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我国明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苜蓿被《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群芳谱》和《农政全书》以及明皇帝实录与方志等经典要籍所记载,充分体现了苜蓿在明代的重要性、研究的普遍性和种植的广泛性。本研究以记载明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和方法,结合现代研究成果,对明代苜蓿种植分布与状况、植物生态生物学特性、栽培管理和利用方式等进行尝试性研究考查。结果表明,明代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京、甘肃和宁夏等省均有苜蓿种植,其中以“三晋为盛,秦、鲁次之,燕、赵又次之”。在苜蓿植物学、生态生物学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对苜蓿植株形态、花色及其着生部位、荚果种子形状的精准描述已达到现代植物学的水准。同时,对苜蓿的轴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记载其根的形态与黄芪的根相类似。在明代出现了紫花和黄花2种苜蓿的记载;主张苜蓿与荞麦混作,并利用苜蓿的肥田能力,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度中;提倡7、8月种苜蓿,一年三刈,种子田一刈;苜蓿3年后生长进入旺盛期,7、8年后衰退垦去。在苜蓿饲用方面明代王象晋提出了最佳利用时期,即“苜蓿花时,刈取喂马牛,易肥健食”。同时,在苜蓿的食用、药用等方面人们利用得更加具体有效。此外,苜蓿还可做贡品。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自汉代苜蓿引入我国以来,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民国时期亦不例外,苜蓿种植利用也得到了发展。在收集近现代有关苜蓿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苜蓿种植利用情形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乃为我国苜蓿种植集中区,在陕西、甘肃、新疆、绥远(西部)、宁夏和青海等都有种植,据不完全考查,种植苜蓿的县有52个,其中以陕西最多,达22个县,甘肃次之为14个县,新疆为8个县,绥远(西部)为3个县,宁夏2县(道)和青海1个县。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发展苜蓿的势头高涨,如1942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安塞、甘泉、志丹、定边、靖边等县种植苜蓿达3万亩,陇东种植苜蓿2.3万亩;1944年延川县紫花苜蓿保留面积2.0万亩,到1949年,陕西全省种植苜蓿约98.49万亩。1949年新疆苜蓿保留面积达29300 hm²。绥远河套地区还进行了苜蓿粮草轮作,并建立了苜蓿种植基地。为了鼓励苜蓿种植,边区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例如,1941年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关于种牧草的指示信》,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卅一年推广苜蓿实施办法》等,李仪祉在治理黄河的方略中,从大农业、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出发,提倡广种苜蓿,肥田养畜,并提出了4条种植苜蓿的措施。李烛尘提出,苜蓿根入土深,且能耐旱,适宜西北地区种植和培植草原。苜蓿除用于饲喂家畜外,幼嫩时可当蔬菜食用,在灾荒年也是百姓很好的救荒食物,苜蓿作为农产品常出现在兰州的市场上,试验表明苜蓿保存水土流失的作用要大于作物。     

隋唐五代时期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秦汉以来,唐马最盛。马嗜苜蓿,苜蓿作为马的最佳牧草,为唐马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采用植物考据原理与方法,以记载隋唐五代苜蓿的典籍为基础,结合现代研究成果,考查了隋唐五代时期苜蓿的种植分布与栽培利用等。结果表明,陇右8坊48监和1296个陆驿的设置,带动了唐苜蓿的发展。《陇右监牧颂德碑》记载:时在陇右牧区,莳茼麦、苜蓿一千九百顷,以茭蓄禦冬。考查发现,唐时期陇右、关内、河东三道、安西都、毗沙都和渭河与黄河下游流域乃至郢州等皆有苜蓿分布。《新唐书》记载: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根据《唐六典》记载的驿站马匹数量,最大的都亭驿站有驿马75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00hm2,最小的驿站有驿马8匹,应有种植苜蓿等饲料的驿田21.33hm2。驿田之性质与牧田同,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在隋朝设有掌管种植苜蓿的部门,唐有苜蓿丁掌管苜蓿种植,并以律令制度对苜蓿种植进行了规定,建立了以苜蓿为主的饲草基地,解决了冬季饲草这个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的关键问题;唐代仍沿用着汉代苜蓿分期播种技术,加强了苜蓿秋冬季的管理,苜蓿在饲用、食用、药用和香料等方面都有大的发展。隋唐五代苜蓿的管理经验和种植利用技术,对今天我国苜蓿的发展具有积极的鉴借作用。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我国近代苜蓿栽培利用技术研究考述

我国近代苜蓿栽培利用技术研究特点是在传统苜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西方试验科学理论与技术,在品种类型之特性、引种驯化、种植栽培、加工贮藏和饲喂利用等方面构建形成了苜蓿栽培学框架。本研究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收集查阅近代文献的基础上,开展文献的整理排比、甄别考证和爬梳剔抉,并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结果表明,在近代我国苜蓿引种试验广泛,从东北、华东、西北乃至南方均进行了苜蓿的适应性观察研究,同时也对苜蓿栽培生物学、干草与青贮调制技术及饲喂技术进行了研究。在民国时期,中美农业科技考察团对我国畜牧业生产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发展以苜蓿为主的饲料作物种植提出了建议。在近代,苜蓿与其他作物一样,其西方科学技术乃至本土试验研究成果已得到了快速广泛的传播。     

