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的福建滨海防护林生态补偿研究

[目的]对福建省滨海防护林生态补偿进行研究。[方法]在生态补偿理论基础上,以福建省滨海防护林为研究主体,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福建省滨海防护林的公众支付意愿及其影响等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受访者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大部分受访者愿意为沿海防护林支付费用,即有66.67%的公众愿意为防护林支付费用,平均支付费用为44.01元/(人·a)。对受访者的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支付意愿影响进行线性回归模型及Logistic回归模型统计分析,受访者对防护林功能的支付意愿与受访者的文化程度(P=0.003、P=0.002)和人均月收入(P=0.000)呈极显著相关,支付意愿影响敏感性强,而职业和性别对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按人均支付意愿计算,福建省滨海防护林生态效益价值约为9.07亿元/a,生态效益明显。[结论]该研究可为福建省滨海防护林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参考。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生态补偿研究

福建作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推进生态脆弱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其重要任务之一。红树林湿地作为海岸生态关键区,其自然分布日益缩减,湿地保护及恢复将会面临很大困难,对政府的保护管理职能提出更高要求。以福建漳江口红树林为研究对象,探索红树林湿地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主要从3方面探讨:1)建立DPSIR模型分析生态补偿机理;2)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条件评估法,调查漳江口红树林湿地周边居民的基本情况及生态补偿意愿,建立Tobit模型,分析居民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3)针对不同地区对3种生态补偿标准方案进行讨论。结果表明:漳江口红树林湿地周边居民文化程度较低,环保意识薄弱,非现金补偿优先考虑土地补偿、安排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3种方式,不同村庄之间的受偿意愿有较大差异,被调查者的学历、家庭人口、红树林湿地生态效益了解程度和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对受偿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居民对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支付意愿实证分析

城市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最大受益者是其周边地区的居民,实行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政策首先应从城市森林周边地区开始,为此,需要调查周边地区居民对城市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支付意愿(WTP).该文是在对哈尔滨城市森林周边的四个居民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应用假设市场价值评估法(CVM)对城市森林周边地区居民进行城市森林生态效益经济补偿支付意愿(WTP)调查.对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66%的居民认为空气质量有好转,96%的居民认为需要加强城市森林投入,70·6%的居民愿意出资(人均33·2元/a),80·3%以上的居民愿意出力(5·5h/a);影响支付意愿的方式及支付大小主要有文化程度、人均收入两种因素;进行的Logistic回归分析能够预测不同收入居民的出资概率.综上,建议对城市森林生态效益实行经济补偿的方式应包括出资和出力两种形式,支付额度要符合居民的支付意愿.     

基于CVM的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探析

文章将闽江流域上下游视为一个由生态服务供求双方形成的虚拟市场,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开展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支付意愿(WTP)与受偿意愿(WTA)调查。结果表明:流域居民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参与生态服务补偿的意愿较高,但上下游居民的生态建设责任认知存在差异,补偿意愿差距较大。同时,测算得基于CVM的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为125 102.21万元/年,远高于现行补偿标准。因此,政府应结合居民的补偿意愿,多渠道筹集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同时,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洱海流域上游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以洱海流域上游水源地洱源县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获得洱源县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状况、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及补偿意愿(WTA)的相关数据,并测算出农业结构调整的生态补偿额度。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洱源县农户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及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70%左右的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农户对生态补偿认知度也较高;(2)2007—2009年间,参与了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一半以上对政府的补偿表示满意,42.77%的农户持不满意态度,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补偿资金过低和补偿中出现不公平现象;(3)农户对补偿方式的偏好主要是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在四种不同的农业结构调整模式下,有71.15%的农户选择了非零受偿意愿,全县农户总受偿意愿为3.248 0×108元·a-1;(4)农户的文化水平、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3个因素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来源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显著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因此提高农户的生态补偿认知度和做好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是生态补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结果可以为洱海流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政策提供依据。     

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以期为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基于公众参与的绿色农业生态补偿市场融资渠道提供依据。【方法】选取湖北省武汉市4个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受访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受访对象对绿色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受职业和文化程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对绿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认知度与支付意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年龄因素对补偿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党员进行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相对较高。【建议】在绿色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初期,应加大对绿色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宣传,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同时坚持以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并考虑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制定补偿标准,逐步铺开。     

农户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意愿的实证分析

生态公益林政策是否能真正促使当地农民对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主动参与到生态公益林建设中仍值得探讨。以浙江省长兴县10个案例村为例,运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户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的意愿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生态公益林建设中,应拓展农户非农收入来源,以提高农户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意愿;科学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开展农户教育培训活动,提高农户对于生态环境认知的重要性。表3参17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密云水库周边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响应

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的调查方法对密云水库周边地区877户农户对信息来源途径、环境保护认识、生态补偿意愿,期望与机会成本、移民意愿与补偿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保护水库周边地区生态环境,需要通过拓展农户信息来源途径,大力普及生态知识,增强农户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农户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和北京郊区的区位优势,发展生态环保的都市农业。     

冀北地区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及补偿分担研究

[目的]研究冀北地区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及补偿分担。[方法]在调查冀北地区农户生态补偿受偿意愿的基础上,对农户的受偿意愿进行了量化,建立了生态补偿分担率计算模型,并以水资源供给量为基准计算了补偿分担率。[结果]冀北地区农户的受偿意愿为2740.5元/（hm2·a）,2008年底冀北地区共完成退耕面积42.97万hm2,则生态补偿受偿意愿为11.78亿元/a;京津唐3市政府生态补偿分担率分别为37.60%、42.75%和19.64%,则应支付的生态补偿金分别为4.43、5.04和2.31亿元。[结论]该研究为冀北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和生态补偿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生态效益补偿ACP方式比较研究

