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基于和谐社区构建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研究

纵观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主要类型: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合作型治理模式;居民自治型治理模式。针对目前社区治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互动模式主要体现为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性权利,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社区制度建构等层面的分权参与。基于和谐社区构建要求,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互动模式的路径选择主要在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强化多元合作关系、重视公民社会的主体权威维护、构建和谐治理机制等。     

基于社区社会资本角度的村改居社区居民社区归属感研究

从社区社会资本角度入手,通过对南京村改居社区居民的抽样调查表明,总体上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水平不高,村改居居民社区归属感与居民的社区活动参与程度、在社区内的关系与居住时间有关。村改居社区作为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之间的过渡品,如何提升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也是村改居社区建设和转型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因此,需要提高社区的整体信任和规范水平,扩大社区内的社交网络,提高居民社区建设的主体地位意识,增强社区认同感,充分考虑居民的个体差异。     

乡村振兴视角下妇女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内源性路径探析

妇女作为重要“她力量”在推进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独特作用。但是,从实践来看,妇女在社区治理中表现出主体性缺失和参与地位边缘化的现实困境,具体体现为参与主体意识“被遮蔽”、参与能力薄弱、社会交往圈层封闭与组织化程度低。运用主体性视角,以激发女性内驱力和赋能主体为出发点,从唤醒妇女主体意识促成主体参与的“认同建构”、为妇女赋能提升妇女参与能力、以“组织化”唤起“主体合力”三方面入手,建构妇女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内源性路径。     

时间银行模式在社区互助服务中应用现状及展望——基于行动研究视角的比较分析

时间银行作为社区互助服务激励的一种实践模式，在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受学者关注程度有增无减，研究方法多采用文献资料分析法和调查法，对时间银行社区互助运作模式的现状、困境及模式建构缺乏深度观测与研究。安徽各地时间银行在运作主体、参与主体、运作方式上积累了探索经验，且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推行效力，但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运作机制不完善仍是实践难题。从时间银行模式推广的实践框架看，应增强基层社区治理水平，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专业化，切实发挥时间银行模式提高社区互助服务参与的可能性和广泛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与传统的农村社会管理相比,既有显著的特色优势,也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通过健全治理机制、倡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引进优秀人才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幸福感。     

环境发展的社区治理制度研究

环境问题已成为关切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发展问题而非环境保护问题，从认识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视角对环境发展困境进行梳理，环境发展困境源于主客体疏离。社区本质是主客体融合，为环境发展创造基础条件，提供动力源并引导环境发展。环境发展的社区治理制度分为两个层面，内涵层面包括社区治理主体、客体、过程、方式等要素，外延层面包括社区参与、社区促进、社区共享、社区监护等具体法律制度。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困境及建议--以石家庄市D村为例

在政府职能转型背景下,以社区地缘为核心的互助养老服务成为新时代养老服务的主要选择。通过对石家庄市D村的实地研究,并运用参与式治理视角分析农村互助养老服务面临的居民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引领能力不足、基层政府集权严重等困境,从而提出增强居民社区意识、提升社区组织能力、完善社区服务机制、建立多元养老体系的良性发展策略。     

基于MOA模型的社区居民参与反恐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基于对乌鲁木齐市典型社区的实地调研,借用公民参与阶梯理论和三维空间分析法,分析社区反恐居民参与度情况,建立MOA模型,对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反恐的影响因素作出假设,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分析与验证。结果表明,参与动机、参与能力与参与机会均对社区反恐居民参与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参与动机在社区反恐居民参与的MOA模型中处于重要地位,社区反恐居民参与机会和能力还间接通过参与动机来对居民的参与度产生影响,社区反恐居民参与的动机也间接影响居民参与度。可以通过宣传培训、物质支持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落实奖励政策和保障机制引导居民主动参与,提高积极性;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反恐的渠道,创造丰富的参与机会等提高社区反恐居民的参与度,以群众为基础力量,打好反恐维稳攻坚战。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和农村社会文明和谐。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在资金、技术模式、主体、制度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为此,应加大资金投入,探索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合理应用治理技术模式,推进“互联网+”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健全治理制度,完善长效机制,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取得新成效,从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村转居”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区别于城市传统社区和农村村落社区的"村转居"社区已逐渐成为容纳城市新增人口的承载器,如何对"村转居"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也成为新型城市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还存在诸如外部不利环境的阻碍、相关法律规范不健全、公民自身参与素质较低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从突破外部环境阻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公民参与素质等几方面提出对策。     

