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飞蝗暴发原因与治理对策

概述了近年来东亚飞蝗发生范围广、面积大、程度重、发生期不整齐、暴发频率高的特点;分析了暴发的原因主要是虫源基数较高、孳生场所扩大、气象条件有利、自然控害作用下降、资金投入不足及防治能力不够等;并从治理方针、策略、战术、技术上,提出了东亚飞蝗的治理对策.     

广西2004年蝗虫将偏重发生

受气候异常、农田区生产条件改变及耕作栽培方式多样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广西蝗虫发生呈上升趋势,暴发频率高。以土蝗发生为主,东亚飞蝗间歇性暴发。其发生为害特点:稻蝗、绵蝗、竹蝗等发生范围广,呈点、片为害;东亚飞蝗则呈区域间歇性暴发,其来势猛、成灾快。2 0 0 3年广西蝗虫发生为近2 0年来最重的一年,其中9月上、中旬北海东亚飞蝗暴发为害,发生面积达11.4万亩,成灾面积1.4万亩,蝗蝻种群虫口密度高的达10 0 0头/ m2 ,为建国以来广西第4次蝗虫暴发灾害年。去冬今春,我区蝗虫残虫面积、虫口密度为近2 0年来的最大值。去秋今春我区又呈连…     

广西东亚飞蝗监测调查方法

广西属东亚飞蝗偶发区，常年零星发生，但遇条件适宜，仍可暴发成灾。蝗情调查是治蝗工作的关键技术。广西飞蝗监测调查方法强调了监测对于指导防治的实用性功能，将监测的重点放在蝗蝻的调查上。本文还列举了东亚飞蝗蝗卵胚胎发育形态特征、蝗蝻龄期特征、广西常见蝗虫成虫的识别、飞蝗与车蝗若虫的区别、东亚飞蝗在广西的年生活史以及蝗灾与气象因素的关系等蝗情监测相关资料。     

北海市2003年东亚飞蝗猖獗原因及治理对策

2003年9月上旬,北海市暴发建国以来首次东亚飞蝗蝗灾,发生面积超7600hm^2,成灾面积达933hm^2。高密度中心小区6处,有蝗蝻1000头／m^2以上。北海蝗区属北部湾沿海稀树草原类型蝗区。文中分析了蝗灾的成因并提出治理对策。     

近10年我国飞蝗发生特点分析与监控建议

飞蝗是我国重要的生物灾害之一,其迁飞性、暴发性强,发生为害重。总结了2006年以来我国东亚飞蝗、西藏飞蝗和亚洲飞蝗的发生特点。近10年来我国飞蝗发生总体平稳,蝗蝻密度较低,但局部地区发生高密度蝗蝻点片。在分析蝗虫监测和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监测和治理建议。     

我国蝗虫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2007年,全国农区蝗虫总体发生程度重于常年。截止7月底,全国飞蝗发生1690万亩,其中东亚飞蝗1350万亩,亚洲飞蝗140万亩,西藏飞蝗200万亩,农区土蝗发生近5000万亩。2007年东亚飞蝗在渤海湾沿海蝗区多处出现高密度蝗群;西藏飞蝗发生范围扩大,危害程度加重;亚洲飞蝗发生平稳;农区土蝗局部发生严重。面对2007年蝗情,农业部及各级治蝗指挥机构积极开展工作,深入一线指导防治,实现了"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飞蝗不二次迁飞"的目标,蝗虫防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东亚飞蝗群居型蝗群发生原因探讨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 158年至公元 1948年的 2 106年间，东亚飞蝗在河北省曾发生蝗灾 486次。蝗害给人们造成“蝗食禾稼，草木皆尽，饿殍遍野，则人相食”的悲惨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大力除治蝗害，仅仅用 4 a的时间，便于 1953年基本控制了东亚飞蝗的为害。蝗区经过治理，在内涝、河泛、湖淀、水库等蝗区，蝗虫的虫口密度已很稀少。但是，近年来东亚飞蝗群居型蝗群显著回升。为此，作者对其发生原因和治理对策进行了调查分析。 1东亚飞蝗群居型蝗群回升的原因分析 　　1)大水 (包括沥涝 )和干旱，为飞蝗产卵繁…     

东亚飞蝗的长期预测预报技术研究

东亚飞蝗的发生面积、发生程度主要受残蝗面积、密度和降水条件的影响;库、湖蝗区的宜蝗面积主要受库、湖水位的影响。同时,东亚飞蝗的发生期主要受蝗卵发育期温度条件的影响。利用上述因子分别对东亚飞蝗的发生面积、发生程度及密度、3龄盛期进行预报,简便易行,准确可靠,时效性强,对指导防治工作十分有益。     

东亚飞蝗发生程度的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研究初报

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介绍了东亚飞蝗发生程度及对不同发生程度进行分类的方法。主成分分析选出秋残蝗最高密度、夏蝗达标面积、秋残蝗面积、夏蝗发生面积等4个主因子。这4个因子能在84.56%的程度上反映东亚飞蝗的发生程度。聚类分析将东亚飞蝗20年的资料,在卡方距离近1.68处聚成3大类,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非常吻合。依据聚类分析结果可对东亚飞蝗进行分类综合防治。     

白洋淀东亚飞蝗发生日趋严重原因分析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白洋淀蝗区东亚飞蝗有 5次大发生 ,并且日趋严重。通过对东亚飞蝗近年来严重发生原因的调查分析 ,结果表明 ,残蝗面积、残蝗密度、年降雨量、淀泊水位及生态环境是影响白洋淀蝗区东亚飞蝗发生严重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我国水稻褐飞虱暴发原因及治理对策

