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区)1999—2013年的动态面板数据,建立文化消费函数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整体来说,文化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影响最大,超过了纯收入、文化价格和居住;这些因素对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即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收入弹性最大,文化消费习惯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对文化价格变动最为灵敏;居住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影响较小。并提出培育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习惯,提高各地区农村居民纯收入,加大对西部、中部农村文化供给的财政支持力度,对农村居民进行文化知识培训等建议。     

武汉市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分析

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是决定居民身体健康的物质基础,是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武汉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接近40%,由于政治、经济上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存在着明显差距,但由于近几年各种支农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武汉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选择武汉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消费经济理论,在大量占有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武汉市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并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食品消费水平进行比较,通过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变化及趋势展望——基于1950-2010年统计数据的分析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转变,中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数量和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运用历年统计数据,分析了不同阶段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数量和结构的变动,并对农村居民食品消费趋势进行展望,总结出中国农村居民人均肉类、蛋类和水产品的消费比重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口粮消费不断减少,但下降幅度逐步放缓,而食用油、蔬菜和食糖的消费将基本保持小幅波动状态。     

我国农村居民收支结构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对1990-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收支结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结合基尼系数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基本呈增长趋势,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其次是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区域差异的波动性并不是很明显,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全国4大地区中,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区域差异最大,远远超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因此,加快缩小4大地区间农村居民纯收入区域差异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区域差异的重中之重。     

1990年代以来我国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趋势

通过对我国西部农村居民近20年来消费结构、生活消费支出构成、货币性消费与实物性消费的比重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指出了我国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新趋势。     

NEP量表在西部农村的应用评估——以陕北农村为例

西部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而该地区生态平衡却日益受到威胁,这使西部农村居民的环境关心尤其应该受到重视。基于陕北农村调查数据,对2000年修订版NEP量表在西部农村的适用性进行评估,发现照搬原量表使用存在很大问题,对其加以修正后,由6个项目构成的量表具有更高的信度和效度,可构成测量西部农村居民环境关心的有效工具。     

京郊农村食品供求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对策

改革开放 2 0多年来,京郊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占其纯收入的比重显著下降,食品需求结构也发生明显改变,表现在:粮食的消费支出在食品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下降,肉、蛋、奶及各种加工食品的消费支出增加。需求结构的变化对食品的生产和供应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带动农业结构的调整     

基于三大经济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供给消费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2000—2015年农村社会保障和消费等统计数据,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村社会保障消费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供给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呈现较快的增长,地区差异明显,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挤入效应,且东部地区的挤入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储蓄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保障收入、上一年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产生了显著影响;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     

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川区农村的调查分析

本文以对集义镇９５位居民和阿旺镇９０位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构建 Ｌｏｇｉｔ模型,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软件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认知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虽然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有一定的认识,但对食品标志及具体区别的认知明显缺乏;男性中 ２０～４０岁、学历高的农村居民对三种安全认证食品的认知程度较高。计量分析表明,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和学历显著影响食品安全认知。     

基于ELES模型的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采用20072、008年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的截面数据,运用ELES模型,对甘肃省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支出仍然居于最重要、最基础的层次,甘肃省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仍不高;目前甘肃农村居民的消费仍然由收入决定,且较容易受到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和稳定物价水平,是改善甘肃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基础与重要途径。     

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模式变化对虚拟水消费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的食物消费模式对虚拟水消费的影响,对全国1990—201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食物虚拟水消费量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虚拟水消费量都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城镇居民人均虚拟水消费量增长速度快于农村,是农村居民的1.12倍左右;城镇居民的虚拟水消费多样性指数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引起城乡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未来随着食物消费量的不断增加,食物虚拟水消费量也将持续增长,势必对水资源造成更大的压力,这就需要倡导城乡居民均衡膳食和健康的消费习惯,改善食物消费模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日本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与中国的食物消费结构同属于“动植物兼用型”,两国都具有以谷物为主的主粮消费概念。日本居民的生活水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非常富裕阶段,其食物消费结构已趋于稳定合理,因此,分析日本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历程,对引导中国食物消费结构改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食品供需平衡表,分析了 1961-2013年间日本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及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变化情况,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和营养素摄入量的阶段性变化规律,并提出了进一步优化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需要尽快稳定食物消费结构,坚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并且加快营养知识普及。     

基于多国数据的食物消费聚类与演化分析

为明晰食物消费类别,发现其演化特征规律,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食物平衡表中1991—1995年和2015—2017年两个时期13种食物消费等数据,运用因子和聚类分析方法,得到5项因子,划分出7类食物消费类别,分析各类别食物消费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食物消费表现出典型地域特点,体现了各国经济发展差异。20年来各类别稻米、禽肉、糖人均消费普遍增长。处于温饱或小康阶段的类别,食物消费变化以谷物、蔬菜、水果等植物性食物消费增长为主;处于最富裕阶段的类别,居民薯类、油脂、红肉、水果消费普遍减少。期初消费对各种食物人均消费增长普遍具有负向影响,经济增长、本国生产则普遍表现出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对奶类、糖、蔬果消费带动较强,本国产量对蔬果、肉类、水产品等鲜活产品消费影响较大。城镇化、老龄化以及关税变化对不同食物消费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或带动油脂等高热量食物消费,降低蛋、奶、肉类等高蛋白食物以及蔬菜消费。而老龄化或引起糖、油脂消费减少,带动蛋类、红肉等食物的消费增长。     

