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生态认知与支付行为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上中下游2133个居民调查数据

通过对塔里木河流域上、中、下游12个样本点2133个居民的调研,运用CVM理论结合Tobit模型,多因素视角从空间分析不同类型居民的生态认知与支付行为。研究发现:1)居民的生态认知、支付意愿与支付方式在空间呈现非均衡性和差异性,居民属性、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等客观情况,以及对环境问题关注度、对政府工作的信心等主观意识是重要影响因素。2)下游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较上、中游高20.19%、12.02%。其中,上中下游不同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居住年限受访居民的支付意愿差值分别为9.22-21.77%、2.1-32.66%、36.08-39.47%。3)上游及部分城镇居民更愿意支付货币保护生态环境,下游及部分农村居民生产条件较差,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平均有66.01%受访者选择参加义务劳动保护生态环境。4)上中游居民收入水平与支付意愿正相关,下游却无显著关联,收入水平仅影响其支付方式。5)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有强烈的家园情怀,即便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但通过义务劳动保护环境的比重高达71.43%。研究结果表明:上中下游资源禀赋的差异、经济发展与对资源依赖方式的不同、生产生活区环境的敏感与脆弱程度的多样性及不同区域居民生态群体意识的差别,成为影响居民保护环境、拯救塔里木河危机的认知和决策在空间呈现异质性的主要因素。     

农户政策认知—行为响应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宅基地“三权分置”为例

从主观认知视角出发,构建农户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认知与决策行为的形成机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农户政策认知-行为决策逻辑路径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农户政策认知-行为响应路径的整体表现为“初步认知→主观态度→参与意愿→行为决策”,且变量间存在正向影响,主观认识上依次反映信息加工的政策认识过程。2)初步认知、主观态度与参与意愿对行为决策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高,以认知-行为四象限解释可能存在认知与行为悖离的表现。3)囿于人的认知与行为的复杂性,一方面,客观因素中家庭特征、文化观念、代际差异以及社会经济不可避免的成为影响土地政策认知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主观上政治信任、利益偏好、乡土情怀以及从众行为或多或少对农户政策认知与行为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切实影响政策执行与落实。     

经营特征、生态认知与清洁生产行为——基于山东省509家养猪场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山东省509家养猪场户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经营特征和生态认知对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行为的主效应影响和交互效应影响。结果表明:从主效应看,养殖规模、专业化程度和收购方的清洁生产要求等经营特征对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清洁生产趋势认知和清洁生产政策认知等生态认知对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交互效应看,清洁生产趋势认知能有效加强养殖规模对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行为的正向作用;清洁生产政策认知既能有效加强专业化程度对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行为的正向作用,也能有效减弱养殖规模对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行为的正向影响;养殖环境污染认知能够有效加强收购方的清洁生产要求对养猪场户清洁生产行为的正向影响。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对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基于全国152所高校的实证研究

文中旨在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角度,剖析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探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改革路径。基于向中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30个省市152所大学在校大学生发放14,000余份的调查问卷,运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方法,探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相关知识储备、个人特征等对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受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质量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广泛的生态文明课程设置的影响;(2)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垃圾分类、国家政策等相关知识储备显著影响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其中垃圾分类知识和国家政策知识只有在被理解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3)性别、区域和学科对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有较显著的影响,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应考虑大学生的个人特征。     

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对大学生绿色行为的影响分析——以上海为例

生态文明教育对大学生绿色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系统。文中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生态文明教育对绿色行为的影响模型,通过对上海市1363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了生态文明教育对绿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显著正向影响绿色行为;主观规范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生态文明教育显著正向影响主观规范和绿色行为。     

社会规范、生态认知与农户地膜回收行为研究——来自新疆1056户棉农调研问卷

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提高我国地膜回收率,防控"白色污染"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文中以新疆1056户棉农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stics模型研究社会规范、生态认知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地膜机械化回收行为和地膜资源化处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规范和生态认知水平在不同的地膜回收行为群体之间呈现显著差异;社会规范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污染认知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地膜机械化回收行为和地膜资源化处理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重要性认知对农户地膜回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态保护成本认知增加会降低农户地膜回收和资源化处理意愿,但是能够提高农户机械化回收地膜意愿。     

西安市再生水的公众认知及接受意愿研究

公众认知和接受意愿是再生水回用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西安市公众对水资源和再生水的认知及接受意愿,结果表明:西安市公众对水资源认知不足,在主要水源、污水主要来源等方面存在误区;公众普遍接受使用再生水,但未达到完全接受的程度。图形分析表明,公众的社会人口属性与其对再生水的接受意愿相关,学历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更倾向于接受使用再生水,更愿意接受水价调整。研究表明,针对低学历水平的公众进行再生水相关知识的教育普及,丰富、强化其认知途径是提升整体接受意愿的关键所在。     

公众认知、情感对公众参与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的行为意向影响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以北京市为例,分析了公众认知、参与情感对公众参与古树名木保护与管理的行为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1)基本认知、价值及重要性认知、信息认知、管护认知、参与情感对投入行为意向和保护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直接影响。此外,价值及重要性认知、信息认知、管护认知通过参与情感,对投入行为意向和保护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间接影响,参与情感在其中充当中介变量。2)对投入行为意向的总影响由大到小为:基本认知、参与情感、价值及重要性认知和信息认知、管护认知,对保护行为意向的总影响由大到小为:参与情感、基本认知、信息认知、管护认知、价值及重要性认知。通过分析,提出为提升公众的参与行为意向,应首要考虑增强基本认知和参与情感,其次是进一步促使价值及重要性认知、管护认知向参与行为意向的转化,同时,应不断增强信息认知,并提出了具体对策。     

