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扩展断裂点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迁移合并是土地整理实施过程遇到的实际问题,其研究结果可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镇村布局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该文基于中心地理论,选择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综合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由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单元总分加权法计算了单元的分值,Natural breaks法划分了农村居民点斑块等级,并提出了农村居民点斑块空间布局优化的策略。之后,基于加权Voronoi图扩展断裂点模型,计算了优势农村居民点斑块的空间影响范围,研究了被迁移的农村居民点斑块的迁移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区位因素、居民点因素、资源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朱林镇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心村、核心村、自然村和零星村落4个等级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在规模和数量上等级结构明显。不同等级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其影响力不同,应采用重点发展、限制发展、迁移合并和政策保留等策略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规模小、影响力低的农村居民点斑块应迁移到附近规模大、影响力高的农村居民点斑块,以保持农村居民点斑块结构稳定。该研究结果符合朱林镇的实际情况,为镇村布局规划的编制提供了依据。     

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

为合理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方向,科学指导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该文以2018年脱贫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为研究区,综合运用遥感解译、GIS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等方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研究2001-2017年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在规模形态方面,农村居民点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整体规模扩展显著,景观形状趋于规则,平均斑块规模增大;2)在空间分布方面,农村居民点向地形条件优越地区集聚的特征愈发明显。核密度和聚类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空间分异明显,分布形态由小规模分散式逐渐向大规模集聚式发展;3)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基本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以及政策因素是促使其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可对地质灾害频发的西南边疆贫困山区的农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并为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基于Voronoi图与景观指数法的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反映着人地关系演变趋势的同时,也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开展土地整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运用Voronoi图和生态景观指数法,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为研究区域,全面分析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同时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集聚型分布现象明显,表现出大聚居、小散居的分布特征,整体呈现破碎度低、分布零散、分维数小、斑块稳定的景观格局;山区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影响因素为海拔、坡度、水系、道路交通等,其中受地形和道路交通影响尤其明显,呈现出较强的地形和道路交通指向。研究对目前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的科学开展具有引导作用,同时可为政府部门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

开展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重塑村落景观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典型丘陵区重庆市荣昌区河包镇为研究区,以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为研究单元,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理念,研究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的策略和方向。结果表明:（1）基于共生关系建立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更加符合丘陵区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区相距50 m以内的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合并处理后,其数量由2 584个减少到1 047个,实现了具有共生关系的农村居民点斑块一体化。（2）依据“三生空间”协调理念,对农村居民点“共生斑块”等级进行评价,其在空间上呈现出由内向外的差序格局,根据斑块等级、斑块规模、三生空间协调度、城镇规划,采取“城镇化、重点建设、规模管控、迁移合并”的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3）将重点建设型居民点中的优势斑块作为发生元,生成加权Voronoi图,可指导全镇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趋于合理化。研究认为,“三生空间”协调理念与空间分析工具的有机结合,既完成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又维持了其空间结构的稳定,有助于实现乡村转型与乡土文化传承。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盱眙县为例

研究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及影响因素为科学高效的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提供依据,为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基础。运用Arc GIS在盱眙县各乡镇构建Voronoi图得到CV值,结合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各乡镇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并用缓冲区分析研究了交通因素和水文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盱眙县及各乡镇的农村居民点分布均属于集聚型,斑块间差异显著,破碎度高,存在较大的整治优化空间;(2)距道路和水系的距离与农村居民点分布数量呈负相关,交通因素对于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及分异

基于1987年、2001年、2016年3期遥感影像目视解译提取的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综合运用GIS空间统计分析、景观格局指数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石羊河流域1987-2016年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及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在规模上,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模整体呈扩展趋势,规模扩展特征差异显著;规模分异特征明显,具体表现在居民点斑块规模越大,斑块数量所占比重越小,并且居民点斑块存在高密度小规模分布和低密度大规模分布的分异特征。在空间分布上,1987-2016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整体空间分布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呈低海拔、小坡度、近水系分布的空间特征,但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河流和城市周边是农村居民点集聚较明显的区域。在形态特征上,农村居民点斑块复杂性减弱、破碎度降低,形态趋于规则;斑块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由于斑块蔓延扩张引起的居民点斑块两级分化趋势加剧。     

