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人地系统协调性评价

乡村聚落人地系统协调发展是三峡库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重庆三峡库区各县域的乡村聚落人地系统为研究对象,选取影响乡村聚落人地系统发展的包括资源、环境、经济、人口、社会五个方面的20个指标,构建了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人地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时序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定量分析库区乡村聚落人地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并引入两系统之间发展协调度模型,对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人地系统协调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人地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是不断提高的,但县域之间差距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主城各区其乡村聚落人地系统发展速度及综合发展水平高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库区下属各区县;（2）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人地系统正向总体协调的方向发展,自然环境条件较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主城各区其乡村聚落人地系统协调度也相对较高,而库区下属各区县由于乡村自然环境较脆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乡村聚落人地系统协调度也相对较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转型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关系

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模型、土地利用综合变动系数,运用耦合度模型开展了乡村转型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关系研究,为促进乡村转型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2000—2013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1个县域单元乡村性指数变化较小,平均值为0.62～0.63,空间分布呈现圈层结构,以鄱阳湖水域为中心,越往外围乡村性越弱;(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以耕地、林地、水域为主,土地利用较为稳定,变化程度较小,南昌市区、星子县、鹰潭市区、鄱阳县为剧变型和缓变型,其余27个县域为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乡村转型发展与土地利用变化这两个系统的耦合度为低水平耦合,耦合度整体上为0.25,其中11个县域处在颉颃时期,20个县域为低水平的耦合;(4)乡村转型与土地利用变化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为低度协调,平均协调度为0.31,仅南昌市区、星子县、鄱阳县、余干县属于高度协调,武宁县、湖口县、鹰潭市区属于中度协调,其余24个县域为低度协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价值研究

由农牧民创造并维护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其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蕴含有丰富的生物、技术和文化等因素,深入认识这些因素在乡村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仅可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基础,而且还可推动乡村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其二,充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途径。这集中体现在传统品种和知识技术的保护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利用,生态产品和现代社会消费群体的有效对接。其三,创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创新消费对象,明确目标消费者的界定;创新服务功能,强化生态维护的价值;创新服务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创新服务空间,推广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各种资源;创新服务手段,发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国家政策充分结合的优势。总之,借助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创新,时下的乡村产业发展可选择不同途径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可持续性。     

沂南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围绕建设"富强沂南、生态沂南、宜居沂南、文化沂南、和谐沂南"的发展思路,以推动经济文化强县建设为目标,强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促进县域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经济文明全面提升,把山东省沂南县打造成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为推动力的全新县域经济示范县。     

沂南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围绕建设"富强沂南、生态沂南、宜居沂南、文化沂南、和谐沂南"的发展思路,以推动经济文化强县建设为目标,强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促进县域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经济文明全面提升,把山东省沂南县打造成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为推动力的全新县域经济示范县。     

