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2013年西洞庭湖土地类型及水禽栖息地变动研究

选取1989年、2002年和2013年的遥感影像对西洞庭湖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格局及水禽栖息地进行遥感解译与变动分析。结果表明:1989—2013年,保留率最高的仍然是水体(87.34%)和泥滩地(59.61%),保留率最低的是林地(13.79%),草滩地的保留率仅为30.54%,而向芦苇滩地、旱地、林地的转化率则分别达20.26%、20.91%、18.93%,远高于向水体与泥滩地转化的比例。虽然林地向泥滩地转化的比例达到了34.77%,但芦苇滩地、旱地、林地以相互转化为主。西洞庭湖湿地破碎度升高,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均匀度也增高。西洞庭湖的水禽栖息地变动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1989—2002年水体面积增长近14%,湿地优势度增长;2002—2013年水体面积减少近11%,林地面积增长约4%。在影响西洞庭湖水禽栖息地变动的驱动因素中,退田还湖、围湖养鱼、三峡工程、芦苇种植与杨树栽培等人类活动是最为重要的驱动因子,不适当的人为干预往往导致水禽生境退化。     

升金湖湿地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

基于1986—2015年8期升金湖湿地遥感影像,应用地理信息技术对升金湖湿地土地利用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86—2015年,草地、水田、滩涂及其他用地的面积总体呈增长趋势,林地、旱地、水域及芦苇沼泽的面积总体呈减小趋势;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略有波动,但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表明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有地形地貌、气候、人口数量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策因素等,并且每种土地类型面积变化都有其主导驱动因子.总体来看,自然因素提供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力,但人口数量则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因素.     

升金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与越冬候鸟的响应

湿地生态环境及越冬水禽是升金湖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其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对生态系统修复及越冬水禽数量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利用ERDAS软件将1986、1990、1995、2000、2004、2008、2011及2015年共计8个年份冬季的TM影像数据解译划分为8种景观类型,用FRAGSTATS软件计算出各个年份的景观指标。根据升金湖湿地压力、状态、响应3方面选取10个指标,构建了升金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逻辑斯蒂增长曲线模式(Logisticgrowthmodel)对这些单项指标进行评价,然后运用层次分析(AHP)的方法确定各个单项因子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最后对1986到2015年升金湖湿地生态系统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进行综合的评价分析。2015年升金湖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值为0.430,属于亚健康的状态,应及时加强升金湖湿地生态保护措施。通过1995年与2015年对比得知人口密度增长10%以上,人类干扰指数增长了6.685,人类的干扰压力是导致湿地功能下降的主要因素;从状态分析与响应分析可以看出升金湖湿地修复功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通过越冬候鸟数量与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关系可以看出越冬侯鸟数量的变化是随着湿地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状况变化而变化。     

淮南煤矿区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淮南煤矿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对1986、1999和2012年淮南煤矿区卫星影像解译或者矢量数据进行归类,获得3个时期淮南煤矿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基础数据,据此计算出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指数、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模型和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定量分析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淮南煤矿区城镇用地、水域和林地面积保持上升势头,耕地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点及高覆盖度草地面积变化不明显.总体来看,1986～2012年淮南煤矿区的土地利用综合程度逐渐增大,处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     

洞庭湖湿地土壤有机质空间分布及其相关性研究

以洞庭湖湿地的泥沙滩地、湖草滩地、芦苇滩地和集成垸人工杨树林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湿地类型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的统计学特性、土壤有机质的水平分布、垂直分布特征以及其与pH值、土壤水分和容重等指标的相关性。结果表明,4类湿地类型土壤有机质差异显著;湿地表层土壤有机质的水平分异为：湖草滩地（33.04±10.86）g/kg〉芦苇滩地（23.23±4.78）g/kg〉杨树林地（16.92±3.44）g/kg〉泥沙滩地（4.60±0.59）g/kg,除泥沙滩地外,其他3类土壤有机质含量和人为干扰因素呈负相关关系;土壤有机质的垂直分异为：除泥沙滩地外,湖草滩地、芦苇滩地和杨树林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都是从上到下依次递减;湿地土壤有机质与pH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0.05水平）,Pearson相关系数为-0.594;有机质和土壤水分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0.01水平）,Pearson相关系数为0.830;土壤有机质与容重呈极显著的指数负相关关系（P〈0.01）,回归方程为：Y=367.308e-2.462X（R=-0.885,N=43）。     

