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之我见

自新刑法制定以来,对刑法条文的争论就随之而来.但像第306条这样引起轩然大波的是绝无仅有的.在2000年的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期间,30多名律师甚至提出了取消<刑法>第306条的议案.那么306条规定的是什么?它何以激起律师界如此强烈的不满呢?就让我们从头说起.     

应受刑罚惩罚性：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本质——兼论德、日刑法中的责任观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的概念及其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始终存在分歧,这根源于对刑事责任的本质的理解差异。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尽管存在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争鸣,但其基本语境和犯罪论结构决定了“责任”表明的是一种由主观罪过引起的可谴责性,是否具备“责任”是犯罪成立评价中的重要阶段。立足于我国语境和刑法理论体系,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后,行为人应该承受刑罚惩罚的法律地位及价值评价。应受刑罚惩罚性是我国刑法中刑事责任的本质。     

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内之倡导——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的必要性

罗克辛教授将刑事政策置入刑法体系内,解决了刑法体系与刑法教义学、社会发展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这对我国构建刑法体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将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内,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罪责中融入刑事政策,形成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能解决个案正义与刑法体系稳定性的冲突,兼顾刑法体系逻辑性与刑事政策价值性双重优点,防止刑法体系僵硬化之危险,发挥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灵活性之优势。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哪些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解释如下: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     

污染环境罪立法路径探析——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条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回应了社会热点,引起了学界讨论。此次修改进一步扩展了污染环境罪的打击范围,尤其调整了污染环境罪的刑罚层次,提高了最高法定刑,明确了法条竞合的适用标准,增加与行政法的衔接力度。同时污染环境罪的立法也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随着人类与生态双重法益的提倡,未来污染环境罪的调整路径应以罪过形式与刑罚配置为基点,重新定位罪过形式,增设附加刑的种类,引入没收财产刑与资格刑的适用。     

论公民人权的刑法保障

人权状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人权的刑法保障是人权之最为基本、最有力的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的价值构造已经或者正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更加注重刑法的人权意蕴,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在现行刑法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立和集中体现。然而从人权保障角度来考察刑法典的内容及其实施情况,仍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罪刑法定视域中刑法解释的误区

刑法解释是否能达到预定的目标,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罪刑法定观。而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直接影响法官适用法律。本文以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关系为切入点,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分析认为:罪刑法定中的“明文规定”不等于“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并不是仅仅强调形式合理性,要求解释尽量做到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保障人权并不是刑法的首要价值。     

环境犯罪刑法适用问题探析——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刑法规制为视角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野生动物资源在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当下环境犯罪手段越来越复杂多样,亟待人们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积极应对环境犯罪。本文通过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规制为切入点,进而提出环境犯罪在刑法适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的采取优化刑事立法理念,适当扩大环境犯罪保护范围以及优化环境犯罪刑罚结构,通过这三个措施来完善环境犯罪在刑法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希望这三个措施能为环境犯罪在刑法适用中带来肯定和积极的效果。     

略论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或者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质,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一致。研究刑法上的错误主旨在于解决发生错误是否扣除因错误对实际发生的事实成立故意,或者对试事实具有社会危害性发生认识错误,是否排除承担故意罪责。     

刑法中身份的概念与特征辨正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刑法中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个人人身方面的客观要素。它具体包括行为人的身份、刑事被害人的身份和行为对象人的身份三种,其中后二者是交叉关系。在这些身份中,既包括刑法明文规定的身份,也包括虽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却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身份;既包括自然人的身份,也包括单位的身份。刑法中的身份有五个方面的特征,即客观人身性、有效性、针对性、相对性和先在性。     

刑事诉讼程序视角下的辩护人伪证罪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证罪对刑事诉讼基本结构、回避制度和证明规则造成了很大冲击,使辩护人和所有受刑事追诉者的正当权利受到威胁,同时也是对辩护权的侵蚀。通过从刑事诉讼程序法及其相关制度的角度对该罪进行分析,笔者以为该罪名应当废除。     

刑法第20条第3款定性问题思考

本文从法条间的逻辑关系、立法目的、类似的立法例和罪刑法定原则四个方面对刑法第20条第3款加以分析,认为此款应定性为正当防卫。它是对刑法第20条前两款规定的补充、说明和解释。     

唐律惩治贪污贿赂行为的现实意义

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两方面,对唐律和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加以比较,认为现行刑法有关规定不及唐律明确、具体,应借鉴唐律,予以完善。     

民商合一体制下的商法地位

20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商法的边界出现了模糊化的趋势,经济法发展起来,商法的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但在民商合一体制下,商法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它既区别于民法又区别于经济法。     

刑事和解之扩大适用的问题探究

随着2012年刑事和解制度以一种特别程序在新刑诉法中的确立,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欢迎。但是刑诉法只有三个条文对此作出规定,而且适用面较窄,难以迎合现实社会的需求。通过对国外相关制度以及国内现状的比较,结合相关理论,以一种实证立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扩大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将私法自治原则引入刑法有利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将私法自治原则引入刑事诉讼,可增强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性,有利于解决纠纷,维护被害人利益,促进社会和谐。     

坚持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实行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 ,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治理方式的理论创新。这一创新 ,是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思想和我党治国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 ,是德法互动互补、对立统一关系理论的逻辑必然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标志着我党执政水平的提高和执政方式的转变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以欧洲区域刑事合作机制为视角

以“双重犯罪”为基本原则的传统国际刑事互助模式已经落后于打击跨境有组织犯罪的现实要求。欧盟的新型区域刑事合作机制,对我国两岸四地的区域制度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及适用

严格责任作为刑法中的一种归责原则,是英美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一个特色。严格责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值得借鉴,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严格责任理论。     

辩护职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研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是建设和谐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但目前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研究多侧重于政策解读和制度建设,而在司法实务方面则又多从检、法职能出发,忽略了诉讼三大功能之一的辩护职能。本文从内涵界定、制度设计、功能冲突、职能缺失等方面分析了辩护职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存在的障碍,并就如何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挥辩护职能的作用提出制度保障、坚持的原则、司法理念、完善制度、加强协调等方面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