本文从气象因素、水稻耕作制度因素及化学防治因素等方面分析了我国近年来水稻褐飞虱暴发成灾的原因。褐飞虱迁入足够的虫源基数是大发生的基础,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大发生的关键,而化学药剂的防效下降及其技术不到位则是暴发成灾的客观原因。最后,还讨论了褐飞虱的防治策略。     

湖南水稻二化螟无害化治理研究进展

重点概述近年湖南在有关二化螟成灾机制及无害化治理技术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和经验。研究认为,水稻二化螟灾变的成因是内、外因素影响的结果,形成较为完整的防治体系是实现大面积成功治理的基础。治理工作的成效应体现在治理过程的无害化和治理结果的无害化。     

稻飞虱严重发生原因分析及改进治理对策的实践

涪陵地区属稻飞虱常发、重发区。根据多年的系统监测资料,研究分析了稻飞虱在本地区常年发生偏重的原因,并通过防治实践提出了改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主治第三代为7月上、中旬主治第二代的“压前控后”治理对策,并收到了很好效果。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郑州市小蜂螨暴发风险等级评价

小蜂螨作为亚洲地区主要的蜜蜂害虫,严重阻碍了蜂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定量描述小蜂螨的暴发风险等级可以为该螨的早期防控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本研究根据郑州市1991年至2010年的气象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小蜂螨暴发地的6个相关气象指标转换成3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再对综合指标值进行加权相加得到各年小蜂螨暴发风险的综合评价值,并对其进行等级划分,分别得到各年小蜂螨的暴发风险等级。其中除2006年外,其余年份均与实际调查结果相符,其等级评价正确率达90%。根据不同的暴发风险等级,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手段,特别是对当年小蜂螨暴发风险等级较高的地区应加强监测,做好防治工作。     

稻瘿蚊间歇性暴发原因和治理对策探讨

通过多年的系统调查和观察,明确了稻瘿蚊发生具有间歇性、隐蔽性、暴发性、毁灭性和专一性等5个特点,分析了其在大田县间歇大发生有5个方面的因素。防治上提出农业防治可采取“铲”、“避”、“改”等方法,化学防治应选用具有强触杀、强渗透力药剂,采用毒土法施药技术。     

近10年农作物主要病虫害发生危害情况的统计和分析

2006-2015年,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总体处于严重发生状态,各类病虫害年发生面积在4.603 5亿~5.075 3亿hm2次,年均挽回粮食损失9 684.68万t,占全国粮食总产的17.35%;年均实际损失粮食1 965.49万t,占全国粮食总产的3.53%。五大粮食作物中每年通过防治挽回损失的比例,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和马铃薯分别占55.18%、21.29%、18.97%、1.88%和2.68%,实际造成损失的比例分别占33.67%、23.31%、35.13%、2.11%和5.79%。影响全国粮食生产最为重要的10种(类)病虫害依次为稻飞虱、水稻纹枯病、稻纵卷叶螟、玉米螟、小麦蚜虫、二化螟、稻瘟病、小麦纹枯病、小麦赤霉病、小麦白粉病;某一个病虫暴发危害时最高可实际造成200万t以上的粮食损失,总损失可达2 200万t,占某类粮食总产的12%左右,对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巨大。最具暴发和流行危害特点的种类主要有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瘟病、小麦条锈病、小麦赤霉病和黏虫等6种。本文运用大量翔实的历史数据统计分析了近10年来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病虫害的危害损失和暴发危害情况。     

2003年江苏省稻纵卷叶螟特大发生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2003年稻纵卷叶螟在江苏稻区特大发生。在总结其发生特点的基础上,分析特大发生的原因,主要与成虫迁入虫量大、气候及苗情适宜、残留虫量基数高、自然控制作用弱等因素有关。并根据各地防治工作实践,提出要加强监测,准确把握防治适期,科学用药等治理措施。     

花生田蛴螬暴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

蛴螬是豫北地区花生田的主要地下害虫之一。在明确豫北地区花生田蛴螬发生种类和为害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作物品种布局的改变、大面积秸秆还田和施用未腐熟的有机肥、土壤药剂处理面积的减少、气候条件的变化及农民防治时间的滞后等因素对蛴螬暴发的影响,提出了加强农业防治、人工物理防治以及应用吡虫啉、米乐尔、毒死蜱等新农药进行大田防治的对策。     

油菜茬水稻赤枯病重发原因分析及防治建议

分析海门市油菜后茬水稻田赤枯病严重发生的原因,主要与土壤缺钾、土壤中产生有毒物质和低温阴雨气候等因素有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施肥、加强田间管理和发病后及时补救措施的治理对策。     

Prediction studies supported by computer on potato late blight in central Anatolia in Turkey*

Prediction of potato late blight epidemics, caused by Phytophthora infestans (Mont) de Bary, was studied in three different villages of Bolu Province having large potato growing areas with the Winstel and Ullrich Schrodter models in the years 2002–05. During these years, a late blight outbreak was observed only in 2005 with the disease being less apparent in the other years. The Ullrich Schrodter model was found to poorly predict potato late blight epidemics in 2005. The Winstel model gave first warnings too early but correctly predicted late infections. Both the A1 and A2 mating types were found in Central Anatol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Bolu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