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引擎。该文选取2000-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就业率是影响福建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城乡收入比、教育与科技水平对新型城镇化水平有显著影响。     

滇中县域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滇中地区41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利用GIS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人口城镇化的空间结构,以因子分析法探索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采用OLS和GWR探究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滇中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整体偏低且空间差异大,人口城镇化水平随距离衰变明显。2)全局自相关分析表明滇中县域人口城镇化存在显著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人口城镇化水平局部相关性不明显,各县域人口城镇化进程呈孤立态势。3)因子分析法确定滇中县域人口城镇化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和产业结构。OLS模型发现三种因素对人口城镇化均具有正向拉动力,经济发展作用力最大,产业结构其次,农业生产的作用力最小。4)GWR模型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影响强度从北到南增强,农业生产影响强度从西到东增大,产业结构影响强度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增大。滇中县域需要提升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以此促进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为揭示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影响二者协同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辽宁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升,二者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协调等级由低度协调发展为极度协调;评价指标中的城镇与农村人口之比的灰色关联度最高,且正向影响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天津郊区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通过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天津郊区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比较了郊区地区因素和时间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天津郊区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影响较小;地区和时间差异因素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     

城镇化对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的影响

为揭示城镇化对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的影响,选择北京市怀柔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现代城市化指标体系测算怀柔区的城镇化水平,并利用层次分析法评价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程度,分析城镇化水平综合值和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评价综合值的相关性,研究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与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怀柔区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水平综合值与城镇化水平值之间满足一元回归模型;怀柔区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水平呈负向弱相关关系,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经济城镇化水平和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水平呈负向弱相关关系;怀柔区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是影响耕地集约化节约利用水平的主要因素;怀柔区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     

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研究

产业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表现高度契合性。采用熵值法和Moore值法分别测算全国30个省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程度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全面FGLS估计模型对"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型城镇化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呈现区域差异性;(2)产业结构变迁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作用显著。加快产业结构变迁能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增长点。     

就业质量对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

基于对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1 779份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问卷调查数据,以就业质量为研究视角,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意愿整体偏低。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特征因素中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影响显著,性别、进城务工年限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城镇化意愿影响不明显;就业质量对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的影响显著。农业转移人口受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发展机会、社会保险健全程度满意度的影响尤为突出,同时注重工资收入水平、工作设施安全性和职业稳定性满意度的提升。因此,建议不断强化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制度,并建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     

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城镇化水平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等文件,选取2007—2016年为研究时段,运用熵值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影响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城镇化水平在时间序列上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绿色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变来看,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城镇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绿色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的3个因素是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城乡居民收入比和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基于RAGA-PPC的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研究

以黑龙江垦区五大农场管理局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基于RAGA-PPC的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黑龙江垦区五大管局城镇化发展质量排名,同时得出各级影响因素的权重水平,为提高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研究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加速,而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加。以长三角2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8年的数据,构建了用于评估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估指标,旨在确定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进一步通过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对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影响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中,对外开放度对其产生了显著为负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研发投入、政府干预与投资率均能显著促进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济南市农村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农村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通途。因此,评价农村城镇化发展水平显得尤为重要。该研究采用均方差决策权数法,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构建了济南市农村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济南市农村城镇化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济南市经济城镇化和社会生活城镇化发展呈显著上升态势,而人口城镇化要明显滞后于经济城镇化和社会生活城镇化。说明制约济南市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仍没有得到改变,城乡一体化程度较低。只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基于因子分析的宁夏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经济与社会发展必然会促进城镇化的进程,而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发展水平已成为促进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宁夏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并在大量统计数据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揭示了宁夏城镇化发展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宁夏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是银川市,发展水平一般的是石嘴山市,发展水平较低的是吴忠市、中卫市和固原市。选取指标和提取公因子对城镇化发展水平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说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这也是导致宁夏五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原因。     

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分析

为探讨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与驱动因素,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在测算出各地区2005—2014年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其时空差异,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整体较好且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2)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距不断扩大,东部与西部的区域内差距相对较大,而总体差距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3)中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与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农户投资能力显著正相关;各区域农村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同中存异,人均GDP对东部和西部、城镇化水平则对中部和东北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城镇化水平和生态保护社会投资对西部农村绿色发展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性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2006~2015年广州市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对广州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对广州市的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二者的相关性进行ADF检验和OLS回归分析,结果得出:广州市科技创新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呈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说明科技创新和新型城镇化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广州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应该继续加大科技资金投入,使科技创新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的驱动因素。     

基于VAR模型的社会保障与城镇化进程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VAR模型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变动量与城镇化水平变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可知,我国当前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社会保障对城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城镇化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的发展。因此,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应当积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使之与城镇化发展程度相适应。     

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本文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和要求,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人居环境和城乡统筹五个方面,构建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发现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城镇化发展格局、增强城镇化与经济、信息化建设结合等建议,为我国城镇化发展提供借鉴:     

农村宅基地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实证研究

采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1990—2010年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宅基地综合评价指数进行互动关系研究,并得到了估计的二次曲线模型。结果表明:农村宅基地与城镇化水平互相促进的关系存在转折点,在城镇化水平低于24.67%的城市扩张模式阶段,城镇化水平对农村宅基地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后期随着农村城镇化模式不断推进,农村宅基地不减反增。建议从适度抑制后期农村宅基地与城镇化之间的促进机制,适当弱化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中的货币补偿机制,重点从完善新增宅基地的准入制度等方面实现农村宅基地与城镇化的协调推进。     

江苏沿海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研究

城镇化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江苏沿海14县(市、区)为研究对象,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生态四大方面选取了13个指标,采用熵值法结合GIS技术,对江苏沿海地区县域尺度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得出:(1)江苏沿海地区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上呈现由南到北递减的趋势,通州市、海门市、东台市城镇化水平较高,东海县、赣榆区、响水县、灌南县、灌云县较低。(2)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态势,大丰市、东台市、射阳县、如东县发展水平较高;灌南县发展水平最低;经济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从南向北逐级递减"的分布特征,海门市、通州市、启东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灌南县、响水县、灌云县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生活城镇化发展水平由南到北基本呈递减趋势,通州市发展水平最高,灌南县、响水县、赣榆区、东海县、灌云县发展水平较低;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呈"北高南低"的态势,滨海县、东海县、灌云县、东台市发展水平较高;通州市、如东县、海门市、启东市发展水平较低。(3)运用相关性分析对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个体从业人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性较大;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呈负相关。(4)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方面的协调发展提出江苏沿海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路径。     

城镇化水平测度——以世界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为例

以世界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巴西)为研究对象,构建适用并反映其城镇化水平的评价体系,利用熵值赋权法测算各国家人口、生态、经济、社会城镇化水平,结合标准差与变异系数测算各类型城镇化间绝对与相对差异。研究表明:发展中人口大国的经济城镇化居于主导地位,生态城镇化次之,社会与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水平较高,属于第一等级,其经济城镇化优势远超于其他类型城镇化,墨西哥与印度属于第二等级,各类型城镇化不相伯仲,埃及、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属于第三等级,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经济与社会城镇化优势潜力较弱,其中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城镇化、巴西生态城镇化发展最为突出;城镇化等级越高的国家,其城镇化的综合平均水平越大,但与绝对、相对差异无显著关联性,表现为相对差异整体高于绝对差异,第二等级国家的各城镇化间均衡化显著,第一与第三等级国家不均衡程度较大,其中印度尼西亚不均衡化程度最高,墨西哥与印度呈现和谐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