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山区农户土地流转及撂荒行为探究——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份农户问卷调查

耕地细碎化和撂荒现象是当前农村土地面临的重大难题,贫困山区农地流转不畅及撂荒现象的改善对农地的高效利用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山西省和顺县275 份农户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土地基础条件和家庭生计禀赋对当前农地流转行为、未来流转意愿及农地撂荒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农户生计趋向非农化的现状下,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仅占18.2%,未来愿意参与流转的农户占58.5%,当前有38.9%的农户存在农地撂荒现象。（2）贫困山区农地的当前转出行为和当前转入行为分别受家庭人均年收入和固定劳动力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人均健康水平、家庭承包地面积、土地肥沃程度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与未来流转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性。（3）土地流转背景下,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和承包地面积的增多是造成贫困山区农地撂荒的主要原因。因此,建议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并加强对村集体的帮扶力度,以期改善农地细碎化及撂荒现象。     

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

基于湖北省江汉平原和武陵山区部分市(县)483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和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体系(Index of Dependence on Ecosystem Services,IDES),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探讨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平原和山区农户的IDES分别为0.181和0.241.(2)平原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显著高于山区农户,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略微高于山区农户.(3)土地经营面积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正相关关系;家庭收入、家庭存款、家庭资产、家庭借贷难易程度、劳均受教育年限、劳均技能水平、劳均健康状况和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度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劳动力比例与所有农户的IDES呈倒U型关系;住房条件和是否加入社区组织与平原农户的IDES无显著关系,而与山区农户的IDES呈负相关关系.     

劳动力析出对山区牲畜养殖的影响——以重庆市典型区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析出给作物-家畜系统带来巨大的影响,而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作物系统,较少研究对牲畜的影响.以重庆市酉阳、武隆和巫山县的12个典型村为例进行农户调研,以牲畜作为研究对象,在农户尺度方面,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劳动力析出对山区农户牲畜养殖数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农户牲畜养殖数量的主要因素有家庭总收入、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外出劳动力、年均工资等.其中家庭总收入和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对农户牲畜养殖数量有正向影响,外出劳动力个数和年均工资对其有负向影响.     

农户水稻种植土地休耕的影响因素

以黑龙江省水稻休耕行为调查问卷数据为样本(120个样本数据,其中休耕20个、未休耕100个),从家庭基本因素、耕地因素两方面选取16个评价指标,应用分类评定模型分析土地休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土地休耕的因素分为家庭基本因素、耕地因素.家庭基本因素中,家庭成员知识水平(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是否稳定(家庭是否参与社保)对土地休耕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家庭收入稳定有利于促进农户休耕意愿,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更有利于农户的休耕意愿;年龄较大、人口数较多、劳动力较多的家庭,土地休耕意愿较低;通过转移家庭剩余劳动力、保障家庭人口数与垦田的有效比率、增加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等方式,转移家庭中耕种过盛劳动力,能有效促进农户的休耕意愿.耕地因素中,收入来源为种植业的家庭、自种耕地的家庭,土地休耕意愿较高.     

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对丘陵山区农地弃耕的影响———以重庆市酉阳县为例

从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及生计资产出发,为解释丘陵山区农地弃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本文以地处重庆 渝东南翼的酉阳县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PRA)对6个典型村进行农户调查,得到246份有效问卷,利用经 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及农户生计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解释该地与农地弃耕的影响 因素.研究结果:(1)酉阳县存在大量弃耕现象,调查结果显示,撂荒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7.72%;转出耕地面 积占耕地总面积的10.09%;(2)在县域尺度来看,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农户家庭务农机会成本中短 暂的务工、打零工等形式的工资性收入较高;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程度也存在地域差异,其大小顺序为:槽谷平坝 区,低山区和中山区;(3)务农机会成本的变化是丘陵山区尤其是中低山地区农户弃耕的重要原因;(4)农户的生 计资产中,自然资产、物质资产和社会资产对农户弃耕行为具有一定影响.农户务农机会成本及生计资产能够较好 地解释丘陵山区农地弃耕的影响因素,为深入研究丘陵山区农地边际化提供借鉴依据.     

