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及其区域差异性

【目的】耕地资源的非农化过度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其区域的差异性,有助于揭示如何在坚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实现耕地资源安全与城镇化的发展。【方法】首先采用2001-2008年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城镇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和耕地资源禀赋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中国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进行研究,为了对比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性,进而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数据进行模型检验,对比分析三大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机制方面的差异性。【结果】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二次项、耕地禀赋变量均呈现显著状态。东中西部地区在耕地资源非农化机制方面存在差异性,在控制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后,耕地资源禀赋变量在东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而固定资源投资变量在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显著性,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弹性系数要大于西部地区。【结论】耕地资源非农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规律。城镇人口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的驱动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人口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或者下降）1%,耕地资源非农化数量将提高（或者降低）0.7个百分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因素在东中西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东部地区耕地资源禀赋是影响耕地资源非农化的显著因素,耕地资源禀赋富足的区域趋向于更高的耕地资源非农化速度。中西部地区耕地资源的非农化则受到固定资产投资作用强烈,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耕地资源非农化驱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     

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生态价值补偿量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目的]构建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的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方法]以陕西省为例,综合考虑省内11个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市区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生态承载力、生态足迹等进行量化测算,通过引入生态超载指数,构建区域内的生态价值补偿量化模型,对各市区的生态价值补偿量进行测算。[结果]2019年陕西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整体上有少量盈余,全省可获得生态补偿量2.10×10⁸元;关中地区的西安市和杨凌示范区耕地生态处于赤字状态,尤其是西安市耕地生态超载指数达-2.15;陕北和陕南地区耕地生态处于盈余状态,该区域耕地生态状况良好。关中地区需支付48.36×10⁸元的耕地生态补偿费,陕北、陕南地区分别可获得44.31×10⁸和6.15×10⁸元的耕地生态补偿费。[结论]测算结果与各市区的现实情况基本相符,可为陕西省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和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该测算方法可为各地区的耕地生态补偿费测算提供参考。     

基于耕地资源价值核算的征地补偿机制研究——以百色市为例

从耕地资源价值的构成和影响因素出发,引入资源价值核算的概念和方法,构建耕地资源价值补偿模型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期为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方面提供理论基础和实例参考.     

耕地利用效益体系与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重构

基于耕地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构了耕地利用的效益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外部性下的耕地非农化机制.分析表明,耕地利用生态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构建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则是抑制耕地非农化的根本途径.最后提出了耕地保护的区内经济补偿和区际经济补偿运行机制、补偿体系和实施措施.     

耕地资源的价值体系及其经济补偿机制研究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耕地的功能和价值体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构建旨在使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补偿机制,以解决耕地持有及保护主体激励不足、耕地占用主体或破坏主体约束不足的问题,建立起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并对补偿机制构建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拉萨市人口非农化对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

分析了1997～2008年拉萨市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人口密度状况对土地利用变化的意义,探讨了人口非农化与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非农化趋势较为明显,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拉萨人口非农化与耕地协调系数均小于1,拉萨市目前的人口非农化对耕地的影响并不严重。     

耕地资源价值与征地补偿标准比较分析——以兰州市城关区为例

以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街道、伏龙坪街道为例,通过了解城关区耕地资源的利用现状,按耕地资源具有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应用收益还原法和替代市场法对青白石街道、伏龙坪街道的耕地资源价值进行了测算,定量地核算耕地资源的价值,来显化耕地资源价值,并与其征地补偿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隐性关系。     

我国耕地资源问题与实现有效保护的耕地补偿机制探讨

我国耕地资源紧缺,且其面积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呈惯性下降。耕地的减少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挑战,也引发了生态环境破坏和新的三农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与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消费升级、基本建设用地增加,与耕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偏差有关。提出要充分利用补偿机制,真正实现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并对耕地补偿的理论基础和功能、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进行了探讨。     

