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兼业行为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探究农户兼业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促进农村地区消费市场、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3 778条中国农户家庭问卷调查数据（CFPS）,建立基准回归实证分析农户兼业行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通过改变变量及进一步验证模型实证结果,分析了农户兼业行为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兼业行为使家庭消费水平提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且家庭消费水平在不同分位点上农户兼业行为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呈“U”型分布。（2）农户兼业行为使家庭消费结构转变,生存型消费占比升高,享受型消费占比降低;农户兼业行为使家庭收入显著提高,提高了劳动力闲暇成本,降低了享受型消费的占比。（3）农户兼业行为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显著性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且不显著。基于此,政府应更加重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引导农户兼业向科学化发展,助力中国乡村振兴。     

北京市郊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郊区345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首先,农地流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地流出则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农地流入概率每增加1%,家庭人均收入提高67.55元。其次,农地流入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收入作用不显著。农地流出对0.6和0.8分位数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作用分别为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对其他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作用不显著。因此,农村家庭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且存在一定的资源错配。政府应继续鼓励北京市郊区农村农地流转,持续提高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力度,提升农村农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技术使用、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乡村背景下,探讨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和乡村产业兴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信息效应与决策行为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探讨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地区农户创业比例为9.4%,创业积极性不高;数字技术使用的农户比例为44.6%,使用率偏低;主观风险偏好超过其样本均值和持有金融产品的农户比例分别为40.6%和1.9%,风险偏好程度较低。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使用数字技术的农户创业比例高出8.8%,主客观风险偏好较高的农户创业比例比主客观风险低的农户分别高出4.0%和10.1%。数字技术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创业概率和创业强度,且低学历、在婚、参与借贷、人情支出较高、处于东部地区的农户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创业;数字技术使用强度（时长）和深度（学习、社交、商业活动）均可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主客观风险偏好在数字技术使用提升农户创业概率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通过加快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农村互联网创业技能和创业...     

互联网信息渠道对农村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根据2014—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5 393户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基于不同的家庭信息渠道类型,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的信息渠道对其借贷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渠道会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的银行借贷行为和民间借贷行为,考虑内生性后互联网信息渠道的边际影响依然显著,且互联网信息渠道对银行借贷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信息渠道对风险厌恶型农村居民借贷行为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风险偏好型农村居民,说明互联网信息渠道能够通过改善风险厌恶型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来提高其发生借贷行为的概率;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和家庭收入在互联网信息渠道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因此,在当前我国农村家庭借贷需求越来越旺盛的现实背景下,互联网的普及在推动农村家庭参与借贷市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互联网使用是否促进了农业生产分工深化——基于CFPS数据分析

探究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影响,对促进小农户融入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和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模型、内生转换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农户占整体样本的比例较低,仅为36.03%;使用互联网农户整体农业生产分工水平均值为0.584,高于未使用互联网农户的农业生产分工水平。互联网的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户农业生产分工水平的深化。从调节效应机制来看,搜寻信息成本较高和降低合约成本能使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异质性来看,电脑接入互联网、老一代和东部地区的农户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分工深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提出加强农村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居民互联网应用能力、规范农业分工市场制度和优化农业农村交易市场环境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金融的发展在促进农户创业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DHM模型对数字金融、风险偏好与农户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创业决策与绩效，随着农村地区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户的创业行为呈现下降趋势。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和风险偏好将促进农户进行非农机会型创业，同时减少农户进行生存型创业的概率。由此提出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助力非农机会型创业者稳定其创业结构，对生存型创业者进行点对点帮扶，以促其创业转型成功。     

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年数据,解析农户创业家庭的一般性特征,研究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低等收入农户家庭不适合进行创业、农民创业呈现“富农”特征,家庭收入结构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性影响。农户家庭收入超过2.5万元,对主动创业不再显著抑制,家庭收入处于5万～10万元时,对被动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工资性收入对主动创业抑制显著,转移性收入对被动创业抑制显著。     

数字金融是否能够提升农户家庭福利?——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

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能促使农户在乡村振兴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家庭福利包括经济福利在内,具有更丰富的维度。基于Sen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与功能性活动,从经济条件、教育与医疗、社会保障、工作机会、基层治理、主观感受6个方面构建农户家庭福利体系。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年的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家庭福利水平。(2)第三方支付显著增加农户家庭福利,特别是对经济发达地区农户的促进作用最强;网络借贷仅显著提升经济落后地区农户家庭福利;网络理财显著提升经济水平一般和落后地区农户家庭福利。(3)数字金融对女性占比较大的农户家庭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占比较小的农户家庭。鉴于此,中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地鼓励农户参与不同种类的数字金融,并加强对农村女性数字金融素养的培育。     

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家庭禀赋即家庭成员和整个家庭共同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主要包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其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通过对浙江省5个县市33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禀赋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但家庭禀赋中的不同要素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同,家庭禀赋中的年龄、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劳动力数量、土地规模和是否加入合作社都对农户家庭提高收入有着正向且显著影响,而家庭是否有人身体不健康对农户家庭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互联网使用和风险偏好对农户生态种养技术持续采纳意愿的影响——以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本文基于2021年7月在江汉平原的调研数据，以稻虾共作技术为例，构建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和风险偏好对农户稻虾共作技术的采纳行为和持续采纳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是否使用互联网以及使用频率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采纳行为和持续采纳意愿；且风险偏好型农户更愿意采纳和持续采纳稻虾共作技术；同时，互联网使用在风险偏好对持续采纳意愿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互联网使用削弱了风险偏好对农户采纳决策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和风险偏好对农业收入占比较高的农户的采纳决策影响更大；互联网使用对青壮年农户和老年农户的影响差异较小，风险偏好对青壮年农户的采纳行为和持续采纳意愿影响显著，对老年农户的持续采纳意愿显著。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好互联网使用在农户获取信息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农户承担的风险。     

