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分析

湖南省安化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地形类型可分为高山区、库区和低山丘陵区,将不同地形类型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综合考虑,分析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及贫困程度影响因素有利于脱贫攻坚工作的精准实施。该文以578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实地问卷调查结果为数据源,结合3种不同地形区域的实际情况,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安化县不同地形区域的贫困特征、贫困程度主要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不同：库区贫困程度综合值的绝对值均值为0.236、高山区为0.192、低山丘陵区为0.127,库区贫困程度最高、高山区次之、低山丘陵区最低;2）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影响因素不同,库区主要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落实情况和地形坡度因素影响,高山区主要受地形坡度、劳动力数量和经营收入因素影响,低山丘陵区主要受劳动力数量、政策落实情况和工资收入因素影响;3）不同地形区域双因素交互作用强度主要表现为经济要素及自然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高于政策要素与其他要素的交互作用强度。不同地形区域贫困程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对不同地形区域需实施差异化扶贫政策,提高扶贫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索区域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扶贫开发策略,促进贫困地区农民脱贫增收。该文构建农村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边形综合图示法、莫兰指数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对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程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较深且区域差异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水平的区县主要分布在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低贫困水平的区县主要分布在主城和主城外围地区;空间关联格局特征表现为农村多维贫困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效益,各区县主要以HH型和LL型正相关空间格局为主,HH型区县主要集中在渝东北地区,LL型区县主要集中在主城地区;农村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异主要受到地形坡度、到重庆市政府驻地距离、耕地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主导因素有所差异。     

多维贫困视角下喀斯特区贫困乡村空间分异与地域类型划分

喀斯特地区贫困程度深且致贫原因复杂,科学划分喀斯特贫困乡村地域类型并提出差异化振兴对策,是喀斯特贫困地区的现实需要。该研究通过构建喀斯特贫困乡村地域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对贫困村主导致贫因素进行分级与空间排列组合,划分喀斯特贫困乡村地域类型,提出喀斯特贫困乡村的振兴策略。结果表明：1）喀斯特贫困乡村的空间分异主要受地势起伏度、坡度、耕地比例和人均纯收入等的影响,贫困程度与贫困聚集规模均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喀斯特贫困乡村可划分为：弱综合制约型、强综合制约型、单致贫维度制约型、双维度制约型和三维度制约型贫困村。3）生态脆弱性在喀斯特贫困乡村地域分异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薄弱是喀斯特贫困乡村的共性特点,生产资源禀赋与区位交通条件起重要作用。该研究能够为喀斯特贫困乡村减缓相对贫困的模式与路径设计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云南农村贫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诊断

农村减贫一直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为客观揭示区域农村贫困影响因素,促进区域性宏观减贫政策的有效制定与实施,进一步提高减贫成效。该文以农村贫困典型区域的云南省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贫困空间关联性,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方法与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探讨了全省129个县(区、市)2010-2015年间县域农村贫困格局、主要影响因素及空间影响效应,并分区域提出了减贫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云南省县域农村贫困空间上表现出"中心-外围-边角"的低、中、高贫困分布格局,贫困程度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滇西北、滇东北、滇西南及滇南地区,主要涉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及红河等流域地带。2)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回归结果显示,地形起伏度、到所在市政府的交通距离、农村15岁及以上文盲率、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5个因子是造成近年来云南省县域农村贫困的显著影响因素,5个因子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0.044、0.380、-1.257和-2.132。3)农村贫困存在区域差异性,云南省区域扶贫开发需针对区域贫困程度和主要致贫因素精准施策,并强化相邻县域之间合力攻坚,巩固减贫成效。该文重点关注的空间效应是区域农村贫困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性减贫政策提供参考。     

农村区域异质性与扶贫产业链式融合发展动力要素分析

产业链融合发展是当下探索产业发展道路的重要发展模式。农村产业扶贫地区因受历史发展不足、地形条件差、人力资源缺乏等因素,整体经济、产业发展落后,人民生活相对困难,靠单一的农业种植业很难实现该类地区的脱贫。基于此,对不同地区区域"异质性"及其农村扶贫产业发展、产业链建设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农村扶贫产业链式融合发展的动力要素,促进产业扶贫的效率提高和贫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基于WIN-YIELD软件的黄土丘陵区作物产量地形分异模拟

退耕还林是目前黄土丘陵区整治生态环境和控制水土流失的主体政策。为提高退耕政策贯彻落实的科学性,该文基于WIN-YIELD软件,利用2002年延安气象站的逐日气象数据和燕沟流域地貌、土壤及土地利用等资料,通过对玉米、马铃薯、高粱、大豆和豌豆等作物产量随地形高程、坡度和坡向变化的模拟,以揭示作物产量与地形条件的关系。研究发现：地形坡度对作物的产量有着重要影响,地形坡度越大,作物的产量越低;地形高程除对马铃薯有一定影响外,对其它作物产量的影响不大;地形坡向对不同作物产量的影响普遍较微弱。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贫困农户脆弱性研究——以甘肃省岷县坪上村为例

