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晏县耕地变化驱动力模型及因子分析

利用多元统计学与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建立了海晏县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模型,从县域规模水平上对海晏县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作用机理和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海晏县除进入模型的总人口、年末存栏羊数是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决定因子外,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也是该县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之一。最后探讨了该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和措施。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资源变化驱动机制及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

以东北粮食主产区巴彦县为研究区,以3S技术为手段,运用Logistic模型识别研究区耕地资源变化驱动因子,采用单因素指标法及通径分析法,探讨了单因子及复合因子对研究区粮食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耕地资源变化驱动因子主要为坡度、土壤类型、地均GDP等8个敏感性因子,且每个驱动因子对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机制各不相同;(2)单一驱动因子指标分级变化会引起粮食产量的改变,变化最大值为土壤有机质含量在1—2级间的改变,最小值为政策法规在2—3级间的改变;(3)复合因子对粮食产量主要表现为耕地资源变化驱动因子复合总效应每改变0.1,粮食产量的变化值约在950kg/hm2。耕地资源变化的单因子及复合因子对粮食产量均产生较大影响,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应根据驱动因子的不同特征制定具体措施。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耕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及区域比较

耕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阐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特征,有利于缓和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基于苏皖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方法,提取影响耕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考察其对耕地资源变化的作用机理及苏皖耕地变化驱动特征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可归结为经济发展、人口与农业和制度与政策因素,经济发展带来耕地面积“N 型”变化,人口与农业因子和耕地数量之间存在高度正线性关系。城市耕地资源变化驱动类型受经济发展阶段及自身条件双重影响,工业化高级阶段城市主要受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驱动;工业化初级阶段城市人口与农业因素缓解了耕地流失;较为复杂的是工业化中级阶段城市,因经济结构、资源禀赋条件及城市功能定位等因素差异,耕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出现分异。因此各市应根据本地实际做出理性的决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节约集约使用土地,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黄淮海平原城镇化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有效保护耕地资源,该文通过研究城镇化进程与耕地变化的内在联系,揭示不同城镇化进程的差异化规律。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方法,对黄淮海平原1997-2008年城镇化进程中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进行分析;选取4类城镇化指标（人口城镇化指标、空间城镇化指标、经济城镇化指标、生活方式城镇化指标）,构建城镇化对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回归模型,对研究区城镇化进程中耕地变化的差异性特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驱动因子、空间城镇化驱动因子对研究区影响显著,而经济城镇化驱动因子和生活方式城镇化驱动因子因各研究区域所处城镇化阶段和发展特点而呈现不同规律。该文以数据分析和实证对比为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城镇化的发展完全可以适时适度推进,避免大量占用耕地牺牲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产业拉动、用地集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明智选择;城镇化的发展应与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划紧密衔接,通过优化用地布局,既发展经济又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从而真正促进城镇化的和谐发展。     

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研究

根据贵阳市1996—2009年的统计资料,选取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机械化水平、城镇化率等12个社会经济因子,运用SPSS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近14a来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趋势以及变化因子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并揭示了引起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14a来贵阳市耕地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人均耕地面积变化态势与总耕地数量变化保持一致。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导致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措施,以确保该市耕地资源得到安全和可持续利用。     

闽台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因子的比较研究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区域对比分析被国际地理学联合会LUCC工作组列为2000 ~ 2004年期间的三大研究目标之一,闽台因其区域自然背景及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发展时序递差性成为区域对比研究的理想对象之一。利用闽台相关统计资料对比显示,闽台耕地变化共同呈现出先增后减、时有波动、总体减少的特点,但福建耕地变动较大的时序后移,而台湾耕地减少的总趋势较缓。闽台人均耕地变化速率相当,但每一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数量差距甚大。在对闽台耕地变化直接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影响耕地变化间接因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灾毁和开荒等因素是引起耕地变化的直接驱动因子;人口增加及城市化水平提高、第一产业的发展共同构成闽台耕地变化的第一、二间接驱动因子;农副产品的对外贸易量对台湾耕地的影响强于福建。最后文章分析了闽台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经济发展政策与土地管理法规对耕地的影响。     

基于TM数字图像的耕地变化检测及其驱动力分析

以黄河三角洲垦利县为研究靶区,采用多时相陆地卫星TM 数据,对耕地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进行了系统研究。采用人机交互式的目视解译和人工修正方法提取耕地信息,以分类后比较法和历史土地利用专题图支持下的目视检测方法进行耕地变化信息的获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TM数字图像的耕地变化及其自然和人为驱动力指标,通过耕地变化及其相关因素分析、空间一致性分析等,确定了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从1987年至1998年,垦利县耕地面积减少了5 321.8 hm²,平均每年减少483.8 hm²,耕地的减少主要分布于中部稻田区和东北部旱区。不良的人为活动、土壤盐渍化和水源的匮乏是该区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     

