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江市农地内部流转市场绩效评价研究

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3个方面初步建立农地内部流转市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湛江市2001—2006年农地内部流转市场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湛江市农地流转市场绩效呈现总体提升趋势,2001—2006年间绩效指数从0.319增至0.755,但生态绩效却出现下降态势,表明流转市场发展不均衡。提出加大农业政策扶持、加快建立流转市场化体系和完善流转价格机制等措施,以促进农地内部流转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现行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模式比较及效应评价

农地使用权模式主要分为分散式流转和集中流转,不同流转模式有其优缺点和适宜区域。研究发现分散流转自由灵活,在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和欠发达的地区占据"主要角色",而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劳动力拉动较大的区域适宜集中流转。文章选择了典型地区评价不同农地流转模式的效应,研究发现,浙江等沿海发达地区采用集中流转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流转率也比较高;而河北等粮食主产区域流转率不高,效益也不明显,提出了农地流转模式的发展方向与政策建议。     

西安流转农地与非流转农地利用效率对比评价

结合西安实地调研结果,构建了农业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评价模型,对流转农地与非流转农地利用效率进行了对比评价。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农业用地利用效率,但是流转地的利用效率仍需进一步提高。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地流转有序性分析

农地稳定有序流转有利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现有农地流转存在的无序表征,提炼出农地流转有序性特征,鉴于此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构造出农地流转的变动幅度指数、生产率指数、规模结构指数和法制化指数,运用AHP法确定综合有序性指数,测算了2009—2016年各省份及东中西部地区相关指数,分析了其时序演进与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流转效益和法制化程度较高,适度规模化水平较低;中部地区农地流转较快、流转结构较合理,近年来流转规范性虽有提高但仍比较低,生产效益也较低;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推进力度及效益较低,流转结构向合理性转变,法制化水平较高;三大地区的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空间分布特征受到地区自然资源和经济的影响;东部的农地流转综合有序性整体上较高但近年来有下降趋势,中部地区逐渐提升,西部有序性不高但在逐渐转好。因此,为推进农地有序流转,提出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农地流转、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协同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与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建立农地流转纠纷援助服务机构等建议。     

河北省藁城市农地流转模式研究

以藁城市为例,通过对藁城市所辖14个乡镇的农用地流转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出自发流转、集体导向流转、多次流转、“公司+基地”流转、部分和整体流转、季节性流转6种模式,最后提出切合实际的保障措施.     

杨凌示范区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研究

杨凌示范区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东距西安82km,西距宝鸡86km,总面积135km2。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及全国人大《物权法》的通过,使得城市的郊区农地流转问题被提到了法律规定的高度。文章对杨凌示范区4个乡镇的农地流转情况作了分析,目的是探讨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决定因素。     

农地城市流转驱动力与农地保护研究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地城市流转现象是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我国农地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对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农地流转必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见,中国农地保护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笔者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农地是在地方政府、村经济集体、农民、企业以及居民几大动力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在制度缺陷、经济增长、区位状况、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最后,提出了保护农地,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等对策。     

基于农地流转的政府角色定位及行为模式探究

就农地流转的必然性、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在农地流转中应遵循的行为模式进行探究,以期为我国农地的有效流转提供一些有益的对策和建议。     

部分发达国家的经验对襄阳市农地流转的启示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农地流转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农地的有序、合理流转能增加土地经营适度规模,采用现代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收益。襄阳市地处我国中部,山区、丘陵、平原分别占40%、20%、40%,地貌地形复杂,农地流转应该因地施策。介绍了部分发达国家在农地流转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襄阳市农地流转的现状,得出了五个方面的启示,以期为襄阳市及我国类似地区农地流转提供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农地流转现实及政策选择

我国农地流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提出,历经了20多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核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农民自愿为前提的农地流转大格局。本文主要对我国农地流转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明晰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政策性建议,旨在规范我国农地流转市场,促进我国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农地流转研究综述

分别从农地流转的动因、现状及特点、存在的问题及阻碍因素、相关的对策建议、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关于土地流转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介绍了现在学者们关于土地流转问题研究的主流观点,并提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及今后研究的建议。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农地流转经营模式评价

农户满意度是评价农地流转经营模式的新视角。基于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两个环节构建多层级指标体系,对农户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农户满意度总体处于"良好"水平,其中,单项满意度排序为: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在国家宏观政策环境下,农地流转经营正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户的满意度,地方政府应加强对流转政策的宣传及流转纠纷的解决,并针对流转后农户受益程度及社会福利保障、农地质量的改善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     

重庆市农地流转分析及对策研究

对重庆农地流转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影响农地流转的因素,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陕北农地经营权流转供需困境及化解研究

农地经营权流转是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推进农业高效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陕北农村振兴的必然选择。然而,陕北农地经营权流转面临供需不足且不匹配的困境,主要源于陕北农地资源禀赋差、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流转成本和流转风险高,导致农地经营收益和流转租金低,供需双方顾虑多。因此,应从提高农地收益率、完善配套服务、化解各种风险和设置农地持有成本等方面入手破解农地流转供需困境。     

日本的农地流转及启示

日本的农地流转是在《农地法》和《农促法》两大法律框架内进行的,1965年至21世纪初,不管是从流转数量分析,还是从农地流转价格来看,其变化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为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其核心在于不断推进农地流转制度的持续创新。日本农地流转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是大力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二是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三是界定清晰的土地产权是农地得以顺利流转的前提;四是积极推进农地制度持续、系统创新。     

南非农地流转及效益促进研究

简述了南非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概括了其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针,总结了其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白人农场主的抵制、政府资助不足、前黑人部落对土地的实际控制。分析了南非农地流转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南非农地流转效益促进对我国的启示。     

交易成本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研究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 交易成本不仅存在, 而且影响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纠纷是观察交易成本的显 性指标。 从理论上讲, 交易成本越高, 农地流转市场越低。 利用全国及 30 个省、 市、 自治区 2009—2013 年农 地流转市场水平及交易成本资料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交易成本对农地流转市场水平产生了影响, 交易成 本越高, 农地流转市场水平越低; 相反, 交易成本越低, 农地流转市场水平越高。     

新时期中国农地流转问题探析

对新时期中国农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流转混乱和买卖土地进行了论述,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规范政府行为、建立流转机制、加强相关立法、保护农民权益、鼓励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新时期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特征分析——以哈密市为例

为了探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户农地流转现状,通过对新疆哈密市4个乡镇10个行政村167个农户的调查问卷,分析了当地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并对比分析了农户农地流转基本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哈密市农户拥有的户均土地面积较少,土地的细碎化问题较严重,但农户农地流转意愿依然较强烈,其中75.45%的农户有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资源特征、土地资源特征及农地流转特征之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地流转的对策建议。     

当前农地制度下的困局与农地市场化流转机制改革

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遗留制度以及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安排,遭遇了新时代变化的适应性困境。表现在：改革红利消失和“三农问题”仍然严峻;政府“低成本”征地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相冲突;新型城镇化战略遭遇土地制度短板。这些问题均与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配置中单纯行政权力主导而缺乏市场均衡化流转,以及农地产权主体不清导致利益争夺无序有关。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仅处于较低水平状态,也影响了农地主体自由流转农地的行为决策。目前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比较明朗,即加快农地市场化流转已经成为各界共识。但要形成农地健康流转的市场机制,必须突破目前产权主体不清和社会保障制度配套不全两大制度障碍,夯实有利于农地流转的制度“硬核”,并形成有利于农地流转的制度“保护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