1986—2015年滇西北地区土地利用类型时空动态研究

基于1986年、1995年、2005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和2015年的Landsat 8 OLI数据,利用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变化、分形理论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滇西北地区30 a来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86—2015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均是林地占绝对优势,其比例均在64%以上,城乡工矿用地面积最小,面积比例均不足1%,水域除外,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呈上升趋势,城乡工矿用地变化最大;土地利用类型转换主要存在于林地—草地—耕地三者之间,2005—2015年间,三者间转换面积达到最大;各土地利用类型分形特征表现为林地、草地、城乡居住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斑块形状趋于稳定,而耕地和水域趋于活跃状态;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较复杂,景观总体破碎化加剧,连通度增强。     

基于Landsat影像的抚仙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预测研究

以云南抚仙湖流域1974年、1988年、1996年、2001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7期Landsat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通过目视解译和支持向量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并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程度指数、转移矩阵等模型,定量分析抚仙湖流域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过程,最后基于CA-Markov模型对未来土地利用情况进行预测模拟。结果表明:1974—2015年乔木林、灌草丛和水域面积呈持续下降趋势,主要的转出方向为农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主要来源于农田,湿地和裸地呈逐年增加趋势,上述变化趋势与当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有关;总体分类精度为90.29%,满足精度要求;土地利用预测趋势为乔木林、水域面积保持减少态势,灌草丛、湿地面积呈增加趋势,农田扩张现象依然存在。本研究可为抚仙湖流域土地及水资源的科学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西北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异质性研究——以陕西铜川耀州区为例

【目的】从土地利用变化程度、过程及空间转移3个维度揭示西北旱区典型县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过程及特征,为区域土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陕西铜川耀州区为例,用2000年5月、2008年7月以及2015年8月的Landsat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根据土地资源及其利用、自然属性状况,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共分为7种（林地、耕地、草地、农村居民点、城镇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和水库坑塘）,采用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土地利用重心迁移模型,分析2000-2015年陕西铜川耀州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结果】(1)从利用程度来看,2000,2008及2015年耀州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依次为252.65,247.69和250.66,其中2000-2008年耀州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为－4.97,处于调整期;2008-2015年耀州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为2.97,处于发展期;2000-2015年,耀州区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为－2.00,土地利用总体处于调整期,仍有较大开发利用空间。2000-2015年,耕地利用程度变化量间呈持续下降趋势,开发利用水平较低,呈衰退趋势;林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先上升后下降,总体呈持续发展趋势;而农村居民点、城镇用地及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程度变化量则呈持续增长趋势,处于发展阶段;水库坑塘和草地的利用程度变化量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2) 从转移过程来看,在2000-2008和2008-2015年耀州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发生转移的面积分别为23 362.44和21 579.20 hm²,其中耕地和林地发生转移面积占总转移面积的比例均最高,其次是农村居民点用地、草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城镇用地,水库坑塘转移面积占比最小;各土地利用类型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转移,其中耕地与林地相互转化以及耕地向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和城镇用地转化成为主要趋势。(3)从空间变化来看,在2000-2015年,耀州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重心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空间迁移,其中其他建设用地和草地的重心转移距离均较大,林地的重心转移距离最小。【结论】2000-2015年陕西铜川耀州区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土地利用格局演变加速。     

利用Markov 过程预测安吉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

根据浙江安吉山区2 个时期山地资源清查资料获得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 成功地确定了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矩阵, 并用Markov 链模型预测了该山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趋势。结果表明, 当前该区的土地利用格局正处在一种荒山、农田、居民点及水域逐渐减少, 林地、果园用地逐渐增加的变化状态, 而且这种变化将持续很长时间, 最后达到以山区林地78.4 %为主体, 同时湿地在不断减少的新的土地利用格局。表3 参11     