选择交易成本低、可操作性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生态效益补偿方式,不仅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表现。本文从补偿方式绩效、补偿方式成本、农户意愿3方面对能力补偿、现金补偿、实物补偿3种补偿方式进行比较,探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最适宜的生态效益补偿方式。     

上海市民郊区林地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调查分析

以上海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上海市民为研究对象。在阐述了上海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相关概念、理论基础、补偿机制框架等问题后,运用意愿调查法对上海市民对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其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上海市民生态环境意识较高。②家庭月收入、生态环境意识是影响上海市民对郊区林地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③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在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市民收入,加大对市民生态环境意识宣传的基础上,完全具备开展郊区林地生态补偿的条件。     

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和实现途径

研究了森林生态价值补偿政策基础、生态效益补偿对象选择、补偿原则以及资金来源途径。(1)提出森林生态“效益源”的概念,分析森林生态效益的现实存在形式;(2)从法理的角度,对生态效益国家购买、社会享有与负担、经营者经济受益的政策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出森林生态价值不能作为国家行政补偿计量依据的结论;(3)提出了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和人口现状的新思路,建立了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的函数关系;(4)提出优先征收森林生态补偿附加税的资金政策构想。     

基于游客支付意愿的乡村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以苏州市金庭镇明月湾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产业融合不断强化的基础上,乡村旅游发展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极大动力,由此对旅游地生态环境及补偿问题的研究更加具有社会意义和生态经济价值.本文从游客支付意愿视角,以江苏省苏州市明月湾古村为案例地,采取文献分析和实地问卷调查分析的方式,参照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测算受访者生态补偿意愿值...     

矿区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德兴矿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47.0%的农户同意实施生态补偿政策,27.6%的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持否定态度,12.9%的农户对其不了解,12.4%的农户选择保持原样。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耕地面积的多少和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农业收入低下和家庭人口众多是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务工时间和主粮来源间接的也会影响农户的生态补偿意愿。由此得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确保生态补偿成功实施的关键因素,政府应多关注农户意愿,将农户的满意度作为补偿是否合理的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政策的顺利实施。     

白洋淀流域居民与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分析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制度,实行"以奖促治"的激励机制,是解决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而要建立白洋淀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就必须充分了解居民与游客的支付水平和支付意愿。该文通过对白洋淀流域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利用CVM法对流域内居民与游客的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进行分析,通过统计性描述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对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的影响,深化对居民及游客生态补偿意愿和支付水平的认识,为建立科学合理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意愿调查法在退耕还林生态价值评估中的应用

以临洮县洮阳镇为例,运用意愿调查法就退耕还林生态环境价值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对退耕还林产生的生态价值,其支付意愿远远小于受偿意愿,其原因主要是农民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对政府不够信任,并提出国家和政府部门应当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退耕还林的投入、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以调动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以利于当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基于凉州区农户的耕地生态补偿意愿分析

针对凉州区农户耕地生态补偿意愿进行调查,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生态认知较好且愿意接受现金补偿,补偿额度为5 529.45元/hm2,农户对耕地质量好坏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耕地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     

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与秸秆收集受偿意愿——基于湖北黄冈的微观调研数据

为探究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对其秸秆收集受偿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黄冈市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684份农户调查数据,使用二元Logit和OLS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资本禀赋、感知价值对其秸秆收集受偿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愿意参与秸秆收集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总样本的90.35%,其最小受偿额度平均值为791.45元/hm2;2）资本禀赋对农户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受偿额度有显著负向影响;3）感知价值对农户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4）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秸秆收集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量为0.289;感知价值在资本禀赋与秸秆收集受偿额度之间具有遮掩效应,遮掩效应量为0.225。因此,为鼓励农户的秸秆收集行为,应加快完善秸秆收集生态补偿措施并分层分阶段推进,多渠道提升农户资本禀赋的同时提高农户对秸秆收集行为的感知价值。     

引入林农意愿因素国有林区生态补偿价值模糊综合评估——以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为例

引入林农意愿因素构建国有林区生态补偿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应用AHP法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模型,确定了各具体指标的权重。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各指标的权重合理。进一步构建了国有林区生态补偿价值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为例,应用以模型评估了国有林区生态价值补偿的有效性,认为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生态价值补偿有效性有待提高,只有充分重视林农的意愿才能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优势。     

三江源牧户参与草地生态保护的意愿

牧民对环境保护的响应是生态保护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主体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的成效和可持续性,是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约283户藏族牧民通过翻译进行结构式访谈,采用Logistic模型从主体角度探讨了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三江源区域约87%的牧户认为生态保护对牧户有好处,但受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近70%的牧户是在政府主导下基于有限理性而被动的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2)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意愿主要受当地政府的保护力度及牧户对生态保护外部性的认知水平、生计水平、外界接触程度、工作机会的正影响,并受牧户的年龄、离中心城镇的距离和区域气候恶劣情况等因素的负影响,系数依次为:2.22、3.98、1.93、2.26、1.48、-1.63、-2.43、-0.92。(3)牧户的生计水平、退化感知和外部性认知是影响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概率不仅仅是牧户出于自身利益和未知风险考虑下被动的响应,更是当地政府的环境知识宣传和保护投入影响下个体的抉择结果。(4)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解决牧户的单一化生计问题,构建完善地生态补偿机制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并激励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生态保护、牧户幸福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