中国森林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森林乡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宜居乡村的重要载体，开展相关研究对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7 586个森林乡村样本数据，采用非均衡指数、Moran''s I、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工具识别森林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测算主要影响因子对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解释力。结果发现：1） 中国森林乡村呈现出"东部密中部散西部疏"的空间分异特征，分布方向为"东北-西南"走向，与胡焕庸线、气温和地形所形成的地理格局具有空间一致性。2）森林乡村呈集聚分布模式，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热点区域范围北至沧州，南抵中山，西至商洛，东抵舟山（118°～126°E，24°～38°N）；极化现象突出，形成6个一级核心区和10个二级核心区。3） 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年均气温、城镇化率、平均海拔和地形起伏度是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单因子空间分异解释力差异明显，双因子交互解释力强于单因子作用，公路密度、乡村文化密度和林业产值密度是交互解释力增强的关联主导因子。4）自然环境是影响森林乡村空间分异的基础性因素，并呈现出显著的气温和地形指向特征；城镇化率和林业产值密度是重塑其空间格局的主要动力，公路密度和乡村文化密度是其空间形态变化的引导力量，森林乡村空间格局是多因子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还发现，随着公路密度、林业产值密度和城镇化率的增加，森林乡村数量和密度总体上呈现"先增后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5）将森林乡村划分为都市型、交通型、产业型、文化型和综合型5大类，其中，都市型森林乡村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区位优势显著，交通型、产业型和文化型森林乡村在不同区域形成集聚分布，单要素优势特征明显，而综合型森林乡村多要素作用相对均衡。未来，中国森林乡村建设与发展应根据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和差异化发展原则，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和城乡统筹，有序推进森林乡村增量扩展和存量更新，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恶化和传统文化衰败问题。同时，不断提升主导因子的驱动能力，发挥不同类型森林乡村的比较优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森林乡村全面振兴。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及其差异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从人口、经济、空间、社会4个方面构建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应用GIS空间自相关和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基于31个县域单元开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平均值由0.274 6增加到0.514 5,县域之间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减少;2)2000—2010年城镇化由中等、低水平发展为中等、高水平,低城镇化地区由以鄱阳湖湖体为中心的"十字"分布缩小到"T型"分布;3)2000—2010年全局G系数由0.030 55上升为0.031 75,城镇化冷点集聚显著且呈现减弱趋势,热点增加迅速;4)人口和社会城镇化指数是主要的障碍指数,城镇人口比重、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单位面积非农产业产值、城镇用地占总面积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邮电业务量是阻碍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可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     

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驱动力分析及能力评价

根据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农业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推动重庆库区农业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是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科技、农业投入和农村市场化水平,其次是农业结构和农业基础设施.并对该地区19个区县(自治县)的农业发展能力作出科学定量的评估,按发展状况由高到低分为6个等级.并简单分析今后农业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全国县域乡村产业发展状况及其就业带动潜力评价

发展乡村产业是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战略路径。基于全国县域国家级农业产业园乡村产业的追踪数据,运用层次法分析结合波士顿矩阵模型对乡村产业选择优先序及就业带动潜力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乡村产业应当依托当地产业在市场需求、区位禀赋及要素供给方面的优势所在,因地制宜。吸纳就业潜力较大的乡村产业多以社会服务业及农林渔牧业为主,比较劳动效率较高的乡村产业则以批发零售业及交通运输业为主,对于住宿及餐饮业则应发挥乡村的区位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就业弹性。     

县域农业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以石家庄市为例

农业生态文明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占重要部分,建设县域农业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可判断县域农业生态文明水平,并因县施策,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以区间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为基础,选取生态、经济、社会和协调发展4个领域22个指标构建县域农业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河北省石家庄市17个县域为例,应用2012年统计数据,对县域农业生态文明进行了单领域分析及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并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为完善的理论基础。结果显示,石家庄新乐市、平山县、藁城市、栾城县、灵寿县、鹿泉市、晋州市在生态领域的整体优势显著,藁城市、辛集市、鹿泉市、正定县在经济领域的整体评价较好,平山县与栾城县的社会领域优势最为明显,赞皇县、藁城市、晋州市、无极县的社会领域整体最差;在协调发展领域,藁城市、鹿泉市、栾城县协调发展领域整体较好。对县域农业生态文明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指标水平的高低是由4个领域共同决定,且经济领域影响较大,大部分经济领域较强的区县,综合水平较高。以上说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协调因素等有力地支持了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因此,在石家庄市农业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各县域之间的生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坚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的原则,提高各县域农业发展水平,优化生态农业发展格局。     