随着"能力"、"风险"等概念在贫困研究领域的应用,脆弱性以前瞻性的视角成为目前贫困研究的热点。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脆弱性研究可以有效识别贫困农户中的脆弱群体,指导农村扶贫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本文以风险—生计资本—适应能力为界面构建贫困农户的脆弱性评价指标,运用综合指数法重点分析收入、受教育水平、户主年龄及生计资本等因素对农户生计和脆弱性的影响,为扶贫政策制定和相关扶贫研究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较高,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偏少,生活水平较低;2)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指标值和经济活动风险指标值相比其他风险指标值较高; 3)适应能力普遍较低,且很多应对风险的适应性举措并没有发挥出实际效果; 4)农户脆弱性与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负相关,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的脆弱性最低,老年户主型农户脆弱性最高,资本搭配合理型农户遭受风险的影响小、适应能力强、脆弱程度低。总之,研究区一半的农户遭受着高风险的冲击,生计资本严重缺乏,适应能力低下,脆弱程度很高。因此,贫困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部贫困区,未来扶贫政策的制定应该加强对脆弱群体的识别,把脆弱群体作为前瞻性反贫和减贫的重点研究对象。     

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分析（英文稿）

山地丘陵区是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干扰的特殊区域,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地区,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分析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对实现乡村重建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该研究试图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重庆石船镇的案例,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探讨山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点大多位于低海拔、平缓地形、低灾害风险、离水中等距离、靠近城镇和道路的地区,人口规模、宜居环境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发展、选址和扩张。2）山地丘陵区高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分散分布或均匀分布的特征,而低密度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 农村居民点更有可能集中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如海拔较低、坡度较缓、距水源中等、地质灾害风险低的地区。3）自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关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耦合模式,决定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分布。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区位因素、城镇化、产业发展、交通条件、政府政策等规划因素是改变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主导力量。 空间治理的差异性策略是实现山区乡村聚落可持续利用和优化布局的必要条件。     

环京津贫困带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效应分析

地形因素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研究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该文以环京津贫困带为研究区,选取1985年、1995年、2000年和2010年Landsat TM影像为数据源,运用地学图谱分析法,从地形起伏度、坡度变率、坡向和地形位角度,系统分析了环京津贫困带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特征,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效应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1985-2010年环京津贫困带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呈现明显的层级性。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优势分布区集中于低地形梯度区,草地优势分布区集中于中高、高地形梯度区,林地和未利用地优势分布区集中于高地形梯度区。2)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以稳定型图谱和反复变化型图谱为主,林地、耕地和草地是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林地向耕地转换再又转换为林地是反复变化型图谱的主要类别。1985-2000年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利用变化以"林地-耕地"、"草地-耕地"和"未利用地-耕地"为主,耕地向较高地形梯度区扩展;2000年后社会经济发展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建设用地"、"耕地-林地"和"草地-林地"为主,耕地在原优势地形位的优势度增大、草地和未利用地的优势分布区向更高级地形位集中,林地优势分布区向较低地形位扩张。3)土地利用变化地形梯度分布特征及分异效应是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基础,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是重要推动力。该文为研究区土地利用动态优化配置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农业产业扶贫是提升贫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提高农户家庭的生计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科学揭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及其机制作用,进一步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扶贫指明方向,该文以西南山区典型贫困县-万州区为例,运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研究区41个乡镇的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主导影响因素,并构建了主导影响因素与产业扶贫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框架。结果表明:产业扶贫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南山区县域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整体上升,其政策干预对促进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具有积极作用,干预时间越长,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越明显,尤其是深度贫困乡镇的产业扶贫效率提升最明显。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呈现明显的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高值聚集区位于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的沿江平坝地带,低值聚集区集中在坡度较陡的高海拔山区。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持续落地,道路密度、特色种植业、劳动力技能培训、农业保险及扶贫信贷资金5个政策因素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及人力资源水平2个社会因素逐渐取代家庭经济因素,成为西南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主导影响因素。该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山区县域脱贫稳定性评价

脱贫稳定性研究可为增强扶贫成效的可持续性与扶贫政策的针对性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该文以湖南省山区贫困县安化县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界定了"脱贫稳定性"的概念,从自然、经济、能力和生活条件4个维度构建脱贫稳定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计算方法划分农户脱贫稳定性等级,并进一步揭示脱贫稳定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提出提高脱贫稳定性的科学路径。结果表明:1)坡度和收入水平指标的权重分别为24.88%和14.61%,是影响安化县脱贫稳定性的主导因素,而义务教育保障和营养状况指标权重分别为13.60%和10.91%,故发展能力不足是脱贫不稳的根本原因;2)安化县脱贫稳定性整体较好,脱贫较不稳定的农户主要集中分布在高山陡坡地区,脱贫稳定性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3)提高脱贫稳定性的建议包括: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进一步改善区域性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提升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结合易地扶贫搬迁、空心村整治等优化乡村聚落布局。     

