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市农村污水治理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常熟市农村污水治理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困境和难题。通过对常熟市2个乡镇4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就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分析,并提出治理的对策。     

当前农村社会治理面临哪些新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挑战,尤其是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村健康发展的难题。解决农村社会治理问题,需要维护农民共同利益,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系,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社会治理组织化程度。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来自广东161个农户的问卷调查

从农村人力资本、农村公共建设、留守老人儿童问题、农民精神面貌和村级治理5个方面,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根据广东3县1市7个村庄的村委访谈和161个农户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同时存在正反两面的影响.描述了所调查地区的情况,并从劳动力流动角度对农村社区发展进行辩证分析和探讨.     

华东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随着农村自来水的普及和村庄住宅卫生器具的不断完善,农民的人均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由于多年来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忽视,目前大多数农村污水未经处理,无组织排放,这严重污染了农村人居环境,威胁了农民身体健康,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安徽、江苏和浙江3省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典型地区村庄进行走访调研,探析各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别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不同主体对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的利益博弈:以河南省为例

农村环境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广大农村,每年有大量的生活垃圾排放到环境中去,且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镇企业不断增多,三废排放污染向农村加速转移,使农村环境问题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难题。以河南省为例,针对农民、乡镇企业和政府三方主体对农村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利益博弈分析,找出农村环境污染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治理农村环境污染的对策。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涵盖了诸多关于"三农"的新概念、新要求、新表述,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三农"的情怀,并切实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同时,它也为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提供了新契机、新思路。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可通过加快农村经济振兴,吸引农民返乡置业;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加大支农惠农支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重构农业生产主体;调动新乡贤积极性,充实村庄治理主体等路径来推动农村人口"空心化"治理。     

合作主义视角下农村非政府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以张高村老年协会为例

当前,村庄治理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学者们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借用合作主义理论,以在外力推动下成立的农村非政府组织棗张高村老年协会为例分析了合作主义视角下农村非政府组织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村庄治理需要农村非政府组织和正式组织之间进行合作的观点。     

组织振兴：以“下派书记”突破科层壁垒——以山东省P县下派干部为例

基层组织的建设效果直接影响着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村民自治的传统模式面临诸多难题:基层组织构建受限,上级政府权威过度延伸使农民主体性缺失等。这些难题使传统基层治理陷入"失灵"状态。乡村振兴时代要求完善基层治理,强调多元化治理主体共同参与,采用嵌入治理与村民自治相协调的新型治理形式。在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等嵌入式治理的基础上,"下派书记"制度采用"实职"嵌入的形式,尝试一种创新形式对村庄进行帮扶,以实现村庄的有序发展。     

三亚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美丽中国建设。但当前海南省三亚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宅基地建房无序、垃圾乱丢乱堆放、部分村庄污水乱排放、村民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等问题,需从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统筹协调乡村规划、深入开展“三清二改”,进一步深化农村环境治理等方面着力改善当地农村人居环境。     

关于慈溪市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处理的对策建议

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更是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群众身体健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既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难题，也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一个重点。[第一段]     

"大村庄制"改革——农村社区化建设的新探索

目前邹城农村存在着村庄散居、农户散弱、一些村庄党组织散乱的现象,现有的管理模式、政府职能和机关工作作风不适应目前的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并且限制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为此,需要进行＂大村庄制＂改革,建立起新型服务体系,为农民群众提供多领域、全方位服务,才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文章对＂大村庄制＂改革的发展思路、组织体制、投入机制和管理机制提出了建议。     

2014年国家深化农村改革、支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政策措施（三）

推进新一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重点治理农村垃圾和污水．推行县域农村垃圾和污水治理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城镇垃圾污水设施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建立村庄保洁制度．推行垃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深入开展全国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交通便利且转运距离较近的村庄,生活垃圾可按“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处理”的方式处理：交通不便或转运距离较远的,可就近分散处理。离城镇较远且人口较多的村庄,可建设村级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人口较少的村庄可建设户用污水处理设施。大力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整乡整村推进农村河道综合治理。     