清代苜蓿栽培利用刍考

记载我国清代苜蓿的史料资源丰富。本研究采用植物考据学原理与方法,以记载清代苜蓿的相关典籍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考查清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结果表明,苜蓿是清代重要的作物或饲草,在华东、华北、东北和西北乃至陕川鄂毗邻地区均有苜蓿种植,据不完全考证,清代有21个省的176个县(州、府、地区等)种植苜蓿。苜蓿的考证亦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雍正《畿辅通志》曰:藤蔓菀,叶丛生,紫花,荚实。徐松曰:苜蓿今中国有之,惟西域紫花为异。在清代亦有学者对苜蓿的名称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清代苜蓿的植物学与生长特性研究也比较突出,程瑶田和吴其濬开展了苜蓿植物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同时程瑶田还对苜蓿生长特性、物候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苜蓿的治碱改土和固氮肥田等生态特性在清代被广泛利用,并将苜蓿纳入了轮作制中,苜蓿的饲蔬两用性和本草性得到广泛利用,特别是在灾荒年里,苜蓿的食用性得到很好的体现;罗振玉提倡在僻远地区种苜蓿等绿肥作物以肥田,并建议引进国外苜蓿良种;为了保护苜蓿,陕西有些县村都制定了苜蓿保护条例;在苜蓿种植管理技术方面有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苜蓿适宜土壤的选择,利用苜蓿耐瘠薄、耐盐碱、抗风沙等特性,将苜蓿种植在了碱地、沙地、石地、淤地、虫地、草地和阴地等上;认识到了苜蓿种子的硬实性,并在播种前进行处理,掌握了苜蓿的适宜播种时间,并制定了苜蓿刈割制度,规范了苜蓿干草调制方法,强调苜蓿地的冬春季管理,在清代有了比较清晰系统的苜蓿农事月龄。     

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栽培利用考述

华北及毗邻地区是我国近代农业变革的重要区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农业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苜蓿作为华北及毗邻地区(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河南、山西、绥远、山东及苏北地区)的重要作物或饲草,在变革的农业发展中,苜蓿亦得到发展。采用植物考据学方法与原理,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对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栽培利用状况进行了初步考证。结果表明,齐如山考释了华北地区苜蓿的方言,发现该地区常将苜蓿读为木须。据不完全考查,该区域近代大约有73个县(厅、地区)有苜蓿种植,其中以山东最多,达27个县,河北次之,达19个县,山西第三,达11个县,3个省占总数的78.0%。由于华北及毗邻地区近代苜蓿的种植,都形成了地方苜蓿品种,如晋南苜蓿、蔚县苜蓿、无棣苜蓿及淮阴苜蓿等。在华北地区为了发展苜蓿,政府也出台了若干项鼓励种植苜蓿的政策。苜蓿是华北及毗邻地区极好的饲草,常以花草的形式饲喂家畜,在苜蓿幼嫩时亦是很好的蔬菜。在近代盐碱地改良中,苜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山东和苏北盐垦区都有苜蓿种植。苜蓿是其主要播种形式,并注意到了播种床的精耕细作,本地区苜蓿一年刈割3次,用钐镰刈割。苜蓿种一次可使用10余年,但苜蓿怕积水。     

中国苜蓿栽培史初探

苜蓿是西北地区重要的豆科饲料作物,其自西汉从西域传入我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我国人民总结了丰富的苜蓿种植经验和利用方法,使其对今天的新型草地农业系统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明清时期苜蓿的地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中国古籍库与中国方志库中的苜蓿记载的考察,发现苜蓿名实的流变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面貌.即古籍记载中苜蓿名实相对单一明了,对苜蓿花色的指向比较明晰;方志中则比较复杂,出现了大量苜蓿异名,常与其他植物相混淆.其名实的流变实际上是苜蓿在中国传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对各地方志中的苜蓿记载次数进行计量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到...     

北京地区苜蓿栽培管理专家系统构建

基于PAID4.0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平台,面向对象的VB6.0程序语言,辅助以InterDev、Asp、HTML语言,Dream Weaver网页制作工具,SQL Server后台数据库管理,以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水土、气候等生产条件为主要依据,将苜蓿Medicago sativa产业化过程所需的知识库、模型库和逻辑推理机有机结合,贯穿了苜蓿适宜品种与播期选择、节水灌溉、科学施肥、病虫草害诊断与防治、适宜刈割时期预测、草产品质量评价等苜蓿产业化过程的所有环节,构建并完成了在单机或网络环境下运行的科学实用的北京地区苜蓿栽培管理专家系统,为北京地区的苜蓿种植户和企业等用户实时查询和掌握科学的苜蓿栽培管理知识与技术提供信息服务与支持。     

苜蓿叶蛋白的开发利用现状

着重综述了苜蓿Medicago sativa叶蛋白的营养价值、饲用价值、食用价值、医用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指出开发苜蓿叶蛋白是目前解决蛋白质饲料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