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规模与结构对农村减贫的门槛效应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目的】分析农业产业发挥减贫效应的门槛条件,为精准扶贫和扶贫资金的有效利用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在农业产业发展与贫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福建省县域贫困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在考虑基础设施、金融情况、教育水平、医疗条件下,主要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检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产业扶贫的门槛效应。【结果】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规模越大,农业产业的弱质性越强于益贫性,越不利于减贫,但是改善农业产业结构有利于减缓贫困。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门槛值时,农业产业的规模扩张对农村减贫发挥出正向效应。随着农业产业规模的扩大,农业产业的益贫性强于弱质性,减贫效应开始显现。若某个地区已经脱离贫困,就会进入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农业产业的适度规模就会产生规模经济,大幅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结论】福建地区农村贫困存在贫困门槛效应。对于尚未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村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兜底式扶贫。对于跳出贫困陷阱的地区,建议加快农地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发展,推广资源资产收益扶贫机制。     

贫困线视角下农村居民收入对膳食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微观实证

我国农村居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其膳食健康状况仍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分析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家庭生产理论,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健康膳食指数(HEI),运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回归、门槛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评估我国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分析收入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对比分析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之间的影响差异,从膳食健康视角评估当前贫困线标准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明显优于贫困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贫困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明显高于非贫困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存在内生性,不考虑内生性会低估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从膳食健康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应提升至3 159元,高于当前的贫困线标准(2011年为2 300元)。因此,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仍是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膳食健康的重要途径。如果计划对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进行政策干预,现有的贫困线有必要进行上调。     

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来自新疆农村地区数据的分析

新疆的贫困问题不仅是一项经济社会课题,更是一项事关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政治课题。该问题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疆农村地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基于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采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1988-2012年新疆农村地区的FGT贫困指数,分析扶贫资金投入对新疆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结果表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波动明显,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广度为13.9%、贫困深度为6.7%、贫困强度为7.4%;贫困人口"被脱贫"现象仍然存在,贫困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农村Gini系数已达0.49,收入分配状况不容乐观;扶贫资金的投入对降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作用较为明显,而对贫困强度的改善作用比较微弱。今后扶贫工作中,更加注重精准扶贫和最贫困人口状况是提高扶贫资金减贫效果的关键所在。     

对新阶段农村科技扶贫工作的几点思考

贫困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发展农村经济,消除贫困,共同富裕,实现小康,是党和国家统领农村工作的战略目标.我国经过20多年的扶贫开发和16年的科技扶贫,农村贫困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贫困农民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20世纪末国家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我省实施的"四七"扶贫攻坚计划,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贫困问题仍然存在.     

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及规模初探

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已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前提。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消费支出、基本生活需求等为依据对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和规模进行探讨,对新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7 000元、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比在1以下可作为新疆"十四五"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标准;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在517万人左右,占农村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应重点巩固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规模在200万人左右,占农村总人口的15%左右。基于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比重大的情况,必须加快健全新疆农村低收入人口识别监测机制,并持续加大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的精准扶持力度。     

新疆扶贫开发重点县经济实证研究

新疆农村贫困率水平很高,达43.7%,扶贫任务艰巨。扶贫重点县经济的特质和内容由贫困型、依附型和落后型经济构成,2006年,占全疆农业从业人口36.7%的扶贫重点县,仅为全疆贡献了4.2%的农业产值,贫困问题很突出。满足社会基本需求、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能力、控制人口增长、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精准扶贫视域下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策略

精准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促进共同发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重要途径,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战略结合起来,能够有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从精准扶贫视角看,农村经济发展中仍有许多问题和挑战,如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水电路网等发展滞后;贫困农村人口观念落后,受教育程度较低。所以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应当将精准扶贫与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制定科学的精准扶贫规划和制度,以精准扶贫政策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环境,以精准扶贫项目促进农村产业发展。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健康扶贫现状、问题及对策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老年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依然存在,精准健康扶贫仍然面临着严峻任务。为精准把控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健康扶贫现状和问题,采取实地和在线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河北、山东、湖南等省部分地区农村老年人开展调查分析。研究发现,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健康扶贫中,存在农村贫困老年人对健康扶贫缺乏了解、健康扶贫工作精准性不够、体制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创新健康扶贫的做法,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健康扶贫路径,以有效、科学、有序地化解精准健康扶贫的问题。     

解读1196元新扶贫标准

<正>新标准从何而来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我国在2007年前有2个扶贫标准,第1个是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把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6元的农村人口定为扶贫对象,绝对贫困人口为1.25亿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贫困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以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埔仔村为例

在扶贫开发工作当中,精准扶贫是一项必须坚持的重点工作。为了彻底解决农村贫困地区人口的脱贫问题,有效地加快农村贫困地区人口脱贫的步伐,如何准确掌握农村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以及有效地实施针对性的帮扶,从而使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成为精准扶贫工作中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以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埔仔村为例,对农村贫困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新时期我国农村“增长性贫困”的预防对策

