持续性及决定因素分析——基于相对和绝对贫困线的再审视

我国的扶贫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巨大成功,农户贫困率降低十分显著,但随着扶贫的深入,消除剩余贫困的难度也不断增大。基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1 362户农户持续10年的微观调研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统计指标和计量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户贫困的持续性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虽然我国农户贫困主要是暂时性的,但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持续性贫困人口比例将显著增加,且区域分布不均衡,东西部在贫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户个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其脱离持续性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减少社会排斥将促进弱势农户提高社会资源积累,有助于农户脱离长期贫困。分散收入风险,也有利于农户摆脱长期贫困。除了人力资本、社会排斥性、收入风险等对农户贫困持续性产生影响外,地区资源禀赋,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差异会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当农户长期处于贫困,这表明其脱离贫困的难度更大,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程度更深,应当是扶贫政策关注的重点。     

福建山区相对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农户相对贫困及返贫问题依然严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福建山区61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4个维度出发采用A-F方法测度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发现收入、教育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贡献较大。通过二值Logit模型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个人、家庭以及村庄方面指标均会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缓解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状况提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动态研究

利用2004—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4轮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选用教育、健康、资产和生活质量4个维度8个指标,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并将总体多维贫困分解为慢性多维贫困和暂时性多维贫困,同时考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整体多维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和剥夺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暂时性多维贫困;暂时性多维贫困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慢性多维贫困比重则相反。     

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分析测算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及其影响因素,从农村居民的个人特征、健康状况、健康经济负担、健康风险应对能力4个维度出发,选取与之相关的9个指标对宁夏农村居民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Tobit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与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家庭常住人口、婚姻状况、自评健康水平、风险性卫生支出、医疗保险类型与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其中,风险性卫生支出(回归系数为0.202 55)是影响健康贫困脆弱性的最重要因素。分析认为,识别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政府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方案并制定预防式的多维管控政策。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3.0%。2)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均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表明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因此,建议从多维视角改善农户的家庭福利,发挥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减贫作用,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生态退化下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研究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有助于分析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特征以及主要影响因素,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制定扶贫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以重庆市奉节县为研究区域,基于1 496份贫困农户问卷和60份村干部问卷,建立适用于三峡库区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估指数模型对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受生态退化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纯农户以及处于极强度生态退化区域的贫困农户;②石漠化与水土流失是影响奉节县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因素;③生态退化严重区域降低贫困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以及进一步通过相关扶贫政策引导区域贫困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提高其适应能力.     

家庭特征对农户自然灾害承灾力的影响——以四川211户受灾农户为例

本文分析农户家庭的内部特征中生产生活设施、家庭规模、性别构成、健康状况、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对自然灾害承灾力产生的影响。以四川省211户受灾农户的调查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四川省农户的自然灾害承灾力均值为0.39,标准差为0.09,体现农户自然灾害承灾力整体很弱;且三州的农户自然灾害承灾力存在明显差异,凉山州农户承灾力(0.38)低于阿坝州(0.41)和甘孜州(0.43),这与四川省灾害和贫困的分布表现出一致性,即凉山州是自然灾害和贫困最集中的地区。提出提高农户承灾力,必须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注重教育与健康条件和住房结构的改善;农户承灾力的提高应和农户反贫困策略相结合;公共资源应对农户承灾力低的农户给予更多的关注,有针对性的投放。     

淮河流域贾鲁河栖息地完整性评价分析

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评价了贾鲁河9个河流断面的栖息地质量状况,分析了栖息地综合指数(HI)与水质理化指标、底栖动物的相关关系,探讨了栖息地质量状况影响底栖动物分布的主要途径。结果表明,贾鲁河9个河段中,有超过50%的河段处于不健康状态;栖息地质量与水质无显著相关性,但与底栖动物生物量、B-IBI指数、Goodnight-Whitley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均显著相关(P<0.05);栖息地主要通过河道内生境变化与河滨带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贾鲁河底栖动物的分布特征,其中底质类型和城镇土地利用强度是影响底栖动物分布的两大因素。     

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变化趋势及其扶贫政策启示

为新阶段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通过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贫困监测报告等统计资料,结合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综合分析了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贫困山区,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较高且相对集中;贫困人口内部群体分布趋势明显,受教育年限低,纯农户、家庭人口负...     