村域尺度的不同乡村发展类型多功能特征与振兴方略

村域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科学划分乡村发展类型是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该研究在考虑规划约束的前提下,从经济条件、交通区位、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质量4个维度构建密云区乡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SOFM网络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工具系统划分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在经济发展、交通区位等综合影响下,密云区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其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水库南部水库北部"的特点。其中,密云镇、穆家峪镇和十里堡镇内的乡村发展最为突出,其乡村发展均处于较高级别以上;古北口镇和新城子镇的乡村发展弱。2)将密云区乡村划分为经济交通主导高水平区、交通生态主导高水平区、资源生态主导中高水平区等7大类,其中交通生态主导高水平区和经济生态主导中高水平区是主要的乡村发展类型,集中分布在不老屯、大城子、巨各庄、穆家峪、西田各庄、冯家峪和溪翁庄等镇。交通生态主导高水平区村庄生态环境质量较高,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叠加上较强的经济实力,乡村综合发展水平高。经济生态主导中高水平区村庄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也较高。3)基于多功能视角梳理各类型区的功能特征,遵循"重点发展优势功能、适度提升弱势功能"的思路提出村庄振兴建议,以期为制订差异化的乡村振兴策略提供依据。     

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驱动力分析及能力评价

根据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农业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定量的分析了推动重庆库区农业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是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科技、农业投入和农村市场化水平,其次是农业结构和农业基础设施。并对该地区的19个区县（自治县）的农业发展能力作出科学定量的评估,按发展状况由高到低分为6个等级。并简单分析了今后农业发展的策略,以期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探析

基于对重庆三峡库区地理环境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的认识,通过实地调研并结合文献资料,采用PSR剖析了影响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的自然力（自然环境基础）和非自然力（包括区位力、经济力、社会力、政治力）的作用,揭示了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可以划分为:平行岭谷区河谷平坝与缓丘通达良好高度聚集型、岩溶低山与中山槽谷一般通达松散聚集型、平行岭谷丘陵与低山一般通达松散团聚型、低山与中山山麓及盆地通达良好松散聚集型、低山与中山一般通达松散团聚型、低山与中山岭谷封闭散居孤立型、低山与中山坡地封闭散居孤立型等地域类型;（2）上述乡村聚落地域类型空间发展呈现集聚与扩散并行的总体特点,具体表现为聚集型分布—网络扩展并行、团聚型分布—带状伸展并进、散居型分布—串珠状伸延并存等演进类型;（3）非自然力是驱动重庆三峡库区乡村聚落分布与演进的重要力量,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基础制约作用也十分明显。     

乡村振兴水平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广东省为例

[目的]综合评测广东省各地级市乡村振兴水平及其子系统发展水平,探究其在2017—2021年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机制,为乡村振兴工程的持续推进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态宜居5个子系统构建测算体系,运用TOPSIS法测评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运用冷热点分析法探究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与各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与各因子交互作用规律。[结果](1)研究时序内,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小幅度上升,同时研究单元的演变类型以等级跃升为主,珠三角地区始终为高值单元聚集区。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变化相对一致,但研究单元的类型演变存在明显差异。(2)研究时序内,研究单元的各类属性整体上均以热点聚集为主要联系类型,且各属性的高值聚集区始终是珠三角地区。(3)2017—2021年,广东省乡村振兴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财政支撑、产业优度和经济基础,各因子的交互类型在两个研究年均为非线性增强或双因子增强。[结论]研究时段内广东省乡村振兴水平呈现小幅提升,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则具有不同的演变态势,但均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同时乡村振兴是多元要素共同驱动的...     

基于生活质量的大都市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空间自相关类型划分

乡村性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和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研究基于生活质量理论构建乡村性收支指标体系,采用城乡指标对比分析法划分乡村性等级,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青浦区184个评价单元的乡村性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并通过空间叠加产生的组合类型划分2016年青浦区乡村性类型,并提出针对性管理措施。研究得到结果如下:通过选取表征乡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收支指标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并采用城乡指标对比以判定区域乡村性,是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评判乡村发展程度的有效方法;青浦区乡村性空间分异明显,乡村性由东向西逐渐递增;基于生活质量的青浦区乡村性类型多样且发展方式各异。以乡村性综合指数的局部空间集聚与离散程度划分乡村性类型,可将青浦区184个村域评价单元划分10种乡村性类型区,并针对乡村性类型划分结果采取因地制宜的对策和差异化的管理措施。该研究结果丰富了乡村地理学理论,可为实现乡村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基于“点——轴系统”理论的乡村产业规划研究——以四川渠县为例

