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的心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新生代民工”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一代民工而言的。他们和老一代民工一样,打工是为了挣钱,为了发展。然而,在传统的二元结构背景下,新一代民工在城市同样遭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这不仅造成了新一代民工在思想和心理上对城市的疏离感,也不利于城市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近期,又有媒体报道,北京将废除“外来人员管理条理”。所有这些都表明,新形势下研究如何加强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管理,特别是如何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意义非常重大。应从用工单位、居住社区、大众传媒、提高民工自身素质等方面加强民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对春运“民工流”人口迁移的探讨

春运“民工流”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作为春运主体，民工流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对人们行为选择影响的表现。民工流的迁移变化既是经济状况的反应，又深刻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一年一度的春运带来多种社会问题。春运问题的核心并非“人多”，而是“集中”。因此对春运难题的解决不能单纯地依靠运力的增加，而要通过深刻挖掘分析春运民工流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进行综合治理。     

新生代民工创业航标

新生代民工未来的家究竟在哪里？他们是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家乡，他们该做出怎样的抉择？如果留在城市，他们该怎么办？如果回到家乡，他们又该如何办？ 本刊认为，新生代民工无论是融入城市，或者是回到农村，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自强自立，为此，本刊从投资创业的角度引导新生代民工自主创业。     

从代际差异看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发展状况——以温州为例

80年代后农民工,也称新生代农民工正大量地流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及民工成长的社会环境与其父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社会历史、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价值观、消费观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取消“民工”称谓并无多大意义

孙金栋先生曾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民工”这个称谓该退出历史舞台了》，称“民工”留给人们的记忆是“衣冠不整、文化不高、素质低下、偷鸡摸狗而且只配在小品中出现”，认为“民工”是早已过时的歧视性称谓。认为“民工”这个沉甸甸的称谓已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应当由《劳动法》中“劳动者”这一中性称谓取而代之。笔者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     

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概念辨析

从“农民工”概念与社会歧视、“新生代”与社会阶层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指向3个方面辨析了农民工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关联性。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工”字,主要由“打工”一词演化而来;“农民工”虽然是带有歧视含义的概念,但反映了某个社会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只是农民工二代,其相对社会位置基本未变;中国社会流动的不公正在包括新生代农民3-在内的“穷二代”与“富二代”、“官二代”之间,可能会造成社会阶层板结化,并导致对立阶级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正以“女多男少”的性别结构,颠覆着其父辈对“男外女内”式传统性别关系的心理认同;由性别差异导致的有关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难题,都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建设符合人性的道德伦理框架,以及能否将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水平稳健地提升到现代化的高度。     

河南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探析

河南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农民工群体呈现年轻化态势。从文化素质上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高于流出地,但低于流入地。在河南农民工的地域分布上,平原多于山区,东部多于西部。单位宿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居住地点;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子女留在老家;上网和看电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业余活动。权益保障的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缺乏幸福感,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和心理疏导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思考

“民工荒”现象的产生既有民工自身的原因,又有企业和政府的因素。解决“民工荒”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民工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孤岛化”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面临着精神文化生活“孤岛化”问题。常住地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城市社区发挥主要平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用工企业承担自身社会责任,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自觉融入城市精神文化生活。由此形成社会合力,最大限度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让他们充分享受文化发展结果,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     

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最近两年在中国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不仅牵涉到民工的待遇及法律制度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本文从分析中国“民工荒”的原因入手,提出了对“民工荒”的几点对策。     

新生代员工企业文化内部整合感知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汽车整车制造业的实证数据

企业文化内部整合两个特质“参与性”与“一致性”对于工作满意度存在积极影响。相比传统员工,新生代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内部整合感知对于工作满意度表现出更强的预测作用。管理者应注重新生代员工的参与性激励、团队凝聚力塑造,与其建立民主沟通模式。     

新形势下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径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以助推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新生代民工的彷徨与困惑

新生代进城民工都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8～25岁之间,76%未婚,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为特征。很多人是从学校毕业或辍学后直接外出的,基本上没有社会经验,也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让他们感到了无所适从,这一社会问题值得关注     

西藏新生代农牧民工继续教育需求研究

新生代农牧民工正日益成长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继续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关乎到新生代农牧民工能否实现顺利就业、关乎到西藏城镇化进程、关乎到西藏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关乎到西藏社会的和谐稳定。本研究对西藏新生代农牧民工继续教育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结合对相关人员的访谈,从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农民工自身等角度提出满足西藏新生代农牧民工继续教育需求的对策。     

湖州织里创办外来民工俱乐部

在新建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外来民工俱乐部”里显得格外热闹,来自20多个省市的500多名外来民工在此免费娱乐、学习。来自湖南的青年民工王彤说,这个公益性俱乐部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体生活。目前织里镇外来务工者超过10万人,由于业余文娱生活比较枯燥,镇里决定由织里镇文化中心创办5个“外来民工俱乐部”,今已投入使用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该俱乐部的负责人陈勇庭介绍,位于镇黄金地段的800平方米左右活动场地,由镇政府无偿提供,共投入资金120余万元,设立了电子阅览室、游艺室、练歌房、影视厅,以及台球、乒乓球、羽毛球活动区等,共有4…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提升的社会化境遇

研究了幸福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偏差”、“落差”和“逆差”产生的社会性因素,提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对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知,消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偏差;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落差”;完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引导,扭转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逆差”.     

把“讨薪”变成历史

近几年一临春节．民工讨薪就成为热门话题。自元旦起。几乎每天都有报纸刊发“民工跳楼讨薪”、“民工讨薪遭遇‘踢皮球’”等消息、为什么“欠薪”事件“屡演不衰”？为什么民工讨薪之路总是充满坎坷，我们不由地再次想到熊德明——这位2003年因为给自己讨薪而一举成为“讨薪英雄”．2004年底又因为替老乡讨薪成为尴尬的“讨薪代言人”的新闻人物．     

莫到第二市场求职

近日，记者了解到民工到南京求职，有不少人在正规场所外与雇主达成“协议”。据南京安德门民工市场袁亮主任介绍，现在每天在市场大门外私下求职的民工不下上千人之多。这么多人与市场内求职民工人数已差不多，也就是说，场外出现了“第二民工市场”。     

新生代农民工考验工厂智慧40年跳槽40次

“用工荒”折射劳资双方博弈 “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等人认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多达1亿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就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这部分“80后”、“90后”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对策研究----以山东省莒县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高低对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有重要影响。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入手,阐述了莒县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分析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要构键“一主多元”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采用“二课堂一跟踪”培育模块,旨在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