武汉市农村污染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研究

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农村污染治理工作中体现为坚持农民主体性。结合对武汉市农村污染治理的分析,农民主体性在农村污染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归纳为治理过程重要的参与者、科学决策不可缺少的制定者、治理结果的最终受益者。当前,在武汉市农村污染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农民主体性缺失的现象。从政治、法律和文化三个层面去探究武汉市农村污染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现状,认为只有全面凝聚农民主体力量才是解决武汉市农村污染治理的关键所在。     

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为了探究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质量评价方法,填补相关研究空白,本研究基于美丽乡村视角建立了以村庄为空间单元的农村人居环境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构成。采用综合指数测算法对村庄的人居环境客观指标予以评分,并进行了质量分级。结果表明：各村庄综合评分和一级指标的评分均有一定的差异,说明村庄人居环境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一级指标中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评分较低,有必要采取措施提高村庄治理能力,多途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根据各村庄人居环境质量客观指标评分情况,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划分为优、良、一般和差4个级别。提出了促进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的相关建议,确定以村庄为空间单元的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目标与规划,建立以村庄为单元的农村人居环境客观指标统计制度,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提高村庄人居环境治理能力,多途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村庄规模调整的难点问题与对策

村庄规模涧整,也称大村庄制,有的则直接称之为并村。村庄规模渊整的目的是用村庄合并的方式实现农民聚集居住,为农村社区化管理创造基础条件。村庄规模调整可大幅度降低村级管理成本,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促进农村发展。目前,在浙江、山东、江苏等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形势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基于集体行动视角，利用2016—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双重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检验村庄特征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相较感到比较幸福或非常幸福的农民，仍有35.6%的农民感到不幸福。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农民幸福感，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法等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来增强农民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处于中西部地区、民主水平越高、拥有大学生村官和村主任任期越长的村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越明显。据此，建议应加快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积极倡导乡村民主，并鼓励村干部任期适当延长。     

贫困地区农村自主发展能力研究

培育农村自主发展能力是解决农村长远发展的根本。文章从系统论角度把农村自主发展分为农民个体自主发展、农户家庭自主发展和村庄整体自主发展3个层次,并对各个层次的自主发展能力作了分析,最后提出加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强化财政、金融与信贷支持,建立坚强有力的村庄领导核心,增强农民的村本意识等提高农村自主发展能力的建议。     

北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农民需求和意愿分析——以房山区为例

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治理水平直接影响农民生活品质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既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关键工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主体和直接受益者,是整项治理工作任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以房山区为例,对北京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发现村民对村庄人居环境整治需求强烈,但参与意愿不够强,主要原因是村民个体认知能力低和村干部引导互动少。基于此,从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个体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政策建议。     

论农村扶贫效果指标构建与评价之基础——农村扶贫效果与村庄可持续发展内在统一性

扶贫模式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在国内并未形成统一理论,文中梳理了发展观的演变与贫困概念的发展,根据农村扶贫效果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探究农村扶贫效果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期为扶贫工作提供理论基础。经研究得出结论:第一,扶贫效果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具有内在统一性,都是为了农民的发展;第二,二者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在统一性,都是为了提升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第三,二者在中心内容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即都围绕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由于农村扶贫效果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此种统一性,要求农村扶贫工作者和研究者,以农村扶贫效果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性作为理论基础,去构建扶贫效果评估指标、制定扶贫政策。     

山东农村制度供给短缺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山东农村制度供给中的个人、组织、政府及文化机制4个层面的深入探讨,指出农民整体素质低导致制度供给的成本较高,村集体领导工作能力差、地方政府出台的制度不规范导致阻滞成本上升,以及路径依赖等因素造成农村制度供给的困难。并最终提出要坚持本土化道路,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结合起来,为相关决策者解决农村治理难题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