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共同教唆犯

共同教唆犯不同于传统共犯理论中的共犯教唆犯，其构成要件有三：教唆犯主体为二人以上；各主体有教唆他人犯罪的共同故意；各主体有共同的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对共同教唆犯的定罪处罚，应以刑法分则中单独规定教唆罪为基础，井以各教唆主体在共同教唆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而论。     

论不能犯与未遂犯的界限

不能犯理论在刑法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在学术上形成了众家观点,尤其以德日纯粹主观说、具体危险说、抽象危险说、客观危险说为代表,他们所谓的不能犯不是未遂犯的一种,不具有可罚性。但是我国所谓的不能犯和德日不能犯是两个概念,确切地说,应定义为不能未遂犯。我国是以实行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为依据来认定未遂犯,又以实行行为是否具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可能性"为标准把未遂犯分为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不能未遂犯)。本文中把实行行为既没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又没有实现犯罪的"现实可能性"认定为不可罚的不能犯,和德日两国的不能犯是不同的概念。     

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理论上属于广义上的共同侵权行为,但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具有特殊性。从规范模式看,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在我国经历了由司法解释到民事立法的演变过程,但现行立法规定仍有完善必要。教唆人与帮助人在侵权行为中的主观恶性及其对后果的影响等方面明显不同,因而在民事责任承担上应有所区别。教唆、帮助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根据被教唆、帮助的对象不同确立相应的民事责任承担规则。即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由教唆人承担全部责任;教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由教唆人承担主要责任。     

教唆未遂与未遂教唆辨析——《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解读

刑法理论界对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中教唆未遂的内涵和外延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按照类型化思维,依法益侵害危险远近以及教唆犯罪的因果发展流程对其进行详尽解读。     

应受刑罚惩罚性：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本质——兼论德、日刑法中的责任观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始终存在分歧，这根源于对刑事责任的本质的理解差异。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尽管存在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争鸣，但其基本语境和犯罪论结构决定了“责任”表明的是一种由主观罪过引起的可谴责性，是否具备“责任”是犯罪成立评价中的重要阶段。立足于我国语境和刑法理论体系，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后，行为人应该承受刑罚惩罚的法律地位及价值评价。应受刑罚惩罚性是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本质。     

胁迫他人偷窃应从重处罚

【案例】姜某多次要求吕某在公交车上为他偷窃,吕某稍有不满或不愿,姜某都会拳脚相加,并威胁如果不听他的,就剁其双手。【评析】姜某虽未亲自实施偷窃行为,但其指使吕某偷窃,且采取打骂相逼的方式,以剁其双手相威胁,已构成"胁迫他人违反治安管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教唆、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治安管理的,按照其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罚"     

过限行为应单独定罪

维权背景：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超出共同预谋犯罪范围行为，亦即实行过限行为，应当根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实施的行为，结合其主观故意，分别予以定罪。     

非法经营罪在种子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及法理解析

针对多年来种子生产经营中无证生产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问题,笔者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各地办案实践,通过案例,从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客体、客观行为、犯罪主体、主观等几个方面,对案例中涉及的当事人无证生产玉米种子的行为,结合情节严重程度进行了全面剖析。     

司法消极的法理分析

司法消极的实质是"当为不为"或"为不当为"。可分为:不作为和作为的司法消极;具体行为和抽象行为的司法消极;主观过错型与客观不能型司法消极。在中国,司法消极现象的产生原因既有制度层面的,也与司法能力不高、司法机关对自身功能的认识不足有很大关系。     

论破坏生产经营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属于侵犯财产犯罪,其主观方面为故意,且具有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目的。破坏集体生产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彰显的是新旧刑法罪名的改变和法定刑期及体系归属的调整。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其客体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把握该罪与自然事故、一般事故的区别。     

牵连犯刍议

关于牵连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但在刑法理论上承认牵连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它是客观存在的犯罪现象在法律上的反映。然而,刑法理论界对此并未取得共识,不同的措辞,不同的表述,反映了各派学者对牵连犯本质的不同认识。　　一、牵连犯成立的条件　　牵连犯是指行为人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牵连犯必须具备的条件如下：首先,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犯罪目的,这是构成牵连犯的主观要件。行为人为了达到某一犯罪的目的而实施犯罪行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他们采取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     