在界定＂增长性贫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村的经济现状,找出我国农村居民经济弱势的成因。分析了市场消费经济对＂增长性贫困＂的影响,指出我国农村较快经济增长下可能导致的＂增长性贫困＂现象,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物价持续上扬,农村居民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二是财富集中程度较高,农村居民大多数收入偏低。提出了预防农村＂增长性贫困＂的对策建议：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村居民获取自由迁移权利,增加地位收益;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公共资源公平配置;科学有效进行收入再分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以规避＂增长性贫困＂。     

确立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结合的战略思维观

精准扶贫和粗放扶贫相对应,是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不同贫困状况的人口,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进行精确识别、帮助、管理的治贫方式。中国扶贫的进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但是长期以来贫困地区人口数目不确定、贫困程度和贫困原因不明、扶贫措施没有针对性、扶贫资金利用率低下甚至资金去向不明和相关政策落实变形的问题尤为突出。现在正处于网络时代、信息时代,所以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也可以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确立精准扶贫中网络扶贫的战略思维观。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础教育扶贫价值与路径研究

农村基础教育扶贫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在于提高农村人口职业技能与意识,传递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振兴;同时为扶贫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从根本上阻断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夯实精准扶贫成果。以层次分析结果为定量依据,以农村基础教育扶贫价值为导向,探索了农村基础教育扶贫路径。经济层面,积极拓展教育扶贫资金的渠道与来源;文化层面,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渗透家庭教育理念;成效考核层面,加紧构建农村基础教育扶贫的成果考量体系,在教育振兴帮扶下早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文化韧性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状态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已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农村扶贫从绝对贫困过渡到相对贫困阶段。绝对贫困阶段注重物质帮扶,相对忽视精神贫困治理。农村居民受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环境影响,存续文化认知等层面的乡土性,返贫风险防范意识淡薄,在农村转型发展中缺乏强劲韧性,极易进入“贫困陷阱”循环。基于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探究文化韧性、个体行为和相对贫困状态三者关系,得出结论：文化韧性正向影响个体行为;个体行为负向影响相对贫困状态;文化韧性负向影响相对贫困状态;个体行为在文化韧性和相对贫困状态之间起中介作用。建议政府部门合理规划文化设施,增加资源供给;基层干部加强自我建设,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农民准确定位自身,主动提高技能。     

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弱势群体增收研究

正农村弱势群体具有人口体量庞大、贫困程度深等特点,做好农村弱势群体的脱贫增收工作是新形势下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关键。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农村弱势群体增收工作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弱势群体增收策略,希望能够为消除贫困、保障民生提供一些有益借鉴和参考。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党中央、国务院对扶贫工作的新要求,农村弱势群体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扶贫工作的主战场。积极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弱势群体的脱贫增收策略,对实现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工具,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农村居民收入与贫困变化的内在逻辑,利用2010—2017年中国分省农村居民收入和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动态计量分析方法,分析农村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时期内,农村贫困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全国层面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变化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均有持续负向作用,是影响贫困的主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的影响较弱;转移净收入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度高于其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财产净收入对贫困人口规模变化的贡献高于其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此外,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地域差异。因此,今后扶贫工作应根据当地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情况,有针对性地增加贫困人口的不同类型收入,提升减贫精准程度。     

基于统计监测分析视角的农村扶贫开发问题与建议——以广州市为例

为加快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广州市新一轮扶贫开发确定的贫困帮扶村作为样本,按照抽样调查原则,实施贫困监测。调查农村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农村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农村居民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等情况。根据对调查样本的监测分析,总结扶贫开发取得的主要成效,指出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从建立村级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激发贫困户内生脱贫动力,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强化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整合扶贫资源、建立贫困村产业示范园,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一村一品",加强对贫困户宣传教育、推广教育扶贫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农村文化致贫的Logistic模型分析——基于CGSS 2010数据库

【目的】考察受教育程度和价值观念对农村居民"是否陷入贫困"的影响。【方法】以CGSS 2010数据库农村人口的调查部分为基础,结合贫困文化理论,利用Logistc模型对影响农村居民贫困的文化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农村人群体受教育程度集中分布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呈现出普遍偏低的状态;从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维度来看,农村贫困存在显著差异;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价值观念都是影响农村脱贫的重要因素,与农村贫困呈现显著相关。【结论】文化贫困和贫困文化是解释农村贫困的有效解释途径。     

可行能力理论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人口返贫防范机制研究

自精准扶贫战略大力实施以来,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现状明显改善,扶贫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但脱贫人口返贫现象需加以重视。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人口返贫现状分析,结果表明,存在因懒返贫、因学返贫、因病返贫、因灾返贫、因老返贫等返贫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脱贫人口动态监测,强化返贫预警管理;优化农村产业扶贫方式,实现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加强教育投入和技能培训,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筑牢脱贫人口返贫防线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深度贫困地区防返贫长效机制构建提供参考,从而切实提高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可行能力,实现长期稳定脱贫。     

新时期甘肃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再认识

一、关于贫困成因的再认识甘肃是我国农村贫困问题较为突出的省份之一,历史上曾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称,直到2 0世纪80年代初期,仍有70 %以上的农村人口生活在温饱贫困线之下,全省87个县(市、区)中有53个贫困县,其中4 1个为国家级贫困县。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和大规模扶贫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