新兴城市城乡居民食品碳消费动态研究——以山东东营市为例

研究新兴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对于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碳消费机理,实现国家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采用官方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2002～2010年东营市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动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食品消费结构、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及变化趋势、食物碳消费总量方面,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在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影响因素方面相同,城市人均食物碳消费上升,农村人均食物消费数量呈下降趋势。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和农村居民食品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城乡居民食品碳消费量远低于北京、上海和安徽居民的消费水平。研究结果对应对城市化所产生的环境压力、实现碳减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粮食消费的现状和趋势及对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粮食消费经历了不得温饱、基本温饱、总体小康以及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4个阶段.本文在对现阶段我国粮食在不同用途、品种结构和城乡消费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粮食消费的趋势进行了研究.中长期内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渐趋多元化;粮食消费需求总量呈刚性增长趋势;口粮、种子用粮稳中趋减,饲料粮、工业用粮快速增长;稻谷、小麦消费需求呈下降趋势,玉米、大豆消费需求将快速增长.最后从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利用、农业科技推广、粮食生产结构调整、农业补贴制度实施、生物能源开发及海外农业资源利用等6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农民外出务工后食物消费的变化——以北京为例

城市化带动了外出务工农民规模的扩大,从而对城市食物消费和供给产生一定影响。根据2013年在北京市调研的571份问卷,对农民工食物消费变化情况进行分析,重点分析食物消费的增减变化情况,同时分析影响食物消费变化的因素。根据分析结果,得到农民外出务工食物消费的变动趋势,从而为政府制定政策、农户及食品生产者调整结构提供参考。     

近30年来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分析#br#

 【目的】食物消费占用了包括耕地在内的各种农用地资源,本文从包括耕地在内的全部农用地资源角度,动态分析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以便更全面合理地评估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对农用地资源需求的影响。【方法】首次对中国主要食物消费项目的用地类型和折算因子进行探讨,运用改进因子的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近30年来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生态压力进行了宏观估算和动态分析。【结果】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对各类用地的总体占用从1980年的1.465标准亩增加到2006年的1.782标准亩,2000年后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使直接耕地资源占用显著下降。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和食物足迹近30年来保持强相关性,人均肉类水产足迹的支出弹性为0.43。【结论】近30年来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总生态压力非稳定性增加,主要是食物消费模式的变化（耗粮型动物产品和水产消费增加）导致的农用地资源压力。通过固定单产和可变单产的人均食物足迹差异分析表明,中国耕地生产力的提高大大缓解了中国农村居民在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资源压力。     

城镇家庭收入分布变动对其食物消费的影响——兼论与静态模拟结果的比较

了解不同方案设定下收入分布变化对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动及其前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广东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需求分析法(Engel-QUAIDS),动态模拟城镇家庭收入分布变化对其食物消费的影响,并与静态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在不同收入组的城镇家庭中,不同种类食物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差异。2)保持收入分布格局不变、缩小或是拉大收入差距的情景方案都会明显增加城镇家庭各类食物消费量;不同方案中增长幅度有显著差异,缩小收入差距的方案模拟最具明显优势,会促进各类食物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但乳品消费的增幅总为最低。3)相较于动态收入分布的模拟结果,传统的静态收入模拟倾向于低估蛋类、乳品和蔬果类消费总量;而在对粮食、油脂类和肉类消费量的估计中,缩小收入差距的静态模拟有着较为明显的高估倾向。因此,在对未来食物消费进行预测时,需要充分考虑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这一因素。     

基于食物安全的耕地需求分析与预测

为在耕地资源短缺与食物消费结构改变的大背景下合理分析用地需求，保障食物安全，以河南省居民的食物消费情况为研究对象，采用构建时间序列预测模型的方法，基于经济发展和食物结构对河南省未来15~30年的食物需求进行分析，并结合推算结果对不同食物类型所需土地分别计算，得出基于食物安全的耕地需求量。结果表明:1)2000—2019年河南省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植物类食物始终占据较大比重，动物类消费的所占比例呈增长趋势；2)河南省城乡居民耕地需求变化存在一定差异，农村居民的人均耕地需求由城镇居民的1.2倍下降至占城镇居民人均耕地需求的82%。耕地总需求变化趋势为缓慢减少后逐步上升且保持上升趋势，最高约508万hm²；3)河南省人口规模、作物单产水平和食物消费结构均对河南省耕地需求产生着重大影响。其中，主要影响因素是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单产水平提高对缓解人口增长带来的耕地需求压力有重要作用；4)预测发现河南省现有耕地虽能够满足2035—2050年该省人民食物需求，但是河南省作为食物输出大省，无法在满足本省人民食物需求的同时，保持现有的食物供应比例。最后，根据预测结果与河南省耕地保护现状，基于食物安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出相关建议。     

论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

本文针对食物供需矛盾,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食物结构调整、优化、配套的战略及相应措施,论述了从食物生产结构调整入手,引导居民适度消费,使食物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与营养结构三者配套协调的途径与效益。在分析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制定了指标体系,划分了食物发展阶段,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食物消费模式,重点表述了达到小康生活的食物消费与营养水平,同时对2020年发展进行了预测。根据食物发展战略和地区差异,论述了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区域食物发展的特点、趋势、目标与对策。阐述了食物发展的技术路线及宏观调控政策。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不同时期经济水平相适应的食物发展目标和合理的食物结构以及相应的发展对策,为国家有关部门制订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食物发展纲领和近期食物政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