利用Markov过程预测安吉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

根据浙江安吉山区2个时期山地资源清查资料获得的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成功地确定了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矩阵,并用Markov链模型预测了该山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当前该区的土地利用格局正处在一种荒山、农田、居民点及水域逐渐减少,林地、果园用地逐渐增加的变化状态,而且这种变化将持续很长时间,最后达到以山区林地78.4%为主体,同时湿地在不断减少的新的土地利用格局.表3参11     

基于Maxent模型的越冬白头鹤适宜生境预测

依据2013—2014年冬季野外调查的白头鹤分布点数据,结合2011—2015年间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和已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献中记录的白头鹤分布点信息,基于气候、地形、水系、土地利用类型和人类干扰5类环境因子,应用Maxent模型分析了安徽省越冬白头鹤适宜生境分布及影响其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并结合已建自然保护区对白头鹤适宜生境进行保护空缺分析。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结果达优秀水平;距主要水源距离、1月份平均最低温、12月份平均最低温和距主要道路距离是影响白头鹤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对模型的综合贡献值分别为45.3%、21.4%、19.3%和7.6%。白头鹤适宜生境主要分布在升金湖上湖和菜子湖,少量分布在龙感湖沿岸、武昌湖东岸及其东部的长江干流沿岸,其中核心适宜生境的总面积为45 980 hm2。空缺分析表明,已建自然保护区覆盖了60.1%的核心适宜生境,尚有18 346 hm2的核心适宜生境处于保护区之外,需要在重点管理保护区的同时,对保护区之外的核心适宜生境给予更多关注。     

基于遥感与GIS技术的升金湖地区景观格局动态分析

根据1987,1998和2004年TM影像和研究区1980年地形图,利用RS和ARC／INFO进行解译,得到研究区3个时期土地利用图,在此基础上分析升金湖地区1987～1998年和1998～2004年两个时期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结果表明,升金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是显著的,既有面积变化,又有空间格局的转换,面积变化和空间上变化不同年段呈现特点有共性也有特性;土地利用变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为干扰是变化的主导因素。     

西藏“一江两河”流域越冬黑颈鹤种群数量及分布1）

对西藏“一江两河”流域越冬黑颈鹤（ Grus nigricollis）种群数量及分布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黑颈鹤昼间活动生境和人为干扰情况。结果表明：2010年12月—2011年1月、2012年12月—2013年1月、2015年1月在“一江两河”流域越冬的黑颈鹤数量分别为6041、59496、496只。拉孜到南木林之间雅鲁藏布江中上游河谷和墨竹工卡到林周之间的拉萨河－澎波河谷一区是越冬黑颈鹤最为集中的2个区域;黑颈鹤昼间活动的主要生境是农田和水体,在这2种生境活动的黑颈鹤集群分别占集群总数（ n＝125）的80．8％和17．6％;12．0％的越冬黑颈鹤集群受到人为干扰的影响,其中69．2％的干扰来自开发建设。     

崇明东滩越冬白头鹤生境适宜性评价

2006年11月至2007年2月和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通过记录崇明东滩越冬白头鹤(Grusmonacha)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评价了东滩保护区白头鹤生境适宜性,分析了保护和管理野生白头鹤种群的适宜空间区域。研究结果表明,白头鹤主要活动于农田生境和滩涂生境。在农田生境中,白头鹤对居民耕种区及活动区存在明显的选择性(P0.05);公路、植被指数等因子对白头鹤的分布没有明显的干扰(P0.05)。在滩涂生境中,白头鹤对潮沟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P0.05),主要分布于生境斑块密度低和植被指数低的区域(P0.05);人为活动对白头鹤分布没有显著影响(P0.05)。在不考虑人为干扰因素的制约下,崇明东滩保护区越冬白头鹤潜在适宜栖息地的面积为172.2km2,最适宜生境面积为4.5km2;在人为活动影响下,白头鹤的实际适宜生境面积为101.7km2,最适宜生境为1.4km2。     

