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发展回顾与展望

首先以粗线条描述了大集体和包产到户两个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生产的总体状况及农民的现实感受,指出了两种农村体制的优点与不足;接着按照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得出农村人口流失严重的结论;然后对近10年国家一系列“三农”政策的调整和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作了深刻阐述;最后对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做出展望,认为农业现代化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是强国富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体现在农业生产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上。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势在必行,但不能强迫命令、一哄而上,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同时还需要协调解决好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和保护耕地等问题。     

土地国有化:1949～1950年天津郊区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的的。而在解放后的天津,狭小的市区面积限制了城市的扩展,为了便于将来的市政建设,天津市人民政府借助于津郊的土地改革,将郊区土地国有化。因津郊农民对农地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因此,1949~1950年土改时津郊的土地国有并没有遭到农民的激烈反对,从而使得天津郊区的土地国有化得以顺利实现。     

1942-1943年的河南灾荒与人口变迁

1942-1943年的河南灾荒是河南灾荒史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它对河南人口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具体表现为:它不仅引起河南人口数量的变迁,还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动和人口素质的下降。     

清末湖北的灾荒与捐税

灾荒是促使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之一。进入20世纪的中国,全国各地灾荒连年发生,水、旱、风、虫、雹、震等灾害交互出现,连绵不绝。清末湖北的灾荒,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严重,实为罕见。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还要承担各种苛捐杂税,灾民们只能挺而走险,纷纷起来抗税、抗捐、抢粮。这些反抗斗争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有力地推动了辛亥武昌起义的爆发。     

1949~2017年我国农村土地的制度变迁与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初探

我国自建国以来土地制度发生了若干次变化,国家与农民在土地权利的分割比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国家权利的逐步退出以及有限的让渡,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从事除农业外的其他产业。因此,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化,向多元化经济发展。     

皖北农村中学英语教师专业素质的调查研究

对皖北农村中学英语教师专业素质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建议。     

皖北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是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而皖北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其中薄弱的一环,其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针对当今皖北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现实背景、存在问题及已有研究理论进行仔细分析后,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济制度、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等,以构建切实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遭受了严重的旱、蝗、水灾及日伪的残酷蹂躏。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互助互济和大力发展生产等多项措施,战胜了灾荒,避免了历史上饿殍遍地的悲剧重演,创造了人间奇迹。     

近二十年来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代以来,灾荒频发,给河南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二十年来,学者们对河南近代灾荒史进行了逐渐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仍有一些局限。在灾害的研究类型上,研究水旱灾害的较多,尤其是特大型的水旱灾害,而研究其他灾害的较少;在灾害的研究内容上,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分析灾荒的成因、危害等,缺乏研究深度。因此,对河南近代灾荒史的研究需要继续通过挖掘资料,继续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争取更高水平的成果。     

皖北人口高输出地区农村格局重构的探讨

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作为人口输出重点区域之一的安徽省北部地区引来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这些返乡农民工与原来农村的留守群体成为重构农村格局的主力军。由此形成由农民自主建设农村的新现象,从而构建起"自下而上"的农村重构模式。因而,传统"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模式,与这一种"自下而上"的重构过程相结合,必将成为人口高输出地区农村格局重构的关键。     

1949—1953年河南省代耕的推行与整顿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政部门借鉴乡村变工互助的传统,倡导民众为乡村缺乏劳动力的贫困烈军工属、二等以上残废军人代耕土地。代耕的目标是提高烈军属土地的产量,同时限定代耕对象、扩大服代耕勤务的范围、减少免勤人员,以便降低民众的负担。多数乡村干部、民众与烈军属认同国家的优属理念,也有少数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诠释代耕。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代耕的实施。代耕在政府、乡村干部、民众、烈军属共同影响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发展态势。     

1949-2009农村科技发展60年——60年铸就中国农业发展基石—新中国农业与农村科技发展述评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不断孕育着新的突破。山乡巨变,亿万农民富裕安康的梦想正在实现。60年的风雨兼程,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为提高粮食产量、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描绘了一幅宏伟画卷;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科技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促进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工作60年（1949～2009年）发展历程及思考

通过对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梳理,总结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规律,同时分析了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与方法。     

1927-1949年湖北省的公立农场与乡村建设

1927-1949年间,湖北省境内的公立农场体系已比较完整,其组织形式虽有多种,但目标仍比较统一,由初期比较单纯的改良生产,逐步发展为改良生产与改进农村同时并举,成为国民政府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关于改进苏北、皖北甘藷的贮藏问题

苏北淮阴专区淮阴一县本年有24,044户烂了甘薯,共损失8,733,428市斤,其中农家零星取食每次丢弃的一两斤还不计算在内。皖北没有确实数字,但就我们在宿     

捕蝗与灭蝗:明代农业灾荒中的国家、官府与基层社会

蝗害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的重大自然灾害,与旱、涝、风、雹、震、瘟疫相比,其发生的频率更高、地域更广、危害性也更大.为了保障农业生产与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明王朝非常重视蝗灾,不但派遣中央官员协同地方政府灭蝗与捕蝗,而且颁布除蝗条例,制定相关的法令与规定,正确引导与鼓舞百姓自力更生,力图将灾害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化.     

回归与因循:清初灾荒赈济的探索与实践

清军入关后,应对灾荒与恢复农业生产的国家赈灾亦迅速展开。与先秦以来的灾荒赈济相比,清初的赈灾在许多方面具有独特性:在时空结构上,是由北方逐渐拓展至全国;在社群结构上,赈济对象从偏向汉族知识分子、八旗子弟、蒙古族人演变为普通民众;在运行模式上,国家主导型色彩浓厚,民间力量参与力度有限。但与其他朝代一样,清初赈灾事业在实践中由于最高当权者、封疆大吏与地方胥吏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影响了赈灾的效果。康熙年间的赈灾制度建设仍未能突破传统的局限。     

1949年以前西藏农作物的种类及其栽培与引进考述

本文通过考察和比对数种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西藏地方志和游记,确定了1949年以前西藏农作物的种类;综述了粟、黍、青稞及小麦等在西藏栽培与引进的研究成果,补充了近几年相关的考古新材料;根据有限的史料初步考述了1949年以前多种主粮、经济作物、瓜蔬及果树在西藏的栽培与引进情况;初步探讨了大麻、蚕桑、棉花、甘蔗及圆眼等是否曾在西...     

1950-80年代中国农村分家析户的历史考察

从解放前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社会中分家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子分家频率增加,并成一种趋势,这涉及意愿、家庭矛盾和习俗等方面的原因.不过,不管在什么时期,分家之后兄弟之间的关系仍然密切,血缘关系依旧是农村社会关系网中的核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