婚内强迫性交行为的刑法学分析

婚内强迫性交行为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妻子意志,强迫妻子性交的行为,包括婚内一般强迫性交行为和婚内严重强迫性交行为。婚内强迫性交行为不等同于婚内强迫性行为和婚内强奸。婚内一般强迫性交行为由婚姻法和伦理道德调整;对婚内严重强迫性交行为,刑法可以明确规定为犯罪,罪名可确定为婚内强奸罪,并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适用不同的法定刑。     

浅析侵害债权制度的若干问题

债权作为民事权利的内容之一，同样具有不可侵害性，但侵害债权权指第三人实施的侵害行为，其构成要件有别于一般的侵权行为，主观上必须具有侵害债权的故意。侵害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法律上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     

论盗窃行为的秘密性

盗窃罪是一种最为常见的财产性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具有"公然性",但是没有"夺取性"特征的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犯罪现象。在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和刑法理论的通说的范畴中,对于这种行为很难作出适当的定性。窃取行为通常是具有秘密性,其原本含义也是秘密窃取,但是,如果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则必然存在处罚上的空隙,造成不公正的现象.     

论职务过失犯罪的主观特征

职务过失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构成的犯罪．是腐败犯罪的一类。职务过失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而且这种过失有别于其他犯罪过失，因此有必要对职务过失犯罪的主观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正确认定犯罪。     

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与棉农植棉行为分析

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 036户农户的访谈调研数据为依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与农户植棉意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农户在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与植棉意愿的行动逻辑遵循"认知-意愿-行为"这一路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植棉政策显著正向影响外包倾向,其中,主观规范促进作用最大,知觉行为控制与外包倾向呈负相关;植棉政策有利于促进植棉行为的产生,并通过调动农户外包倾向间接诱发植棉行为;外包倾向在其认知与植棉行为响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影响着农户植棉强度,驱动着植棉行为的产生。     

共同犯罪中的纯正身份犯若干问题研究

无特定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应区分特殊主体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性质,予以不同对待。无身份者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当有特殊身份者与无特殊身份者为共同实行犯时,应对无特定身份者按身份犯的共犯来定罪处罚。     

网络诽谤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网络诽谤犯罪作为传统诽谤罪在网络空间内一种异化的表现,对其应当以新的眼光进行审视。在对网络诽谤行为进行认定时,应注意正确区分事实和意见,注意准确理解诽谤行为的主观目的,对于未捏造而仅散布诽谤信息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诽谤行为。诽谤罪中情节严重的判断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以相关统计数字为依据对其进行认定时,应结合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进行双重判断并排除适用传播性理论的情形。将造成被害人的近亲属的相关伤害情形认定为情节严重时应从严把握。此外,本解释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不应包括网络空间秩序。对于网络诽谤自诉案件自诉人收集有罪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     

植物也会“使绊子”

<正>使绊子,原指摔跤时以腿暗勾对方使之摔倒,比喻暗中耍弄手段陷害别人的行为。有意思的是,在植物界某些物种为了排斥其他种类的生存,也采用了极其"不光彩"的手段,进而达到"唯我独尊"的卑鄙目的。在澳大利亚的荒原里生长的鼠尾草,为了独霸地盘,便施展了"恶毒"的手段。每当干旱严重时,鼠尾草的叶子就释放出一种臭味,     

论危险犯犯罪中止的时间性条件

危险犯的犯罪中比是指在直接故意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比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比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危险犯的犯罪形态,其时间条件是"在犯罪过程中”。对于犯罪过程”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对于危险犯而言,其中比形态分为三种类型,即:预备阶段的犯罪中;;实行阶段的犯罪中 ;完成实行行为、法定危险状态尚末发生阶段的 犯罪中止。不同类型的危险犯犯罪中比的时空范围不同,即时间性条件不同,应区别对待。必须区分两个界限:即犯罪中比与犯罪末遂的界限,犯罪中比与犯罪既遂的界限,从而准确地把握危险犯犯罪中比的时间性条件,正确地定罪量刑,充分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