长沙市土地利用变化对非点源污染分布的影响研究

以长沙市为研究区域,利用1986和2000年2个时段的土地利用图,分析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结合土壤普查图和降雨数据,利用L-THIA模型,估计2个时段研究区域长期平均非点源污染输出负荷,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的变化。结果表明,从1986至2000年的15年期间,长沙市的林地和草地有向城镇、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农业用地转化的趋势,其中农业用地由原来的23.12%增加到了34.81%左右,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用地分别由原来的1.25%,0.10%变成为2.94%,0.27%,这使得1986～2000年间非点源污染敏感区面积不断扩大,污染程度在不断增加。为了控制非点源污染,根据非点源污染分布情况和土地利用方式,将长沙市分为东、中、西部3个防治区,分别采用不同的措施。     

东江源红壤丘陵区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研究

采用RS和GIS技术,以红壤丘陵典型案例区东江源为例,利用遥感影像解译,运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及状态指数等模型,研究了1986～2005年东江源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揭示红壤丘陵区20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格局.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基本稳定,土地利用发展平缓,总体相比而言,1995～2005年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大于1986～1995年的变化幅度;就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模式来讲,研究区的林地转为耕地分布最为广泛;状态指数结果表明未来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呈现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其余地类面积减少的趋势.     

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和覆被生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为了解西北内陆干旱地区LUCC(Land-use and land-cover change)的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力机制,以乌鲁木齐为例,选取2004、2008和2013年的土地利用及统计年鉴数据,从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幅度变化、土地利用速度变化、土地利用程度变化4方面探讨分析3个时期LUCC的转移变化情况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政策法规因素3方面进行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3个时期中,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以牧草地、耕地和林地为主,园地、林地和水域面积减少最多,耕地、未利用土地和城镇、村庄及工矿用地面积增加最多;2004—2013年间乌鲁木齐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先增后减,土地利用由发展期转变为调整期;影响乌鲁木齐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政策法规因素,其中社会经济驱动因素主要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调整2方面。     

丹顶鹤春迁期觅食栖息地多尺度选择——以双台河口保护区为例

双台河口保护区是世界濒危鸟类丹顶鹤大陆种群西线群体不同生活史阶段的重要栖息地。2008-2010年3-4月,采用定点观察法、二维坐标法、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对保护区内春迁期丹顶鹤觅食栖息地的多尺度选择进行了监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春迁期,该保护区丹顶鹤觅食栖息地选择包括2个尺度3个选择,即大生境尺度内觅食生境类型选择和小生境尺度内觅食区选择、觅食微生境选择;(2)觅食生境类型偏好选择芦苇沼泽(90.00%),也偶选玉米地、泥滩、草甸等生境;(3)觅食区选择通过宏生境因子和干扰因子来判定,宏生境因子包括明水面、堤坝和火烧地,距离均在30m以内;干扰因子包括居民区和油田等强干扰因子和道路等弱干扰因子,均采取远离的方式进行回避,居民区保持在1km以上,油田保持在2km以上,道路保持在300-500m;(4)觅食微生境选择通过微生境因子来判定,包括植被高度、植被密度、植被直径等,选择盖度小(<5%)且植被高度小于喙长的区域觅食。     

黑龙江省大庆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为探讨资源型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力,该文以黑龙江省大庆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该研究区1978、1988、1992、1996、2001年5个时段的MSS和TM影像数据,获取20余年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信息,以GIS技术为数据集成分析平台,采用单一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模型,定量刻画该研究区土地利用/覆被动态变化过程,并结合大庆地区发展实际,归纳总结出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驱动因子.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了大庆地区五类主要土地利用/覆被类型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大庆地区草地面积变化主要由该地区总人口、第二产业比值和天然气产量所决定;耕地面积变化主要由单位油井产油量、农村机械总动力决定;盐碱地和沙地面积变化主要由单位油井产量和工业产值决定;湿地面积变化主要由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工业的快速发展决定的;而建筑用地面积变化主要由人口的增长以及油田建设用地增加所决定.总之,大庆地区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变化主要是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