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影响研究

随着现行标准下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将成为新时代扶贫工作的重点,因此发挥数字金融优势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A-F方法、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占比为39.7%,说明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以脆弱型和一般型相对贫困群体为主,发展能力已成为缓解相对贫困的关键维度,西部地区仍是我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数字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对脆弱型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果更好,从不同维度来看,数字金融对缓解发展能力贫困和经济能力贫困影响程度更深;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金融素养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现象。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金融能更好降低东部地区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据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数字化建设,加强数字金融相关知识技能的宣传与针对性指导,推进数字征信在农村地区发展等政策建议。     

社会网络、融资约束与农户多维资产贫困——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在周急济贫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能够有效缓解农户家庭融资约束,降低农户家庭资产贫困发生率。基于2016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采用A-F双界限法测算了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指数,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交互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加剧了农户家庭多维资产贫困的发生率;②社会网络对农户家庭融资约束、多维资产贫困都存在直接显著负向影响,且"弱关系"社会网络的抑制作用较"强关系"社会网络更为有效;③社会网络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资产贫困,并且能够显著地降低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     

“后扶贫时代”下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CHFS2019的实证分析

全面小康后我国进入“后扶贫时代”,数字金融的使用对缓解多维贫困具有重要价值。采用CHFS2019年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机理及其异质性。研究显示,数字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户多维贫困,金融能力的提升是重要应用机制。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对“收入能力贫困”这一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大,网购这种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减贫效应在空间和个体上均存在“数字鸿沟”。据此建议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积极推广引导农户使用数字金融技术,最后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     

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为例

合作参与是增加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进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以河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例,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和农户相对贫困水平,探讨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率为17.6%,参与度较低;63.6%的农户存在任意3个及以上相对贫困指标被剥夺,相对贫困水平较高。合作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会降低22.9%,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仍然成立。合作参与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积累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其主要的传导机制。同时,户主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成员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出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强农户对合作组织减贫的信念,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益贫性功效,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福建山区相对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农户相对贫困及返贫问题依然严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福建山区61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4个维度出发采用A-F方法测度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发现收入、教育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贡献较大。通过二值Logit模型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个人、家庭以及村庄方面指标均会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缓解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状况提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基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社会资本及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缓效应,基于秦巴山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在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结果 表明:1)农户主要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福利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困现象;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     

后脱贫时代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测度与治理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后脱贫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从经济条件、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探讨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显著改善,贫困程度均得以缓解;从时空演变来看,中国多维相对贫困呈“东中轻、西重”格局,且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多维相对贫困指标来看,生态环境维度的各指标相较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维度未达到贫困标准的省份较多。基于此,要统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并重。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经营组织雇佣的减贫效应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受雇状况(是否接受农业经营组织雇佣)对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概率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处理效应.基于反事实假设下,若接受雇佣的农户未被雇佣,其多...     

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帮扶精准度研究

为进一步摸清民族地区贫困底数,提高帮扶精准度,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改进的Park瞄准数量缺口公式,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本研究首先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接着对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以社保和生活条件最为突出;2)家庭特征对多维贫困有重要影响,户主为女性,户主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贫困剥夺愈加严重;3)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是,民族地区贫困更多表现为绝对贫困,盲目外出务工非但没有减轻贫困,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4)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较低的帮扶措施做得相对较好,瞄准精度较高;5)整体上看,贫困帮扶中漏出问题比渗入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接下来应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多维识别和精确帮扶,并重点解决好绝对贫困、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渗入和漏出等方面的问题。     

脱贫农户返贫治理政策能实现“稳脱贫，促共富”吗？——基于模糊断点回归的实证分析

【目的】面向中国扶贫战略转变的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脱贫农户长期有效帮扶、缩小收入不平等成为全面实现共同富裕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之一。【方法】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多维贫困脆弱性和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脱贫农户的返贫风险和收入不平等,采用模糊断点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脱贫不脱政策的“阻返效应”“分配效应”。【结果】研究发现,脱贫不脱政策显著降低了脱贫农户的多维贫困脆弱性和相对剥夺感,表明脱贫不脱政策在“后扶贫时代”有利于形成遏制返贫风险与收入分配改善的双赢局面。进一步研究发现,脱贫不脱政策会显著提高不依赖政府兜底保障脱贫农户的劳动参与和经营性收入,激发其通过劳动改变生活的精神状态,但会使得依赖政府兜底保障脱贫农户产生一定的福利依赖,从而削弱长期稳定脱贫的政策成效。【结论】政府应加强脱贫不脱政策的顶层设计,激发脱贫农户内生发展动力,以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有效衔接。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多元化现象普遍,从多维视角分析贫困问题对科学制定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Sen的能力贫困理论,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探讨致贫原因。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家庭不仅在收入维度存在贫困现象,在受教育程度、健康、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安全用水等指标上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三个及以上维度存在剥夺的人口达到了89.1%,多维贫困程度达到了39.8%,多维贫困比收入贫困更为严重。虽然随着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覆盖率不断下降,但是贫困强度在逐渐加大;教育、收入和健康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分别达到了35.73%、19.37%和11.19%,是多维贫困产生的重要源头。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是大力投资教育,促进农牧民增收,加强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投入,改变并扭转贫困人口落后的思想观念,建立多维贫困精准瞄准机制。     

