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传 道、济 民、修 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

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张栻传道、济民、修己的礼学思想对南宋地方精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追求经世济用的新儒学，认为士大夫担负着礼之兴废的重责。他主张从人事之礼中体认天理，强调以礼作为培养士人、养成风俗的重要手段。张栻终其一生都在学礼，对礼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管子》四篇关联性研究:基于四篇核心术语的考察

链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作为一组文献的核心术语是精气和心论。《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均祖述《内业》精气论,但与《内业》重在修身内圣路径不同,《心术上》《心术下》《白心》融入形名和法术治理思维,重在论述治理,外王色彩浓。《管子》四篇创作时间大致与孟子第二次到稷下相当,也就是在公元前319年到前311年之间。《管子》四篇特别是《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从行文到内容均深受尹文子学派的影响,但《管子》四篇保持自己相对于尹文子形名学派的独立属性。《心术上》《心术下》接受了尹文子君臣分业、名实相稽、道法合流等学术论点。《白心》的作者与庄子后学交流密切,但《白心》也同样融会贯通尹文子名法合流思想。     

礼教对女性人生的设定及其用意

《礼记》等儒家礼学典籍，记录创制了中国礼教文化。旧时女性在娘家与婆家，人生两个阶段分别受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不同礼学内容的教化，承受了沉重的人性压抑；但也派生出维护封建家庭稳定、教育子女成功的正面作用。礼学教化培养出的婆母，为维护家族利益而维护礼教和宗法，进一步维护了家族稳定。礼教的设定意在对社会结构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予以支撑，从而有效地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依礼而行，无往而无不利——论《周易》中《履》卦解释向度的“礼”的“德基”意义

《履》卦的“德基”意义，在于其明确的提出了“知崇礼卑”的思想。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庸言谨行做到对“礼”原则的自觉践履，切实做到依礼而行。这是因为“礼以天制”的“礼”具有顺天应时、持中守正、刚柔相济、贞常不变的“理”的必然规律，处处体现着天道的价值定势和价值理念，所以“礼”作为人文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寓示的社会现象的归纳和社会行为的概念，成为社会生活中必然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最高准则。     

一种基于电压控制的扫描测试功耗优化方法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墨家兼爱思想现代意义之重估

<正>墨学是中国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学并称的一门"显学"。墨学内涵极为丰富,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其兼爱天下的道德原则,更是彰显出与儒、道之学不同的道德追求。墨家的兼爱思想既是墨家众徒道德实践的记录,也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启迪后人,开悟来者。在当前高等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弱化、大学生道德意识淡薄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墨家道德文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孔子《论语》中的道德思想

孔子《论语》中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伦语》全书四百多段文字基本上都田绕仁爱思想展开。为了实现仁者爱人”的目标，《伦语》中提出了道德建设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规定了成为君子的道德标准和要求。《伦语》中主张成为君子必须认真学习，在学习中要敢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加强道德修养。《论语》中把道德建设和为政治国结合起来，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把正直有德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在位者要率先垂范。孔子《伦语》中的道德思想包含着合理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道教化和稳定社会的作用，有些道德内容规范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道德意义。     

儒学助力城乡社区治理的资源借鉴

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于传统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学仍然可以助力城乡社区治理。儒学可以借鉴的资源主要有:家国情怀:城乡社区治理的信仰性资源,道德伦理:城乡社区治理的价值性资源,家礼乡约:城乡社区治理的制度性资源,教化为本: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性资源。对于儒学中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可以在城乡社区治理中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基于制度运行机制为视角的荀子制度伦理思想探析

制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伴随制度的产生就有了制度伦理的存在。中国传统的制度伦理在先秦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脉络与特质。荀子由性恶论出发最终落脚于社会的政治控制及制度安排上,荀子性恶论是其制度运行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石。"义"作为荀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其礼、法制度设计与运行的伦理价值导向。荀子隆礼重法的制度运行机制化约为礼的社会组织功能、法的人群整治效用、礼法的双重控制目标等三个问题。荀子设计了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石、以贵义为价值诉求、以隆礼重法为最高准则的制度运行机制,彰显了对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双重价值诉求。作为儒家的荀子对德性伦理的过分强调使得荀子最终以义统礼法,表征了德性伦理相对于制度伦理的优先性,这种重德性轻制度的思想理路,使得客观化制度付诸阙如,对中国后世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党的十九届四中会全面构建了推进社会治理的理路，提出要按照"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则，完善社会治理构架，推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构建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新时代对我国基层社会建设经验的坚持和创新。构建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就需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底，把党的初心使命践行到实处。坚持人民群众的自治与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着力点，要以全面的功能性带动社区安全、有序和文明的建设。     

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盈余管理与IPO折价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优化——基于河北省唐山市的调研分析

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逐步展开,乡村多元共治模式兴起,农民专业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有益载体。以河北省唐山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研究样本,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梳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人力资源、农民参与、政府指导、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困境。同时,提出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需要强化人才培育,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加强法治建设,大力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的政策法规;加强重视程度,形成乡村治理更为强大的工作合力;加强自身建设,在乡村治理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     

经学札记三则

一,《周易》与周礼相通,可以互证。但是解说《周易》反映的古礼必须谨慎。二,《春秋》可以当礼书看,其中贯穿了孔仲尼维护周礼的原则精神。三,昭公元年《左传》记穆叔赋《鹊巢》而赵孟“不堪”,古今注家大多不知其所以然。解说春秋时期赋《诗》明志若要求其准确,就必须抓住切合当时情境与《诗》原文的契合点。     

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农村养老服务的推进思路——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的分析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愈显不足。政府作为传统的供给主体遇到了“政府失灵”的问题袁而社会组织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成为政府供给农村养老服务的有益且不可或缺的补充。借助协同治理理论,介绍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农村养老服务的现状,分析了两者协同供给农村养老服务所遇到的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推进两者协同供给农村养老服务的思路。     

论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及其调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宪法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结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产权、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动力性与思想性制度，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在宪法上进一步定位国家性质、职能与任务；调整产权结构；加强新型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精准治理实施策略研究

精准治理是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要求，对提高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在思维、技术、制度和话语等方面下功夫，实施意识形态安全精准治理。在思维层面上，应切实树立起整体、关联、智能、预测、动态、共享的大数据思维；在技术层面上，应重点加强大数据实时处理、海量数据存储管理、交互式数据可视化、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关键技术攻关；在制度层面上，应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大数据法律保障制度，健全意识形态问题的大数据风险预警制度、舆情应急制度；在话语层面上，应主动融入民众生活圈，精准捕捉民众兴趣点，巧妙转化话语表达方式，使其更具价值观的黏合性。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机制的路径创新研究

乡村社会对我国时代改革进程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现有的乡村治理机制显然跟不上乡村社会结构性变革的步伐,各种治理困境和挑战层出不穷。其在治理层面的主要表现是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僵化保守和过分依靠行政权力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存在明显背离。因此,要想突破乡村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化解现有的治理困境,有序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改革,需要将乡村社会协同参与机制、农村经济合作治理模式、统筹城乡整体发展作为治理导向,构建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发展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