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逻辑与严密地论述了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论庄子以知识换道德的社会政治观

学界一致认为庄子的社会观是倒退的,应受到批判.我们认为衡量社会是否进步主要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大标准.庄子反对以丧失美德为前提的物质文明生活,主张以知识换道德.这一主张虽然不完全正确,但也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它提醒人类:要汲取历史教训,在尽量不破坏人类美德的前提下去发展物质生产.     

略论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之关系

自朱熹讲学 ,白鹿洞书院之精神始有以特立世间、垂宪后世 ,而朱熹穷于仕途 ,志不得伸 ,亦欲藉鹿洞讲席宣示其政治主张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学术与政治纠结中的朱熹祧庙之议

朱熹议祧庙主要针对的就是以楼鑰、陈傅良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朱熹认为赵汝愚不应该因避王安石之学而一概否定其具体的礼学主张,认为其祧迁僖祖满足了个人的私欲而忽视了能够带来长久和平安定的正确的礼制秩序.朱熹议祧庙集中体现了礼学理学化的思想倾向,与后来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有着直接的联系.     

试论中国传统农学对朱熹理学的影响

如何从自然科学与哲学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古典哲学的逻辑发展,这是中国哲学史界一直较为关注的研究课题。而在这一研究中,朱熹理学无疑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不过,海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都还只是罗列和整理了朱熹理学体系中所包含的与自然科学知识相关的诸多内容(如:天文、历     

朱熹《中庸章句》的天道观

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天道观是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领会其天道观的内涵,对于我们理解其理气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大有裨益。朱熹《中庸章句》中的天道观,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解读:第一,天道本身的状态,也就是"诚",它大致有三个表现:一、至诚如神,二、恒久不息,三、精纯守一;第二,天人关系的维度,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一,天道与圣人之道,在朱熹看来,天道等同于圣人之道;其二,天道与人道,朱熹认为天道规定人道。     

论道德的多元化与道德的泛化

道德的多元化是西方伦理文化的重要特征，而道德的泛化则是我国儒家道德一元化的表现，中西伦理文化这一两极对立的特征分别有着不同的表现，二者各自由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外部文化环境这些两相悬殊的不同条件而造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拒斥道德的泛化而采取道德的多元化立场。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复兴(1179-1181)

本文讨论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期间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活动。认为单从修复的成就看,影响相对很小,它是南宋书院发展中一个很重要也很引人注目的部分,但它不论是作为新儒家的书院或是北宋的书院,都绝对没有起到领头的作用。从长远看,白鹿洞书院修复之所以声誉巨大,更多的要归功于象征意义而不是历史,因为是朱熹的介入以及他的《教条》才使得它成为新儒学书院的一个有力象征。     

朱熹的《周礼》学思想

朱熹坚信《周礼》为周公所作,维护其作为礼学经典的神圣地位。这一态度既是对宋代《周礼》研究的反思与批驳,也与其为学宗旨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朱熹与王安石、陈傅良、胡宏在《周礼》观上的分歧,可以看到朱熹《周礼》思想形成的脉络与轨迹。     

一种基于电压控制的扫描测试功耗优化方法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

朱子特别重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语,视之为"虞廷十六字心传",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对"道心"、"人心"提出完整的诠释,为宋代的道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根据自己的义理学系统,对"道心"与"人心"这组概念提出了心性论的诠释,而有别于二程的理气论诠释。其次,他强调"人心"与"人欲"的区别,承认自然欲望之合理性。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略论朱熹“敬论”

朱熹“敬论”既继承了程颐主敬说,而又有全面的理论整合及发挥,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熹由其“心是做功夫处”的心论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功夫论问题上预设“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与此相应,其主敬功夫也就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然朱熹主敬自有一套理路,其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功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     

从陶、韦之辨看心性论对朱熹山水诗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朱熹推崇陶渊明,但对韦应物山水诗更为欣赏,这与其心性论理学思想有着深刻关联。他声称“心与理一”,但其理学体系中的心被割裂为人心、道心,心的本体地位不完整,心与理无法真正合一。这就使心与理的关系极为紧张,去欲成为心的必要任务,并导致了心对理的外求。故朱熹不仅欣赏去欲色彩浓厚的韦诗,且其山水诗常常表现出主体对客体的“格物”冲动。总之,在朱熹山水诗中,主、客体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统一。     

从陶、韦之辨看心性论对朱熹山水诗的影响

南宋理学家朱熹推崇陶渊明,但对韦应物山水诗更为欣赏,这与其心性论理学思想有着深刻关联.他声称"心与理一",但其理学体系中的心被割裂为人心、道心,心的本体地位不完整,心与理无法真正合一.这就使心与理的关系极为紧张,去欲成为心的必要任务,并导致了心对理的外求.故朱熹不仅欣赏去欲色彩浓厚的韦诗,且其山水诗常常表现出主体对客体的"格物"冲动.总之,在朱熹山水诗中,主、客体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