生计模式分化视域下城郊农户征地预期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农民盼征地是城市郊区突出的社会现象,从生计角度探究影响城郊农户征地预期的因素,为改进和完善现行征地制度提供参考。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武汉市蔡甸区562户村民调查数据,分析城郊农户在渐进城市化过程中的生计模式和征地预期,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讨不同生计模式下农户征地预期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郊农户的生计模式以农工型和非农型为主,分别占55.2%和36.5%;有60.7%的受访农户盼望政府征地,近郊农户征地期望明显高于远郊家庭,农地生计依赖弱化的农工型和非农型家庭希望征地的意愿更为强烈。非农劳动力占比和承包地数量是影响城郊农户征地预期的主要因素,其中非农务工劳动力比例正向影响农工型和非农型农户的征地预期,承包地面积负向影响非农型农户的征地预期。因此,应充分考虑城郊农户的征地期望,满足其在非农就业和承包地退出补偿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农户非农就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浅析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及对策

一、影响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1、劳动力素质低下 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密切相关.新疆大多数贫困县的农村从业人员,小学及以下程度的劳动力占70%以上,从业人员中90%以上又集中在种植业.尤其是一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率先转移出去后,剩余劳动力的素质更低,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制约因素.     

民族地区农户生计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我国实行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研究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的方式、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对我国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发展农业农村建设，提升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对贵州省平塘县的212份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相关性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生计方式可分为纯农型、就地多元型、就近多元型、外出务工型、外出经商型这5种类型，分别占总调研农户的比例为23.11%、42.45%、20.28%、12.74%和1.42%;(2)人均受教育程度、务农劳动力、非农劳动力、人均水田面积、人均园地面积和人均年收入情况对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存在影响关系；其中人均受教育程度、非农劳动力、人均园地面积和人均年收入对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务农劳动力、人均水田面积对农户生计方式的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基于河南滑县的473个农户样本

文章以河南滑县为例,基于生计资本对耕地保护行为影响的理论框架,运用2016年调研的473份农户问卷,通过界定和测算农户生计资本和耕地保护行为水平,定量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其耕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研究区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处于较低水平。2)农户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较为丰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较为匮乏。3)粮食主产区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心理资本对其耕地保护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耕地质量等级、家中是否有人为村干部、幸福度指数、流转地比例和农户耕地保护政策认知均对耕地保护行为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细碎化程度、农户家庭年收入、公共设施的建设情况对耕地保护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强化耕地保护政策和技术的培训、鼓励农户采用耕地保护性耕作方式以及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等建议。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民宿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影响研究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实现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乡村"产业兴旺"的体现,更是"生活富裕"的保障.在边远落后的山地丘陵区,民宿产业作为乡村发展新业态,是农户可持续性生计发展的重要产业模式.本文结合农户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基于乡村民宿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重庆市6个典型民宿村在发展乡村民宿前后的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农户的生计资本明显增加,但总量不高,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农户的生计方式由以外出务工为主向以经营民宿为主转变,农户生活水平显著提高;(3)家庭劳动力数量、房屋结构、获得外来支持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对民宿村农户生计资本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其中房屋结构改善对生计资本增加的影响最为明显.     

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行为的影响——以南京市江宁区锁石村为例

根据南京市江宁区锁石村的调研情况,采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解释分析利润型农户和生计型农户在农地经营规模和土地投入行为上的差异,并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得出结论:生计型农户生产经营主要以中小规模为主,利润型农户主要以大规模和特大规模为主。生计型农户资金薄弱,利润型农户资金雄厚。生计型农户劳动力数量少,素质低;利润型农户劳动力数量多,素质高。生计型农户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利润型农户技术先进,机械化程度高。     

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策略调整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贵州省平塘县和云南省大理市的301户农户调查数据,借助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构建模型对农户生计策略调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主要为本地多元农业型、本地务工经商型、外出就业发展型、两地兼业保守型.农户住宅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整体教育水平、年龄水平、道路交通数量是影响民族地区农户生...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对三峡工程农村移民进行实地调查,用潜在聚类分析定量划分农户生计策略的类型,并运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分析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农业自给型、农业经营型、兼业化型和非农化型4种类型;收入多样化现象普遍存在,非农收入对不同生计策略的收入差异起决定作用;兼业化型和非农化型生计策略明显优于其他策略,农户选择优势生计策略取决于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制定切实有效的发展政策,通过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来实现生计多样化。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评价