新疆墨玉县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防返贫对策研究

基于新疆墨玉县296份实地调研数据,采用Alkire和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法(AF法)识别和测算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对农户可能存在的易返贫致贫诱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地区、各指标间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各地区卫生设施和人均收入的贫困发生率为0,不存在剥夺;其他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剥夺。不同地区农户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其中芒来的农户贫困程度最为严重。(2)随着k值不断提高,多维贫困发生率(H)持续降低,多维贫困平均剥夺份额(A)稳步上升;多维贫困指数(M₀)逐步降低。当k∈[0,0.4]时,H>50%且明显降低、A<50%且稳步提升,M₀呈下降趋势;当k∈(0.4,0.6)时,H<50%且极速降低、M₀同样极速降低;当k=0.7时,H、M₀趋近于0。(3)不同维度对M₀的贡献率差距较大。其中,教育、生活水平、生活压力指标的贡献率分别为36.45%、23.76%和16.59%,居前3位;家庭资产的贡献率最低,仅为2.17%。各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呈递...     

数字技术使用、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乡村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和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信息效应与决策行为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探讨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创业比例为9.4%,创业积极性不高;数字技术使用的农户比例为44.6%,使用率偏低;主观风险偏好超过其样本均值和持有金融产品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0.6%和1.9%,风险偏好程度较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创业比例高出8.8%,主客观风险偏好较高的农户创业比例比主客观风险低的农户分别高出4.0%和10.1%。数字技术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强度,且低学历、在婚、参与借贷、人情支出较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户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创业;数字技术使用强度（时长）和深度（学习、社交、商业活动）均可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提升农户创业概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通过加快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农村互联网创业技能和创业...     

“后脱贫攻坚阶段”相对贫困农户识别优化与对策研究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贫困人口已显著减少。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相对贫困农户的生计仍得不到很好改善,全面脱贫的难度不容忽视。因此,优化贫困识别的方法,有效反映区域特征、农户特征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相对贫困农户有效识别的建议,目的是推动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方法的应用,完善地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探索自下而上的识别模式,构建贫困监测实时动态调整机制;立足多维贫困,健全保障制度,提高"造血"能力。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及2020年后展望

采用AF方法,建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进行多维贫困测量,发现在40%的临界值水平下,2010年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为31.29%,2012年为20.83%。健康维度对农户发生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生活条件和教育。农户在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的被剥夺情况对多维贫困贡献相对较小,但随着临界值的提高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的贡献提高,说明越多维贫困的人群,其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状况越差,增加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是对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有益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食物安全和社会关系也是减贫工作的重点。政府补贴型农户是帮扶的重点对象,但不同类型农户需要帮扶的重点不同,经商型农户和工资型农户更需要改善健康状况。2020年后的贫困测量可以采用多维贫困测量的方法,关注人的可行能力发展。     

重庆市县域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研究

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贫困之间的关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以重庆市37个区县为例,采用地理信息技术对研究区的交通可达性进行定量评价,并构建以区县为单元的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以此分析研究区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耦合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重庆市县域交通可达性相对较高,区县之间差距较大,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梯度变化特征,可达性值由东向西逐渐降低;②重庆市县域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高,空间集聚效益较强,高多维贫困度和较高多维贫困度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低多维贫困度和较低多维贫困度的区县主要分布在都市圈和主城区;③将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的耦合水平分为低度耦合、中度耦合、高度耦合、极度耦合4种等级,重庆市县域耦合度整体较高,片区之间耦合水平具有差异,主城区和都市圈耦合水平相对较高,属于低贫困程度的高耦合水平,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耦合水平相对较低,属于贫困程度相对较高的低耦合水平;④将交通可达性与多维贫困的耦合类型分为交通可达性滞后型、多维贫困滞后型、双贫困同步协调发展型三大型,其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规律,交通可达性滞后型区县较分散,多维贫困滞后型区县集中在重庆市西部地区,双贫困同步协调发展型区县则分布在市域西南和东北两端.     

贫困应用研究进展的述评与展望——基于贫困测量方法的视角

贫困的精准测量和贫困对象的精准瞄准是一切反贫困政策实施和政策效应评估工作的基础。在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文章评述中国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国际贫困线及其变动,并对文献中广为采用的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及其经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五种贫困度量方法包括静态即时的收入/支出贫困标准、动态收入/支出贫困状态转变、资产贫困标准、动态资产贫困临界值和多维贫困测量标准。研究发现已有文献存在研究对象不精准、研究数据较陈旧、贫困标准低的问题,难以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减贫效果和动态变化过程。在后续研究中,相对贫困标准的确立、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识别及影响因素研究,生计策略对农户贫困状态动态转变的作用机制的探析,对明确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政策取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特征分析——以山西省3个贫困县为例

为更准确、全面反映山西省三个贫困县农户贫困的现状,利用建档立卡系统数据计算出多维贫困指数并对其进行分解,进而分析三县多维贫困程度及各维度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考虑4个维度时,平均多维贫困发生率为88.3%,远高于同期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来说,生产性固定资产及畜禽贫困维度最高,其次是卫生设施、成年人教育年限及耕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