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裕系数法下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来自贵州省的1245个数据

利用丰裕系数法,从教育、健康、技能和培训、迁移或流动等方面对贵州籍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贵州籍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且有显著的地区差异;(2)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和地区经济状况相关,且性别差异明显;(3)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与年龄密切相关,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状况优于第一代农民工;(4)技能和培训、流动或迁移差异是影响人力资本生成和导致人力资本存量差异的重要因素。     

女性农民工社会支持研究述评

有关女性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女性农民工流动、就业、家庭发展、社会支持等方面,对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女性农民工问题的观点进行综述,以深化对女性农民工问题的认识,并以此作为研究社会支持的背景资料和基础,期望对女性农民工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有所裨益.     

代际差异、家庭结构与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基于河南省166户农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河南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从代际差异的角度考察了包括家庭结构等相关因素对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第一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性别、务农年限、有无技术培训经历、在城里是否有亲戚朋友、农户家庭规模;对第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有无技术培训经历、在城里是否有亲戚朋友、家庭年龄结构。在此基础上,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     

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动因及途径分析——以肖家河社区"租地种菜"群体为倒

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租地种菜"女性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笔者对此类"离乡不离土"特殊流动群体的流动动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其流动动因中不仅包含经济性因素,更重要的在于情感性的需求;其外出打工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不仅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在流动过程中,"租地种菜"女性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对其流动行为起到了关键性的功能影响.     

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及流动效应的研究综述

在对现有关于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流动效应的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总结出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农民工的输出输入地、个人和家庭特征因素,农民工的流动既有经济效应又有社会效应。对农民工流动的后续研究,应该构建符合我国特色的一般理论、提高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同时对于目前存在争议的研究议题进行持续和深化研究。     

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动因及途径分析——以肖家河社区“租地种菜”群体为例

通过对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租地种菜”女性农民工进行调查研究,笔者对此类“离乡不离土”特殊流动群体的流动动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其流动动因中不仅包含经济性因素,更重要的在于情感性的需求;其外出打工以家庭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不仅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在流动过程中,“租地种菜”女性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对其流动行为起到了关键性的功能影响。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影响

农民工的流动已经产生了很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民工自身的家庭经济收入,还体现在对农村和城市交融流动过程中的影响；从更深刻的层面来看,农民工的流动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社会制度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社会管理及农民工在工会中的地位等；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这是对社会阶级阶层分化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影响。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资源供给及风险感知研究——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的调查分析

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养老资源供给及风险感知现状。研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家乡后在自我、家庭、政府这三大养老资源供给上均有不足。与一般农民相比,他们的养老资源更为匮乏,养老存在较大风险。但由于对政府的信赖度低和对子女家庭的妥协,他们忽视了政府和家庭带来的潜在风险且未来养老规划不足。因此,政府需加强政策扶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工返乡收入,保障晚年生活。     

河北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调查与对策研究——基于体面劳动的视角

河北省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和速度的加快,催生了农民工这一新的群体,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这一特殊人群在社会化进程中缺乏公平对待与保护,渐渐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本研究在研究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的基础上,界定河北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基本概念,阐述河北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现状。同时以河北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者为调查对象,对就业权益保障与考察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河北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劳动关系三个角度提出改善河北省女性农民工的对策建议。旨在通过研究不断加强对河北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保护,维护这一群体的劳动权益,实现河北省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真正的"体面就业"。     

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农村改革使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得以消除,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外地务工反映了农民工务工地决策中的地点选择,对其研究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了解农民工流动的倾向及其内在原因。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分析子女性别差异对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地务工的农民工收入相对更高,同时家中拥有儿子的农民工更可能选择外地务工。第一胎为男孩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外地务工的概率,从子女所处成长阶段看,当子女处于婴幼儿和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时,子女性别对农民工外地务工影响较小;而当子女处于婚配阶段时,生养儿子将显著提高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可能性;当子女家庭趋于稳定之后,子女性别的影响不再显著。研究表明,男孩偏好观念对子女性别的影响具有协同作用;当子女处于婚配阶段时,助儿购/建房是农民工外地务工的原因之一。因此,提出营造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积极落实与二胎政策相关的配套政策;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概念辨析

从“农民工”概念与社会歧视、“新生代”与社会阶层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指向3个方面辨析了农民工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联性。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工”字,主要由“打工”一词演化而来;“农民工”虽然是带有歧视含义的概念,但反映了某个社会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只是农民工二代,其相对社会位置基本未变;中国社会流动的不公正在包括新生代农民3-在内的“穷二代”与“富二代”、“官二代”之间,可能会造成社会阶层板结化,并导致对立阶级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正以“女多男少”的性别结构,颠覆着其父辈对“男外女内”式传统性别关系的心理认同;由性别差异导致的有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难题,都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建设符合人性的道德伦理框架,以及能否将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水平稳健地提升到现代化的高度。     

制度变迁与家庭策略：流动家庭的形成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 32 个农民工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制度和家庭两个层面探讨了流动家庭的形成。分析发现,制度变迁为农民外出流动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流动家庭是制度变迁的产物。面对机会与可能,农民家庭作出了让家庭成员外出流动的决策,流动家庭的形成是农民家庭的策略性选择。     

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是他们未能安享晚年,养老问题将集中爆发。首先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新农保的参保率高保险待遇低、超龄务工三个方面分析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境遇,其次从政府、企业、第一代农民工个体三个责任主体剖析了其深层原因,然后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其他养老方式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第一代农民工的不同去向及主要收入来源提出了对策建议。     

浅析农民工婚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剧,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和城乡的流动日益频繁。随着大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外出务工家庭结构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的限制,许多农民工家庭出现夫妻长期分离现象。近年来,农民工家庭发生婚变的问题日趋严重。农村离婚卒不断增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一系列影响。农民工的婚姻状况不仅关系个人的家庭幸福,也关系社会的稳定。本文从分析农民基本状况及存在问题出发,分析了产生婚姻问题的原因,并进行了相应的对策研究,以期对农民工婚姻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设性建议。     

农民工的家庭禀赋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分析

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低即家庭禀赋的优越与否,依据家庭禀赋和收入代际流动的正相关关系,得出农民工由于较低的家庭禀赋形成了较低的收入代际流动的结论。并提出增强农民工家庭禀赋的措施,以增强农民工收入代际流动尤其是向上的收入代际流动,最终实现降低中国基尼系数,增强社会公平的目标。     

异质性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研究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明显。如何改善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是目前政府或企业等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华东地区三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八个县（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满意度的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前阶段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各项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家庭人口和家庭年收入）等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且各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次序性。     

性别角色观念、家庭照料与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对于释放其所蕴含的性别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5年CGSS数据,使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性别角色观念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并引入家庭照料这一中介变量,分析了性别角色观念对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性别角色观念是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文化抑制因素,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流动女性内部产生分化,仅对老一代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性别角色观念不仅直接抑制了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还通过家庭照料的中介路径间接影响其劳动参与。     

工作环境、工作强度与农民工工作流动

根据2014年对江苏、上海和湖南等地实际调研数据,构建Logit模型,就工作环境和工作强度对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本研究分两步进行,首先分析工作环境和工作强度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1)就业于发达城市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强,工作流动意愿弱。2)工作环境越差,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和工作流动意愿均越强。3)工作强度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为正,工作强度越大,外出务工意愿越强;但工作强度对农民工工作流动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本研究同样考察了其他因素对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其中婚姻和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显著。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代际流动研究

随着城市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职业流动是家庭因素、自身因素、环境因素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探究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代际流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农民工职业代际流动呈上行趋势,以及父代职业、子代受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就农民工职业代际流动现象提出了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