陕西省农地非农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评价

本文将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损失的生态服务价值分为2部分:农地非农化损失的农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和新增建设用地负外部性造成的生态价值的降低。运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当量因子表、替代成本法和防治成本法测算2000-2007年间农地非农化损失的总的生态服务价值。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陕西省共有51 640.06 hm2农用地实现了农地非农化,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达34.22×108元,平均每年损失4.28×108元。耕地非农化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占农地非农化损失的生态服务价值的一半以上,而农地非农化损失的土地则有95.21%转变为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和交通用地。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进展与述评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归纳分析国内外有关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研究进展,找出目前研究的不足,探讨今后研究的方向.结果表明: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逻辑、机制及相应的补偿对象、补偿标准等方面,但补偿的价值标准定量研究不足,补偿面积标准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且缺乏面向农户的耕地保护的补偿研究.为此,应加强对价值标准及面积标准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对农户的耕地补偿制度.     

对构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的设想

持续了2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同时也面临着耕地数量和质量急剧下降、圈地运动的屡禁不止和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变昧走形以及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建设用地指标不足、欠发达地区指标用不完的严峻现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存在。耕地面积的过速减少将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建设用地指标的严重不足将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解决“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土地管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需要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建立耕地保护的区域补偿机制。     

论耕地资源的生态效益补偿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耕地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日益凸显,生态效益外溢得不到有效补偿,因此,从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主要包括:通过加深对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识,对耕地资源生态环境价值的科学评估以及通过政府补贴与市场调节机制的共同作用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补偿体系.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测算的XX市征地补偿研究

以XX市为例,首先从理论上界定耕地的综合价值并与征用结合起来明确补偿对象,运用综合因素法将XX市的耕地划分为4个级别,在此基础上测算了耕地的生产力价值;然后,运用多种计量方法重点测算耕地的3大保障价值及社会稳定和生态服务价值;最后,对征地案例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一级区片内征用0.0667 hm2耕地的综合价值为145191.93元,其中的82197.54元占耕地总价值56.61%,应该补偿给失地农民或集体,其余62994.39元,应该补偿给国家或政府。     

PSR模型下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解析了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结构和运行原理,结合影响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自然、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各个因素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内部系统规律,构建了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耕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以便为下一步开展耕地资源生态质量综合评价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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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掌握贵州省耕地资源的现状和变化特征,通过2014-2015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耕地质量等别调查,对2011-2013年全省及其各市(州)耕地质量等别的变化进行更新评价.结果表明:2013年全省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11.29等,比2011年提高0.01等,与全国相比处于中等偏下水平.2012-2013年全省耕地面积共减少11696.48 hm2,高、中、低等地均减少,中等地减少量最大.全省耕地质量等别集中在7～15等(高、中等地),无优等地.高等地集中分布在遵义市,低等地集中分布在黔西南州和毕节市.     

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现状及政策建议

在剖析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建立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必要性,最后提出完善我国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建议。     

天津市东丽区耕地地力评价研究

应用县域耕地资源管理信息系统(CLRMIS),对天津市东丽区耕地地力进行了评价,详细介绍了评价的全过程,包括确定评价因子、评价因子层次分析模型的建立、评价因子隶属函数模型的建立、耕地地力综合评价与分等定级、评价结果检验等,最终将东丽区耕地划分为4个等级。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分析

中国耕地非农化现象日益明显。基于社会燃烧理论分析了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原理,建立了耕地非农化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SPSS 19.0软件对分类驱动因素进行了主成分及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所占GDP比重等经济发展变量对耕地非农化水平的正向影响最大;粮食单产、总产等农业技术变量对耕地非农化水平具有最大的逆向影响。最后在模型拟合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旨在为合理有效保护耕地提供参考。     

基于改进的SVM算法的耕地地力评价模型研究

为了提高农业管理水平,将计算机智能技术与农业技术相结合,提出基于改进的SVM算法建立标准农田地力等级的评价模型,在评价模型中利用频繁闭集挖掘算法获取特征向量集合,再利用SVM算法建立耕地地力评价模型。仿真结果表明:评价结果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并且与传统的评价模型相比,该模型对非线性特征值评价评价中精确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