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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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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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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浓度黄腐酸对甘肃省4个地方苜蓿Medicago sativa品种(天水苜蓿、定西苜蓿、庆阳苜蓿、酒泉苜蓿)种子进行处理,测定了发芽率、根长、根粗等指标.结果表明,在干旱条件下,用黄腐酸处理各苜蓿品种种子2 h,可增强抗旱性;对酒泉苜蓿和天水苜蓿抗旱性增强的效果优于定西苜蓿和庆阳苜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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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比不同来源苜蓿干草的营养价值,试验选用天津地区某牛场自制的中苜1号苜蓿干草、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养牛实验室晒制的中苜1号苜蓿干草及该牛场种植的中苜1号鲜苜蓿、进口苜蓿干草和国产苜蓿干草,采用饲料常规营养成分分析法进行营养价值评定。结果表明:苜蓿叶是粗蛋白、脂肪、钙、磷和灰分等营养成分的主要来源,而苜蓿茎则是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的主要来源;牛场自制的苜蓿干草质量较差,实验室晒制的苜蓿干草较好地保持了苜蓿的营养成分;该牛场采购的进口苜蓿和国产苜蓿在粗蛋白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国产苜蓿干物质含量低于进口苜蓿,且不稳定。说明苜蓿的加工处理方法对苜蓿干草的营养价值有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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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苜蓿时防除杂草很重要,因为杂草与苜蓿竞争阳光、水分和养分。苜蓿最容易受到杂草危害的时期主要在幼苗期和夏季收割后。在苗期,由于苜蓿幼苗地上部生长缓慢,而杂草的生长速度较快,因此会大量消耗苜蓿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分,造成苜蓿生长受阻。在夏季收割后,由于水热同步,杂草生长迅速,同苜蓿争夺养分,影响刈割后苜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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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遗传图谱构建及其应用 总被引:10,自引:6,他引:4
苜蓿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豆科牧草之一,苜蓿遗传图谱构建是解析重要农艺性状(QTL)遗传特性和基因连锁分析的前提条件。由于复杂的四体遗传特性,目前已构建成功的苜蓿遗传图谱大多数是二倍体苜蓿,四倍体栽培苜蓿遗传图谱较少。本研究就苜蓿遗传图谱构建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图谱绘制过程中的限制因素、解决策略和已有图谱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回顾和讨论;对苜蓿遗传图谱研究,特别是构建四倍体苜蓿遗传图谱,在揭示苜蓿遗传特性和定位重要农艺性状相关基因位点(QTL)方面的应用现状和重要意义进行了论述,就苜蓿遗传图谱在苜蓿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并就我国苜蓿育种现状和开展苜蓿遗传图谱构建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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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一词随着苜蓿在汉代传入我国而出现,属于西域外来词。本文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对"苜蓿"词源、苜蓿名称的演变和苜蓿异名的产生等进行了考释。到目前为止,对我国"苜蓿"词源的认识还不统一,主要有3种观点:一是"苜蓿"源自伊朗语buksuk、buxsux或buxsuk;二是"苜蓿"是梵语māksika一词的音译;三是"苜蓿"为希腊语Medikai之音译。我国多数学者认可第一种观点。由于"苜蓿"为音译词,在苜蓿进入我国初期,出现了许多同音异字,诸如目宿、牧宿、蓿等苜蓿的不同写法,一直到唐代才出现了今天使用的苜蓿专用名词。此外,由于各地方言乃至文化的差异,在古代苜蓿还有许多别名,如怀风、风光、连枝草,塞鼻力迦、光风草和灰粟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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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假盘菌致病力分化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从我国苜蓿(Medicago satiua)品种资源中首次成功筛选出9个具有栽培代表性的品种,即宝鸡苜蓿、泾阳苜蓿、沙湾苜蓿、沙河苜蓿、晋南苜蓿、天水苜蓿、龙牧一号、保定苜蓿和伊鲁瑰斯,作为苜蓿假盘菌(Pseudopeziza medicaginis)的生理分化鉴别寄主。采用室内接种盘倒扣接菌法,根据在鉴别寄主上的发病等级,将采自我国苜蓿主产区的7个苜蓿褐斑病菌菌株划分成5个致病类型,其中致病类型A为强致病类型,致病类型E为弱致病类型,C、D和G组致病类型介于两者之间。研究结果为我国苜蓿品种抗性鉴定、苜蓿褐斑病流行监测和品种合理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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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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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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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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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微生境下科尔沁沙地苜蓿的生产性能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科尔沁沙地,通过对洼地、坡地、岗地等3个不同生境条件下测定二龄苜蓿的产量及生长特性,分析了微环境对沙地苜蓿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洼地年干草产量最大,达14 173.47kg/hm2,显著高于坡地和岗地生境苜蓿产量;岗地条件下苜蓿干草产量最低,达7 415.58kg/hm2。苜蓿干草产量与苜蓿株高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苜蓿根系生长受不同生境影响较大,岗地苜蓿根系长势明显低于洼地苜蓿和坡地苜蓿,苜蓿根体积、根颈粗度和根干重都相对较小,分别是250.3cm3,3.58mm和82.4g。洼地苜蓿根体积、根颈粗度和根干重均最大,分别是443.8cm3,4.44mm和146.2g。洼地每株苜蓿根瘤菌数显著多于坡地和岗地,达到16.7个/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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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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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早记载苜蓿的典籍没有明示其是紫花还是黄花,导致对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认识上存在分歧,目前大致有5种观点:一是古代苜蓿专指紫花苜蓿;二是南苜蓿;三是紫苜蓿与南苜蓿的合称;四是黄花苜蓿;五是不确定。本研究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通过收集整理记载苜蓿植物生物学的典籍,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证苜蓿物种。研究表明,汉代从大宛国传入我国的苜蓿与紫花苜蓿的起源地相一致,并且唐代韩鄂《四时纂要》明确记载了苜蓿开紫花,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这与我国汉代苜蓿最初引种地相一致,在之后也有不少典籍同样记述了苜蓿开紫花,乃至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可以确定,我国汉代引入的苜蓿应该是开紫花的苜蓿,即紫花苜蓿。宋梅尧臣和明李时珍记述的开黄花的苜蓿,至少说明在宋代和明代开黄花的苜蓿就在我国存在和被利用。据清《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在古代我国有3种苜蓿被利用,即紫花苜蓿、南苜蓿和黄花苜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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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