塔里木河流域耕地面积动态变化特征及驱动因子

[目的]对塔里木河流域耕地面积动态变化特征及驱动因子进行分析,为实现区域内耕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依据1990—2014年塔里木河"九源一干"区域各地州的统计资料,分析塔里木河流域耕地面积和重心的变化特点,将主成分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探讨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1)1990—2014年,耕地总面积由1.01×106 hm~2增加到2.05×106 hm~2,人均耕地面积由0.131hm~2增加到0.194hm~2,耕地面积重心向东偏北方向移动61.10km;(2)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发展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3)建立了耕地面积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R2=0.960),检验结果表明模拟值与实际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耕地的面积和重心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人文因素是影响耕地特征变化的主要原因。     

陇东黄土高原耕地变化趋势及驱动因子分析

利用1986—2002年陇东地区耕地统计资料,对该区耕地资源利用与变化的基本特征、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空间差异、耕地流向以及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16 a来陇东地区耕地数量呈明显的波动减少趋势,经历了缓慢减少—急剧减少—缓慢减少的变化过程。(2)耕地的主要流向是工矿用地、居民点和各类交通用地以及果园;耕地的增加主要是未利用土地的开垦。(3)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政策是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宏观驱动因子,耕地变化过程中的明显突变与国家宏观政策背景相关联,耕地快速减少在发生时间上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同步,在空间分布上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水平的差异相一致。     

烟台地区耕地资源流向及宏观驱动机制研究

利用改革开放20多年来烟台地区耕地统计资料和近5年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揭示了该区耕地资源利用与变化的基本特征,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空间差异及耕地流向,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20多年来,烟台地区耕地数量呈明显的波动减少趋势,经历了缓慢减少至急剧减少到缓慢减少的变化过程,并在1985年前后、1987～1990年和1991～1993年出现了3次明显的耕地流失高峰;(2)耕地的主要流向是工矿用地、居民点和各类交通用地以及果园,耕地的增加主要是未利用土地的开垦和工矿用地的整理与复垦;(3)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政策是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宏观驱动因子,耕地数量变化过程中的明显突变与国家宏观政策背景相关联,耕地快速减少在发生时间上与经济的过热增长基本同步,在空间分布上与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相一致;此外,人口增加对耕地减少的驱动也不可忽视.     

三峡库区耕地动态变化驱动力研究——以涪陵区为例

利用涪陵区1980～200年长序列耕地统计数据及相应的社会资料、经济资料,宏观分析了该区耕地的变化趋势和现状.应用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对影响涪陵区耕地数量动态变化的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科技发展水平、非农业建设占地5类驱动要素进行定量分析,揭示出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构建1980～2001年耕地变化回归模型,估算出相同驱动要素影响下涪陵区2002、2003、200年的耕地面积,与实际耕地面积相比较,分析这三年临时性、变动性大的退耕还林还草、国家减负和提高粮食价格的政策驱动要素对相应时期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从而完善驱动机制的研究.研究内容和分析结论可对三峡库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兰州市耕地资源变化的社会驱动力研究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已成为当前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而耕地的变化又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类型,根据兰州市的统计资料,分析了1992～2002年该市耕地面积变化的趋势.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8个社会驱动因子进行定量研究,将其概括为人口经济因素和土地生产力因素,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岷江上游汶川县耕地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该文研究了汶川县的耕地变化情况,并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导致耕地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汶川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耕地的数量发生了变化,呈现一种在波动中缓慢变化的趋势;其变化除了受政策和自然因素影响外,人口和经济增长对耕地变化也起到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对该区耕地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建议,以促进地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张掖绿洲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力比较研究

基于张掖绿洲1998-2007年土地利用和自然、社会、经济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定量综合探讨耕地和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力.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子对耕地、建设用地变化驱动方向和大小表现出差异性;其次,主分量驱动因素的影响作用方向和大小也不同,即对于耕地面积的变动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都是负向驱动,而对于建设用地面积变动都是正向驱动;相同驱动因素的影响敏感性也表现出差异性.     

青海省2000-2008年间耕地变化及驱动力研究

该文分析了青海省2000—2008年期间耕地变化的特征及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基于青海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序列数据,选取了耕地总量、人均耕地变化、耕地增减情况等指标分析了青海省耕地的数量变化特点,选取动态度差异指标,分析了全省耕地变化的区域差异特征。结合青海省耕地变化的特点和区域发展的特征,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耕地保护政策、生态退耕工程、土地开发整理工程、重大建设工程、人口与民族因素和城镇化进程6个方面分析了耕地变化的驱动力。根据耕地变化的特征和主要的驱动力,在耕地管理层面建议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土地整理的力度,坚持差异化的耕地保护政策,协调重大建设工程对耕地的占用。     

耕地数量生态位重心模型构建及其应用——以焦作市为例

以生态位理论为基础，提出了耕地生态元和耕地生态位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以量度耕地数量空间格局变化规律的耕地数量生态位重心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焦作市1998-2004年期间耕地数量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有效测度区域耕地数量整体变化特征及其年际变化程度大小，并可依据其变化规律探求区域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和驱动力。     

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因素分析

为探寻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驱动力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自然、人口、政策、科技和社会经济五个方面选取30个指标,采用灰色关联法和通径分析法定量分析影响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因素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自然因素和人口因素是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社会经济因素和科技因素是次要驱动力,政策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作用最小;（2）城市化水平和非农业人口是决定耕地集约利用的主导因子,尽管总人口和粮食单产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直接作用较小,但通过其它指标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间接作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