“点-轴系统”理论在区域空间分析、产业布局、城市及旅游规划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其在农业产业规划中的应用案例虽然较少,但新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要求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产品加工业,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等,这些任务基本上都要通过各“点”（城镇）和“轴”（交通道路）推进,以点轴所形成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快速发展。渠县是四川地区的农业大县,目前正处于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时期。在综合考量渠县乡村产业发展、点—轴分布等现状基础上,提出了以“点-轴系统”理论为依据,通过渠县的流域、交通轴线进行乡村产业布局,形成了“1个核心、3大流域、6条交通轴线”的乡村产业发展规划,以期促进渠县城乡一体化发展。     

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的时空耦合关系

[目的] 探讨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的协调水平及其时空异质性特征,助力乡村振兴。[方法] 重构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指标体系,应用TOPISIS模型测算2009—2018年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指数,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两者的协调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及集聚程度。[结果] ①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指数与乡村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且表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②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协调水平略有提升,各省份已由濒临失调为主优化为初级协调类型为主,耦合协调类型呈“东高西低,中部以湖北省为高值”的分布特征,西部初级协调类型呈由分散布局演变为集中排列的地理特征,优化趋势显著。③中国各省份间耦合协调性Moral’s I始终保持正值,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中部江西、安徽、河南成为区域极化中心,西部与东北多为“L-L”型。[结论] 中国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地域差异明显,随着乡村振兴实施进程的加快,有逐渐均衡的态势。统筹推进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开展生态治理与修复和优化产业布局是促进农用地多功能利用与乡村高质量协调发展,缩短区域差距的重要措施。     

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为明确生态清洁小流域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对生态屏障型、农业生产型和清洁宜居型等三种类型的5条典型生态清洁小流域的治理模式、治理成效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表明,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通过保障生态安全、建立生态屏障、助推"治理有效",生态经济并行、培育"产业兴旺"、助推"生活富裕",以及生态融入生活、培育"乡风文明"、助推"生态宜居"等途径,可有效助推乡村振兴。在今后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过程中,应强化以下几方面工作:以问题为导向,因地制宜,做好顶层设计;政府重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建立坚强有力的群众基层组织;加大资金投入和生态补偿力度;进一步加强养护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中国生态农业发展分析

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分析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必要性,并就目前的生态农业发展现状进行反思,剖析农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供需不平衡等多方面的压力,指出发展生态农业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市场需求发生新变化的客观要求,解决农业生产所面临资源环境压力的必然选择,以及对发达国家农业持续发展经验的理性借鉴。在对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七个一批"的发展建议,即编制一批发展规划、出台一批扶持政策、培育一批生态产业、发展一批生态农场、壮大一批生态农庄、培养一批生态农民、构建一批信息平台。以此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村环境宜居及农业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更好满足城乡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安全优质、营养健康的消费需求,同时提升生态农业"养眼、洗肺、悦心"的生态价值,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为更好促进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世界性的农业清洁生产提供参考借鉴。     

江苏省区域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异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筛选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模型,对1995年、2005年、2008年江苏省徐连、沿江、沿海、宁镇扬和太湖经济区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的时空变异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在空间上,5个经济区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北向南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以徐连经济区最高,沿江、沿海和宁镇扬经济区次之,太湖经济区最低。随时间的推移,各经济区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针对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最大的徐连、太湖经济区,分别选取代表性县(市)区域(前者选取邳州和新沂,后者选取张家港和江阴),分析2个经济区及其代表县市1999-2008年间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动态变化,发现在1999-2008年期间,徐连经济区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明显好于太湖经济区,但2个经济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个县(市)中,新沂市1999-2003年农业生态环境质量长期处于良好水平;邳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降低速度最快,从最初的良好状况逐渐降低到一般状况,并且一直处于恶化发展的态势;江阴和张家港两市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明显劣于邳州和新沂,且长期维持在一般水平,波动幅度较小。因此,即使是位于同一经济区的县(市),其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也会因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在关注各经济区农业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同时还需考虑不同县(市)的具体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