西北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行为的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263户农村家庭的调研数据

以中国西北生态脆弱区为例,对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农村地区9个区县,包括35个乡镇72个典型村庄的1263户农村家庭进行实地调研,从家庭取暖能源使用结构、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费支出等方面分析了西北农户取暖能源使用的总体特征,揭示了能源使用的空间异质特征,利用分层线性模型从宏微观层面衡量了不同维度因素对农村家庭取暖能源选择行为的影响显著性。研究表明：1)不同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的选择差异较大,地域结构差异特征明显。2)在家庭取暖人均能源消耗量和人均能源消费支出方面,陕西黄土生态脆弱区农户使用清洁能源取暖的比重最高,青海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最低。3)不同维度因素对各地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的影响程度表现各异。宏观层面上,政策因素对陕西黄土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的选择影响最大;微观层面上,从众心理对陕西地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对青海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取暖能源选择有积极影响。     

生态文明视域下天津市经济-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天津市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力打造“美丽天津”.文中建立了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经济-资源-环境(ERE)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回归分析法、隶属度函数构建ER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测算了天津市1998-2012年ERE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天津市经济发展迅速,资源、环境的发展相对滞后.ERE系统协调发展度1998-2012年平均处于中级协调水平,进一步促进资源、环境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应成为天津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最后提出严守生态红线、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继续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以提高天津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及影响因素变化——基于CSS2013和CSS2019的实证研究

从环境价值意识、环境责任意识、环境能力意识、环境参与意识四个维度测量环境意识,基于CSS2013年和2019年数据发现：1)与2013年相比,公众环境责任意识、环境能力意识、环境参与意识水平在2019年显著上升,而环境价值意识有所下降,这种变化趋势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2)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政治面貌、环境评价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减弱,社会阶层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一直很小,年龄、户口性质、社会参与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增强,教育程度、互联网使用对公众环境意识一直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增强。3)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经历了环境污染驱动的被动关注阶段、环境利益驱动的传媒建构阶段后,已进入环境理念驱动的复杂形成阶段。据此,提出应重视学校环境教育、加强互联网环保宣传、创建公众环保参与平台、提高人际信任水平、分类引导环境责任,并将公众环境意识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评估体系中。     

大众传媒与公众环保行为研究——基于中国CGSS 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大众传媒理论,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实证研究了大众传媒对公众环保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大众传媒需区分为电视传媒和非电视传媒,公众环保行为需区分为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行为。大众传媒对公众环保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非电视传媒对私人环保行为和公共环保行为均产生正向影响,环境偏好、环境知识在其中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电视传媒对私人环保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公共环保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环境偏好和环保知识在其中均没有发挥任何中介作用。     

公众绿色行为驱动因素研究——以焦作市为例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公众参与是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有效引导和促进公众的绿色行为值得关注。以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依据,将社会环境氛围这一外部因素纳入到现有文献研究中,构建了公众绿色行为驱动因素的分析框架,基于焦作市公众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绿色行为意向和社会环境氛围对公众的绿色行为有直接的正向驱动作用,且社会环境氛围在行为意向向绿色行为转化过程中有调节作用;绿色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能够间接影响公众的绿色行为;感知有效性能正向影响公众的绿色行为态度,进而促进绿色行为的实施。     

安置区移民生态意识会影响其生态行为吗?——来自宁夏的证据

生态移民是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贫困人口解决贫困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些移民在安置区是否培育了足够的生态意识,这些生态意识能否引导他们实施生态行为是值得深入的问题。文中在国内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宁夏生态移民迁入区486个移民作为研究对象,以态度-意向-行为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选取移民生态意识、生态意向、私人和公共领域生态行为、个人特征变量四类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之间的定量关系。以上研究发现为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移民生态意识,转化为生态行为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启示。     

社会学习、环境认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基于山东、陕西、甘肃省710份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会学习、环境认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认知能够直接正向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90;(2)社会学习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有直接负向影响,并通过环境认知也会间接负向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400、-0.0...     

地方政府官员的生态补偿认知及意愿——来自湘西的实地调查

政府官员们在生态补偿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对其生态补偿认知及意愿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专题座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湘西州、吉首市、凤凰县和古丈县等各级政府,通过对发改、税务、林业、水利、国土资源、环保、规划、经济开发区、统计、煤炭、科技、农业、畜牧水产及生态补偿相关职能部门官员们的调研。结果表明:官员们的生态补偿意识较好,比较了解生态补偿等概念;在生态补偿态度方面,认为国家和所有生态受益者是补偿主体,赞同国家按比例征收生态补偿税,补偿强度应该与地区发展实际情况相挂钩,在补偿标准确定方法上比较相信和服从国家政策的总体规定;在生态补偿技能与行为方面,大多通过报刊、杂志、书籍、电视了解生态补偿相关信息,最有效的生态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且比较注重将政府协调解决与其他手段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利益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建议。     

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

与以往仅从个体性因素研究居民环境行为不同,文中从社会性因素入手,利用CGSS2013数据,分析现阶段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实施状况及影响因素问题。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居民实施环境行为水平依然较低,城乡差距、社会阶层差异相当显著,城镇居民、社会阶层较高居民其环境行为明显较多。此外,个体性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仍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居于社会环境中的居民环境行为必然受到社会外部因素影响,环境污染状况、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和大众传媒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