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通过建立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环境城镇化、设施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度6个方面对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研究发现: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南昌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鹰潭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南昌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赣州市、九江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景德镇市和上饶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抚州市、萍乡市和鹰潭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通过建立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环境城镇化、设施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度6个方面对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并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研究发现:江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南昌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鹰潭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南昌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高水平区,赣州市、九江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较高水平区,吉安市、宜春市、新余市、景德镇市和上饶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较低水平区,抚州市、萍乡市和鹰潭市为全省新型城镇化低水平区。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分析

<正>确分析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度,对改善高污、高排、高耗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耦合分析法计算出2007—2016年各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度,从时序及截面2个维度评价中国各区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发展阶段及水平,为探索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提供现实依据。结果表明,近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及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协调水平均有所提升,且东部各指标的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区域分类结果看,北京市、广东省、上海市等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其协调发展水平较好,而黑龙江省、吉林省、四川省等中西部省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协调性相对较弱,各省域的发展情况不一。     

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及障碍因素分析

选取17 个指标构建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对黑龙江 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当前黑龙江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较快,社会城镇化变 化幅度不大,人口城镇化增长较快,生态、经济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应继续大力发展经济、完善社会 保障体系、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陕南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提升策略研究

通过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归纳总结,设计了测度陕南和西安市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并确定了各指标权重。研究发现:陕南3市之间综合城镇化水平相差极小;与西安市相比较,陕南城镇化水平整体显著偏低。鉴于此,提出了加快提升陕南城镇化水平的几点对策。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战略经济带,探究其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关系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数字经济水平普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地区数字经济推广的方案和策略,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早日实现。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践困惑与创新选择

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国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关键所在。目前,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中,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各方面协调配合不充分等困惑,致使城镇化建设存在质量不高、兼容性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城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在以人为本建设理念的指导下,在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各参与方的积极性,通过完善城镇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为建设开拓新思路、注入新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上存在自相关现象,并已形成东部沿海城市的高值集聚区和西部城市的低值集聚区;我国各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依赖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收入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作用显著;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由显著变得不显著;政府政策支持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正向影响日益显著。     

论我国新型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保障

传统城镇化已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新型城镇化与人口转移互补关系等因素,决定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扩大等趋势;但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加快推进,面临户籍制度限制、社会保障差异、农地制度限制、自身水平不高等困境。必须采取消除户籍带来的不平等、提高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加强剩余劳动力教育培训等政策措施。     

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引擎。该文选取2000-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福建省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就业率是影响福建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重要的因素,城乡收入比、教育与科技水平对新型城镇化水平有显著影响。     

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研究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加速,而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加。以长三角2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8年的数据,构建了用于评估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估指标,旨在确定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进一步通过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对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影响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中,对外开放度对其产生了显著为负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研发投入、政府干预与投资率均能显著促进长三角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     

辽宁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为揭示辽宁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协同发展水平,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影响二者协同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辽宁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不断提升,二者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协调等级由低度协调发展为极度协调;评价指标中的城镇与农村人口之比的灰色关联度最高,且正向影响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中德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关系及其耦合协调分析

现代农业及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指数法测算中德两国现代农业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国新型城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德两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均呈上升发展趋势,但德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比中国高;(2)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尚低于同时期的德国,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3)从整体来看,中德两国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均不高,但整体变化不大,趋向稳定,两国整体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4)观察期内中国现代农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在绝对数上尚低于德国,但其年均增长幅度却高于德国。最后,总结德国发展经验,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目的】对四川省2013年21个地级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方法】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人口与城镇发展、城乡统筹、城市环境、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社会保障8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二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结果】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成都市、攀枝花市发展最好;在人口与城镇发展建设方面,成都市发展最好;在城乡统筹建设方面,成都市、攀枝花市发展较好;在城市环境建设方面,泸州市城市环境质量最优;在城市经济建设方面,成都市、攀枝花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发展相对较好;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攀枝花市最好;在城市公共服务建设方面,成都市发展最好;在城市管理方面,广元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最好;在社会保障建设方面,甘孜藏族自治州发展水平最高。【结论】根据上述评价结果,提出了提高四川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龙岩市为例

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龙岩市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得出人均GDP、城乡可支配收入差和卫生技术人员数3个指标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强化产业支撑,稳步推进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大力改善医疗卫生水平等途径推进龙岩市新型城镇化进程。     

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 助推新型城镇化

<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5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人数近两亿六千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然而在我国城乡教育不平衡的现状下,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成为真正市民,必须提高他们的科技文化水平。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其就业范围和     

西南民族地区市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及比较

城镇化质量水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起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以西南民族地区28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评价人口就业质量、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城乡一体化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等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运用SPSS 17.0的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比分析西南民族地区28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结果表明,西南民族地区28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南宁的城镇化质量最高,其次是昆明,丽江位居第3位,其他25个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水平普遍偏低;位于城镇化低质量区内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都较低,且大多数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发展滞后。因而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注重提升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助推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     

我国传统城镇化的特征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讨

新型城镇化是在传统城镇化基础上提出的,得到了国家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是学术界当今研究的热点,因此,探索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本文全面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并对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然后从经济规律和现实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当前城市发展趋势的观点;其后从数据角度对传统城镇化道路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上述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城乡发展融合、消费结构升级、经济稳步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构建适用于河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与耦合协调度测算其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的权重及二者的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划分其耦合与协调阶段类型。结果表明: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超前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郑州、许昌与洛阳新型城镇水平居于河南省前列,周口、南阳、驻马店与商丘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名列前茅;河南省新型城镇化高值区集聚在以郑州为核心的区域,南部区域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明显高于北部地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处于中高水平拮抗耦合阶段,多数城市已达到高水平拮抗耦合,北部地区耦合强度远高于南部,三门峡—洛阳—焦作—新乡—鹤壁—濮阳的耦合高值区串联成片;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整体隶属于轻度失调,多数城市已达到濒临失调,中部、南部的协调发展水平高于北部。     

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过程是人类发展必经的道路,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标志。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远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理念,其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新型城镇化为研究背景,阐述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教育培训以及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