区域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测度与影响因素识别

[目的]科学测度区域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并识别阻碍因素,为实现稳定脱贫,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实践支撑。[方法]从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资本、人力资源、发展机会5个维度构建脱贫稳定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脱贫稳定性测度方法、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对2021年宁夏西吉县深度贫困出列村脱贫稳定性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研究村域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存在差异。稳定脱贫分异类型可识别为单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双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和多维度约束稳定脱贫型。新型经营主体数量、消费经营场所数量、农村集体经济收入、牲畜户均养殖数、电商配送点数量、农村居民居住质量指数、地形起伏度等是影响稳定脱贫的主要因素。[结论]研究村域脱贫稳定性有待提高,存在多重返贫风险。未来应立足区域特征,加强不同约束和风险类型下返贫防控策略重构。     

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

为合理确定山区农村居民点的优化布局方向,科学指导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治和新农村建设,该文以2018年脱贫的原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为研究区,综合运用遥感解译、GIS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等方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研究2001-2017年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在规模形态方面,农村居民点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整体规模扩展显著,景观形状趋于规则,平均斑块规模增大;2)在空间分布方面,农村居民点向地形条件优越地区集聚的特征愈发明显。核密度和聚类检验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斑块规模空间分异明显,分布形态由小规模分散式逐渐向大规模集聚式发展;3)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的基本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因素以及政策因素是促使其空间分布变化的重要因素。该研究可对地质灾害频发的西南边疆贫困山区的农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并为其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水土流失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

[目的]研究水土流失地区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幸福指数的影响,为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通过构建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熵值法与加权求和模型对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的云南省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进行评价。[结果]在农户幸福指数评价指标的权重中,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婚姻满意度、生态环境满意度评价指标;双柏县大多数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认同度较高,总体满意度平均值为67.55分,但是各乡镇农户对政策感知差异较大。收入增减满意度、政策后果满意度、政策宣传满意度是影响双柏县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双柏县农户幸福指数的平均值为65.64分,各乡镇农户幸福指数差异较小,基本维持在59～71分之间。[结论]未来双柏县应以提升农户幸福感和减缓贫困为关键点和突破点,通过精准扶贫政策实现水土流失地区可持续发展。     

环京津贫困区耕地资源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基于保定市7个贫困县的面板数据分析

为研究环京津贫困区耕地面积变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采用保定市7个贫困县的1997—2011年统计资料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采用聚类分析法对7县进行区域划分,然后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耕地面积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3个区域(山区、环京和近京区域)均显示耕地面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山区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耕地面积呈正相关关系,而环京和近京区域两者关系均呈负相关关系;两者的关系在区域内部各县之间存在差异;区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也存在差异。耕地数量与农民收入的正负向关系及差异原因与农民的收入来源及收入结构关系密切,并与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有关。     

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村域多维贫困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治理一直是脱贫攻坚战略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揭示村域农村多维贫困时空分异规律,对于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民脱贫增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云南省镇沅县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村域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多维贫困测度模型、Moran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对镇沅县109个村的多维贫困程度、空间格局以及主导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镇沅县村域多维贫困程度较高,有55个村处于高贫困水平,空间格局表现为"东西高、南北次高、中心低"的结构特征,即贫困程度较高的村集中于东部的哀牢山区和西部、北部的无量山区,贫困程度较低的村主要集中于以县城为中心的恩乐镇、按板镇东部和古城镇北部地区;空间关联格局研究表明,镇沅县村域多维贫困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集聚特征,集聚的低值中心主要分布在中部恩乐镇和按板镇,集聚的高值中心主要分布在西部的振太镇;影响镇沅县村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人均耕地面积、25°坡度以上耕地面积比例、有无出村公交线路、到县政府驻地车程时间、农药使用强度、地质灾害强度、土地流转面积比例、贫困人口比例、年人均纯收入等。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区域优势资源,制定合理且有针对性的扶贫策略。     

太行山区农村多维贫困测度——以平山县北冶乡为例

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山区农村聚集现象,全面了解山区农村贫困现状、有效减少山区农村贫困对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立足河北省太行山区贫困农村,以海拔与区位特征为依据,选择河北省平山县北冶乡的6个典型村镇为研究对象,通过提问式调查方式获取数据,选取收入、资本、生活水平3个维度9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F （Alkire-Foste）法分析数据,得到北冶乡多维贫困测度结果。研究结果表明：1）北冶乡单维贫困状况仍较严重,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贫困主要表现为资本维度的缺失。2）北冶乡多维贫困程度较深。3维贫困（贫困户）家庭超过90%,多维贫困指数随维度k的增加而降低。3）各指标对北冶乡多维贫困的贡献存在显著差异。人均耕地面积、教育、技能培训与卫生设施4个指标贡献率均超过15%,且随维度k的增加变化不大,是太行山区精准扶贫应着重关注的方面。4）教育缺失是导致贫困发生的内在因素,相对于教育未缺失家庭,教育缺失家庭的月收入更低、收入来源更单一、家庭人口规模更大。针对以上结论,提出采用等级优化模式整理农村居民点,从而进行教育资源整合与优化、助力山区脱贫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