“三社联动”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兰州市安宁区为例

以兰州市安宁区为例,阐述了"三社联动"机制的政策背景与治理作用,探索了关于"三社联动"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参与安宁区社区治理的运行模式,以及"三社联动"机制试点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健全考核评价机制、提高居民参与度、加强社区自治运行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等对策,以便于给"三社联动"模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可优化的路径。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居民参与的研究——以广西富川县石家社区为例

为了解决农村随意扔弃垃圾的问题,实现"美丽乡村"目标,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石家社区为例,随机对25位常住村民进行了有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公众参与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①缺乏主体责任意识;②缺乏有效地激励约束机制;③居民自我环保意识薄弱;④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基础设备设施购买不足。为此,提出以下建议:①划分农村居民责任区域,用机制驱动居民的环保意识和义务的提高;②建立有效地监督机制,保障治理机制有效运转;③以多样化形式对居民进行宣传教育;④扩宽资金来源的渠道,保证基础设备设施的足够投入;⑤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用,激发居民的主体意识。     

西南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各民族文化共生发展之地,社会结构复杂,实现村寨的良性发展亟需新乡贤广泛参与到乡村治理实践中。针对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内生不足,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及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不健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受到外部环境制约,乡村非权威主体自治意识薄弱、基层权威主体对新乡贤治村存在认知偏差等诸多困境,应从加强新乡贤生成空间的培育力度、上层组织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提升非权威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明晰基层社会对新乡贤参与治村的认知等4个方面入手,确实保障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发挥良性作用。     

“三治结合”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三治”面临着自治主体能动性、制度供给、行为自律不足以及参与“三治”表面化的现实困境。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升主体自治能力；完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增强其“三治”的规范性；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德治功能；推进“三治结合”，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完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新时代四川省川东北地区多元共治的实践研究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四川省川东北地区基于自然、历史、区位等基础性条件的限制,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治理思维转换不到位、治理机制不健全、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等困境。优化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需要从整合体制、培养专业化队伍着手,共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论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度完善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组织机构——居民委员会的制度建设是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内容。因此,改革居民委员会的制度建设,从原有的准行政管理型模式逐步过渡到民主协商、合作型治理模式是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理性选择。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研究

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党建引领是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社会组织参与是重要桥梁和必要纽带，实现社区发展治理是重要价值和最终归属。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依然存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空间缺乏、文化缺失和“痛点”把握不准等问题。构建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突出党的领导,推进多元主体参与,加大经费投入,推动协商共治,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     

农村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探索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社区为单位开展措施取得了重大成效,涌现出来的社区各阶层力量,更进一步体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突发公共危机治理实践的发展。由于农村社区处于基层社区单元的边缘,是卫生危机防控的边缘地带,更需要社区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防控统一战线。但从农村各主体在社区疫情防控中所起的作用来看,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体系还不成熟,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能力相对较弱。探索农村多元主体参与的困境成因,旨在更多地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的实证研究

河南省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进行研究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需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推进速度过快,发展埋下隐患;社区农民主体缺位,满意度和参与度低;缺乏有效融资渠道,建设用地指标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落后。应关注社区持续发展,避免失衡秩序产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增强农民参与意识;建立良性融资渠道,破解土地制约瓶颈;健全社区配套设施,提升社区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