三江平原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变——以富锦市为例

科学辨识三江平原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对于推进乡村体系演化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空间韵律测度、空间洛伦兹曲线、核密度估计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从规模、分布及形态演变三方面测度2009—2016年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探讨区位条件、自然环境、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及产出效益等影响因素对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决定力。研究表明:富锦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演变整体呈现"低密度稀疏分散式"布局,大型斑块逐渐主导;空间布局理性发展,均衡分布;空间形态稳定性进一步增加。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主要受区位条件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另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及产出效益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也有一定影响,自然环境因素对富锦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较小。     

基于人口密度与布局适宜性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

  目的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探索农村居民点实现人本化、集约化的整理策略。  方法  以甘肃省华亭市为例,运用GIS空间分析与景观格局指数,定量识别2009年与2018年居民点空间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人口密度划分居民点整理类型,提出差异化的整理对策。  结果  近10年来,华亭市农村居民点呈现出“低海拔、靠斜坡、向阳性”的空间分布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布特征在坡度坡向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弱化;居民点集聚特征由“乡镇次高密度、高密度集聚团簇”向“城区附近高密度聚集中心”转变;居民点景观格局愈加破碎,整体存在较大的整治空间。  结论  基于人口密度与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将华亭市农村居民点划分为整村搬迁型、保留发展型、规模管控型、集聚提升型和重点发展型,并针对不同类型居民点提出具体的整理策略。     

基于村域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布局的调整和格局的优化是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对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景观指数分析方法,以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为研究对象,在村域范围内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居民点分布现状与该村自然、社会、经济等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八龙村居民点分布零散,主要受坡度、道路、河流、耕地等因素的影响;居民点空间格局优化可分为优先发展型、持续发展、搬迁型三种类型。该研究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扩展意义。     

黄淮海平原县域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及其整治策略

为合理确定农村居民点的布局优化方向,科学指导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居民点的迁移合并实践,该文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从农村居民点自身发展条件和邻近居民点的空间相互作用关系2个角度,构建了以斑块为单元符合平原区特点的农村居民点结节性指数评价体系,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算了各农村居民点结节性指数值;利用引力模型确定了整理单元,总结出农村居民点间的4种空间相互作用关系,即串联型、并联型、聚合型、双核型;在此基础上,分别利用场强模型和引力模型将河北省曲周县242个主要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化型、重点发展型、规模控制型和迁移合并型,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布局优化调控建议。研究结果符合曲周县实际情况,为当地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提供了依据,对黄淮海平原其他农区的农村居民点科学规划与布局有一定借鉴意义。     

江西省安福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变化及其环境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及变化特征的研究可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及建设用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以江西省安福县为研究区域,运用GIS空间分析及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分析了区域环境综合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变化特点。结果表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安福县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了2 095.12hm2,用地规模扩大明显;空间分布的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属于分布较为密集区;农村居民点扩展表现为整体上的分散化和局部的规模集中化;用地的空间形态趋于非紧凑性,用地扩展属于外延类型;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受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空间扩展逐渐向地势相对平缓、交通更便利、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安福县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潜力较大,今后应正确引导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促进其空间布局的优化。     

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英文稿）

山地丘陵区是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干扰的特殊区域,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地区,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分析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对实现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试图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重庆石船镇的案例,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探讨山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点大多位于低海拔、平缓地形、低灾害风险、离水中等距离、靠近城镇和道路的地区,人口规模、宜居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发展、选址和扩张。2）山地丘陵区高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分散分布或均匀分布的特征,而低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 农村居民点更有可能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如海拔较低、坡度较缓、距水源中等、地质灾害风险低的地区。3）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耦合模式,决定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分布。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因素、城镇化、产业发展、交通条件、政府政策等规划因素是改变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主导力量。 空间治理的差异性策略是实现山区乡村聚落可持续利用和优化布局的必要条件。     

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以平果市为例

为揭示喀斯特地区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特征及主导因素,基于景观格局指数方法分析了1989—2017年广西百色平果市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变化,并分别从自然、区位出发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了影响农村居民点演变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1)1989—2017年平果市农村居民点规模增长显著,居民点面积、数量的增长均具有阶段性特征;(2)喀斯特村与非喀斯特村在规模、分布、形态上均有差异,喀斯特村农村居民点斑块更破碎、更复杂,规模和聚集程度较高;(3)高程、坡度对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影响最为显著。综上,喀斯特村农村居民点规模增长明显、聚集程度增强,时空演变格局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较大; 而对于非喀斯特村而言,河流、道路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的影响程度较大。     