互联网农业信息获取与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

针对农村互联网使用能否有效推动农户农业机械化发展这一现实问题,基于微观数据,采用OLS模型估计农户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对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处理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同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通过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与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为负相关关系,使用2种不同方法控制内生性得出的系数分别为-2.3和-1.8;2)异质性检验显示,互联网信息获取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的反向关系在老年农户和经营规模极小农户的样本中并不成立;3)机制检验显示,互联网信息获取对农户自购农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用互联网获取农业信息在现阶段抑制了农户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但有助于推动农户自购农机;在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到有效利用网络信息获取收益之间还有更深层次的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网络与农户创业——基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替代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7年和2019年的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农户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农户创业过程中带来的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和补充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且数字普惠金融只对自雇型创业有显著影响，对雇主型创业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具有弱社会网络的农户创业行为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真正发挥了“普惠”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渠道，弥补了过去农户主要依靠社会网络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不足，提高了农户的金融可得性从而促进其创业。     

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促进效应及地区差异

收入多样化是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分散风险的重要手段，在保障家庭生计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构建辛普森多样性指数作为收入多样化的代理变量，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以亲缘网络、工作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网络规模和以政治网络、血缘网络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强度均对农户收入多样化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具体而言，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多样化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在欠发达和发达地区之间，这种促进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均小于中等发达地区。     

互联网对家庭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

基于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使用互联网对家庭贫困所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能显著增加家庭收益，具有良好的抑贫效果，但会因家庭水平层次不同而产生差异。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8.155年、健康程度良好的家庭能够显著发挥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反之不显著；家庭存款在10 600元以上、抚养影响程度小于3的家庭使用互联网能取得良好收益，反之不显著。互联网使用效果具有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使用互联网的增收效应小于中西部地区，能缓解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建议加快落后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推动互联网与精准扶贫深度结合。     

外出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充分释放劳动力回流的人才红利是实现农村家庭收入均衡增长的重要途径。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OLS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在劳动力回流影响农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比例为21.7%,相比于无劳动力回流的农村家庭,有劳动力回流的农村家庭收入增加0.362万元,农村收入不平等水平下降0.09个单位。可见,劳动力回流能够显著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劳动力回流主要是通过增加家庭层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来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劳动力回流更有助于缓解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同时这种缓解作用在中低收入、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村家庭中更为明显。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鼓励人才回流政策宣传和资金支持力度,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开展培训,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研究 ——来自CLDS的数据分析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以网络化、信息化为代表的信息时代,网络信息深刻改变着农户行为方式。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微观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控制内生性方法,分析农户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因素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探讨影响效应在上网方式和农户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互联网的总体使用比例不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较高,上网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高达82.9%。户主年龄、成员平均年龄和到县城距离对农户使用互联网有负向影响,户主学历、成员平均学历、家庭收入规模、道路硬化比例和乡镇政府所在地对互联网使用有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能有效提升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但不同上网方式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手机上网和混合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影响的净效应分别为5.2%和3.1%,而电脑上网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意愿的影响存在组群差异,互联网的使用效应仅适用于老一代农户、非农型农户和男户主农户群体。因此,提出加强农村互联网软硬件建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线上宣传活动,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多元化宣传策略的政策建议。     

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来自CLDS的经验证据

为探究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经营规模的影响，将农户家庭耕地面积、流转面积和弃耕地面积放在同一分析框架内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并利用CLDS2018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和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转入地面积没有显著影响。第二，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规模经营农户的耕地面积和转入地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农户和规模经营农户的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通过增加规模经营农户的转入地面积增加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减小了小农户的耕地面积。第三，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和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的转入地面积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弃耕地面积均有显著负向影响。最后根据结论提出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供给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南疆三地州小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新疆南疆三地州小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会与实地考察、官方网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等方法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加工,运用分位数回归建模等方法对新疆南疆三地州580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南疆三地州人均耕地面积对于中高位收入者群体(25%、50%、75%和90%段位)影响显著,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估值分别为0.012 7、0.011 1、0.016 5、0.022 8;家庭劳动力人数比例对介于25%～75%段位的收入家庭影响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上系数估值分别为0.701、0.894、0.762;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对中等收入群体(50%和75%两个段位)影响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上系数估值分别为0.036 0、0.039 4;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对除10%分位段之外家庭收入群体呈显著负相关影响,系数估值分别为-0.023 3、-0.015 5、-0.011 8、-0.014 3;家庭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对高收入群体家庭影响显著,对90%分位段收入家庭在5%显著水平上影响显著,系数估值为0.123。【结论】家庭人均年耕地面积对中高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比例和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中等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对中高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农业机械化水平对高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影响效应 ——基于宁夏的农户调研数据

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利用宁夏3县区9村426户田野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A-F法、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识别多维相对贫困家庭的基础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宁夏农村地区经济维度的“贫”已基本得到消除,但健康、教育、安全饮水和卫生厕所等因素导致的相对之“困”依然严峻。农户在数字普惠金融的结算、储蓄和信贷服务已有部分涉及,但对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保险等深层次金融业务的参与尚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权重下的相对贫困均有显著的减缓作用,并且随着剥夺维度提升其减贫作用呈增长态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电商意愿及行为、增强健康意识、促进消费进而达到缓解相对贫困之目的。因此,为减缓宁夏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状况,需注重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与农村生活标准改善,深化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助农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