宁夏盐池县属于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限制开发生态脆弱区,承担着区域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本研究选取盐池县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主客观综合权重法、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户生计资本定量分析,探讨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供参考.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且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指数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指数发展趋势相吻合.禁止开发生态区农户生计处于高度脆弱状态,强限制开发生态区和中限制开发生态区的农户生计处于中高度脆弱状态,弱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计处于中度生计脆弱状态.②物质资本的高度不稳定性、认知资本的耦合复杂性、人力资本本身的区域差异性是驱动生计脆弱性变化的关键.农户生计资本受其生计方式、环境保护意识、政策认知程度、牲畜存栏量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显著影响.③生态补偿政策(社会政策制度)对农户生计方式选择和整个社会-生态系统产生显著影响,使社会生态系统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生计脆弱性水平.有助于我们从新视角全面对人地关系演变趋势做出及时预测,缩减应对环境变化风险的反应能力.     

我国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为理解我国养殖业结构调整中农户大量退出生猪散养这一突出现象,本研究尝试在经典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局部生计系统、生计功能、生计依赖和生计突破等概念,构建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分析框架,并将农户按照生计功能分为收入多样化户、猪肉自给户和风险防范户3类,同时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退出现象表现为各类农户同时但不同程度的退出;不同类型农户退出的驱动因素可能不同,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退出的作用机制也可能不同;有利的地理和交通条件、户主低龄化、耕地资源短缺和非农就业等因素相互交织是收入多样化农户退出的主要原因;交通条件、非农务工、非农经营和总收入增长引起的消费偏好改变是猪肉自给农户退出的主要原因;生存风险显著降低是风险防范农户退出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应对农户退出生猪散养的政策建议。     

乐亭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问题及对策

河北省乐亭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农村发展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如何因地制宜地搞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分流和转移,是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一、乐亭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与特征1. 第三产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占转移总数的40.7%,其中服务业用工316万天,占第三产业转移总数的68%。2. 转移劳动力的素质以初中为主。2002年乐亭县转移的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1%,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4%。调查结果显示,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成为转移的…     

蜀河古镇旅游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农户生计是农村脱贫攻坚战中最关键的问题,而依托农村青山绿水的自然禀赋资源,独特的乡土文化发展乡村旅游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户收入的核心措施。把特色产品变成旅游商品,把农村变成旅游区,对解决农户生计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对蜀河古镇旅游产业发展潜力和困境的实地调研,深入剖析古镇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发现:1)蜀河古镇旅游产业发展改善了当地人居环境;2)旅游发展对周边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开发不足;3)家庭劳动力缺乏、古镇产业结构单一限制旅游产业对农户生计的正向推动。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讨

1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分析 1.1农业劳动力供给过剩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13亿人口,9亿人在农村,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72%,劳均耕地仅0.21hm2,户均耕地不足0.53hm2,而且随着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经营规模存在着进一步缩小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均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往往被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几块甚至十几块,而且随着农户内部子女成年后的分家立业,原本极为分散的地块进一步趋向分散.     

基于农户尺度的劳动力流动差异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杭州、绍兴为例

以杭州和绍兴区域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对农户尺度的劳动力力流动形式、在农业和非农业行业流动的特点进行分析,并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探讨浙江省农户尺度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约46%的被调研农户选择了以打工形式转出劳动力,其次是以个体经营形式转出的,占到总样本的12%左右,而以永久迁移形式转出劳动力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小。②男、女劳动力数对调研农户劳动力转移均有正的显著性影响,女劳动力数的影响程度相对更大;耕地资源、劳动力平均年龄、抚养人口数对农户劳动力转移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规模越大;同时,浙江省积极鼓励土地规模流转对农户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和农村地区有明显促进作用。     

大城市郊区典型区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变规律研究——基于沈阳市苏家屯区1983~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从群体农户角度出发,基于土地经济学、农户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大城市郊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变规律理论分析框架,并以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1983~2010年间社会经济与农业统计数据为基础,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大城市郊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户所处的外部社会经济及政策制度环境变迁压力的基础上,大城市郊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演变呈现阶段性的变化趋势。其中,在土地利用方式上,集约程度和利润相对较低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在逐渐减少,集约程度和利润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逐渐增加;在土地利用程度上,复种指数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从本世纪初开始,复种指数增长幅度明显;在土地投入强度上,随着大城市郊区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农户开始选择更多投入化肥、农业机械、农膜和农药替代传统的以农家肥和劳动力投入为主的种植模式,在化肥投入内部结构上,虽然仍以氮肥的投入为主,但是氮肥、磷肥和钾肥的投入比例更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