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

科学开展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可为山区乡村空间治理和脱贫攻坚提供一定的基础支撑和指导意义。该研究以秦巴山区腹地原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十堰市房县为典型案例,基于GIS、地形梯度分析法、分形理论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高山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1—2018年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张显著,斑块密度减小,平均斑块规模增大;分布指数随着地形梯度等级升高而逐渐减小,且在2013—2018年内变化幅度最大,表明房县农村居民点向着地形条件优越的低梯度区域集聚发展特征愈发显著;2)房县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和形态均具有较强的分形特征,表现为空间聚集维数减小,集聚特征增强;形态维数减小,斑块形状越来越规整,空间形态趋于简单;稳定性指数增大,居民点呈现规则有序的扩张和发展态势;3)自然地理要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的基本因素,社会经济和区位条件是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而"增减挂钩"和"扶贫搬迁"等政策要素进一步驱动着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这对2013年后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为探究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差异,以贵州省五批共计724个传统村落及2017年居民点数据为基础,利用景观生态学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传统村落居民点的规模、形状和集聚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的规模、形状和集聚度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呈现出东南部、中部和北部差异明显的分布格局。(2)贵州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铜仁地区,传统村落居民点主要分布在大地形位指数、靠近道路、景区和距中心城镇距离适中的地区,苗族村落居民点斑块总面积最大,其次为侗族。(3)地形位指数是贵州省传统村落居民点规模和集聚分布的主控因素,地形起伏度对传统村落居民点的形状影响较大,社会经济发展较低的地区传统村落较多。应根据居民点景观格局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和居民点空间优化布局。     

基于投入-产出原理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遵循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和新农村建设要求,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内涵与表征要素归结为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2个方面,构建以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生产、生活、生态效用为准则层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测度指标体系;利用脱钩原理和指标偏离度分析方法,建立农村居民点集约度指数与变异系数计量模型以及障碍度诊断模型,以北京市平谷区275个行政村作为案例基础评价单元,评定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划分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模式,解析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子,归纳农村居民点集约化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化水平整体上偏低,以中度和低度集约为主;生态型和耗损型农村居民点占主导,集约与粗放之间的过度类型数量相当,乡镇间差异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点集约化的障碍因子整体显著,用地规模偏大、内部结构不合理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强度偏高的主要障碍,生产效用低、生活条件差是制约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短板。生态型到集约型再到粗放型利用的农村居民点集约化障碍因素依次增多,从降低用地强度与提升用地效用的角度,内涵挖潜、集约增长、生态均衡和持续发展是不同模式农村居民点集约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保定市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运用遥感影像提取研究区1998年、2008年、2018年三期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数据,利用Fragstats软件、GIS技术和地理探测器等工具研究农村居民点在规模、形状和分布三方面的演变特征,探索区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格局的影响方式,分析了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点格局演变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总体规模和平均规模扩张明显;农村居民点形状变化不明显但不规则性增强;农村居民点分布更加聚集。(2)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的公路、河流指向性特征显著;无明显铁路指向性特征;城镇对农村居民点的格局影响程度逐渐增大。(3)地理探测器探测结果表明,经济和社会因素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影响是综合的、多样的和复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产业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是对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和分布均产生显著影响的综合性因子,其他因子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和片面性。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与优化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该文以湖北省嘉鱼县为例,统筹农村居民点政策指标、农户意愿与空间分布三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基于嘉鱼县实际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中心村、交通条件、坡度、土地利用类型等要素,应用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嘉鱼县各镇农村居民点进行空间布局定量优化。研究结果表明,嘉鱼县2007－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为326.35 hm2,居民点整理区与置换区在GIS空间分析辅助决策下,可以较好地实现其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1980－2012年村域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的核心内容。该文以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为现状底图,运用参与式村域居民点用地制图方法绘制复原了古泥村1980年以来4个时点农村居民点利用图谱,从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等方面对比分析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村域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表现为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所占比例较大,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所占比例严重偏小,尚未形成具有村域优势的聚居点。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转变。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区位评价与空间格局优化

在用地矛盾比较突出的广东清远地区,为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挂钩”,需要对农村居民点迁、并、撤等进行整理。该文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和统计功能,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区位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适宜分值,利用最小限制因子方法,将佛冈县农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城乡联合型、发展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5种整理类型。同时,根据影响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因素的限制等级,将其临近区分成可转为建设用地的优先等级区。最后,根据优先等级区的位置和面积,结合2020年佛冈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预测值,对不同整理类型的农村居民点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空间格局优化。优化结果为：城镇转化型和迁弃型农居全部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扩大城乡联合型农居至 1 108.04 hm2,缩小限制发展型农居至753.1 hm2。该研究为农居整理活动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