探析家庭规模与农村家庭贫困的关系

家庭规模作为人均年纯收入的重要计算因子,与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变动之间具有显著关系。以国家统计局湖北省农调队的家庭调查数据为依托,分别测算不同规模家庭的贫困发生率以及1997~2003年的贫困变动状况,实证分析家庭规模与农村家庭贫困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     

健康风险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利用山东省调研的数据,采用Chaudhuri提出的方法模型,基于农户健康风险的视角,从家庭和社区两方面对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并对其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存在着贫困脆弱性,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主要是由风险冲击导致的。其中,健康风险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影响,健康风险越大,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大;而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对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有重要的意义。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小额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针对精准扶贫小额贷款对贫困农户收入作用这一需要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人数和耕地面积与农户收入不存在明显的显著关系;农户收入结构发生明显改变,由传统的依靠农业生产转变为农业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双向带动,外出务工成为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精准扶贫小额贷款的收入贷款比为0.22,其他贷款的收入贷款比为0.11,农户收入贷款弹性为0.11~0.25,精准扶贫小额贷款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方面表现出较好的政策效应.     

家庭照料与农户贫困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微观数据,结合区域层面的宏观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照料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照料的广度和深度均对农户减贫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且这种影响对农户长期减贫表现更为突出。使用联合估计的条件混合处理(CMP)模型、联立方程等方法缓解内生性偏误,以及使用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双稳健(IPWRA)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研究结果仍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照料会显著降低农户劳动参与及创业概率,进而对其整体收入提升造成负向作用。而社会照料的引入将有利于降低家庭照料负担,进而减弱家庭照料对农户减贫的阻滞作用。异质性研究显示,低层级、男性农户的贫困程度受家庭照料的影响更加鲜明,聚焦此类群体照料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助推农户脱贫。本文拓展了家庭照料与贫困治理的相关研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为例

合作参与是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进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和农户相对贫困水平,探讨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为17.6%,参与度较低;63.6%的农户存在任意3个及以上相对贫困指标被剥夺,相对贫困水平较高。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会降低22.9%,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合作参与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其主要的传导机制。同时,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强农户对合作组织减贫的信念,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益贫性功效,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产业扶贫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扶贫是激发农户内生动力的关键,探究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提高农户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产业扶贫措施对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享受产业扶贫政策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均高于未享受过产业扶贫政策的农户;未享受产业扶贫政策户中各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较为匮乏,明显低于其他四项资本.产业帮扶措施对贫困农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新疆墨玉县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防返贫对策研究

基于新疆墨玉县296份实地调研数据,采用Alkire和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法(AF法)识别和测算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对农户可能存在的易返贫致贫诱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地区、各指标间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各地区卫生设施和人均收入的贫困发生率为0,不存在剥夺;其他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夺。不同地区农户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芒来的农户贫困程度最为严重。(2)随着k值不断提高,多维贫困发生率(H)持续降低,多维贫困平均剥夺份额(A)稳步上升;多维贫困指数(M₀)逐步降低。当k∈[0,0.4]时,H>50%且明显降低、A<50%且稳步提升,M₀呈下降趋势;当k∈(0.4,0.6)时,H<50%且极速降低、M₀同样极速降低;当k=0.7时,H、M₀趋近于0。(3)不同维度对M₀的贡献率差距较大。其中,教育、生活水平、生活压力指标的贡献率分别为36.45%、23.76%和16.59%,居前3位;家庭资产的贡献率最低,仅为2.17%。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呈递...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受雇状况(是否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处理效应。基于反事实假设下,若接受雇佣的农户未被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上升19.4%;若不接受雇佣的农户被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6.1%。样本总体的处理效应为-0.096,表明如果农户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其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将降低9.6%。从群组差异性来看,对于那些学历水平较高、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高、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户而言,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据此,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视角提出激励农业经营组织增加雇佣机会、强化农户农业技能培训、改善利益联结方式等增强农户反贫困能力的对策建议。     

贫困农户的风险分担网络及其有效性研究——基于中国农村家庭数据的实证

【目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的农户数据,实证考察贫困农户的风险分担网络及其效果。【方法】把农户分担网络归纳为家庭、村庄、市场和社会层面4个纬度,建立风险分担模型和影响机制模型,检验贫困农户不同维度风险应对机制的实际效果和可能的作用路径。【结果】①贫困与非贫困农户的风险分担网络存在系统性差异;②贫困农户无法依赖自身力量、村庄社会网络和市场机制分担风险,社会救助是其应对风险冲击的最后一道屏障。非贫困农户能够利用多个纬度的风险应对机制,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③贫困农户缺乏社会资本投资能力是其非正规风险分担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结论】构建农村"社会安全网"对贫困农户意义重大,应作为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