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建设的社区参与现状

社区参与是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协调发展的重要途。为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社区参与行为现状,给青海省的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为对象,以社区牧户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认知及参与意愿调研为基础,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现状及问题。结果表明:1）受环保宣传和藏族生态文化的影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生态保护意识较高,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该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并重以体现国家公园完整性保护;2）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牧户的参与行为不完全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更多的是受传统生态文化影响下的一种归属感和地方依恋感所致,也体现出社区参与利他性和互助性的特点;3)牧户的社区参与行为与保护意愿并不相匹配,折射出社区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不协调;4）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参与度不高,多为象征性参与或假性参与。应该完善社区共管机制,构建政府、市场与全社会的多元化参与路径,实现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     

牧户参与草原生态旅游经营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分析

本研究基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9个村落及生产队500份调研数据,通过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影响牧户参与草原生态旅游经营的意愿及预期收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牧户是否愿意参与草原生态旅游经营和预期收益水平是两个不同阶段的选择,主要受户主受教育程度、经济效益认知、传统经营习惯的影响;牧户是否愿意参与经营受户主受教育程度、经济效益认知、环境效益认知、与邻里亲朋经营经验的交流程度、亲朋好友是否参与草原生态旅游经营、政府激励政策的显著正向影响,受户主年龄、传统经营习惯遵循程度的显著负向影响;牧户参与经营的预期收益水平受户主受教育程度、牧户拥有牲畜数量、人均草场面积、经济效益认知、社会效益认知、传统经营习惯遵循程度、是否参与合作组织的正向显著影响。本研究提出了提升牧户参与草原生态旅游的经营意愿、促进草原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研究综述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牧业生产、牧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补奖对象与标准、落实情况及问题、实施成效等方面对政策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显示,各地积极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补奖标准的测算方法在地区间差异明显,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相对较好,牧民参与政策意愿主要受政策实施对生活水平影响、对草原保护的认知、牧业收入占比等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天然草原生态恢复,促进了牧业生产转型;多数研究认为,牧民政策转移性收入和占比均增加,也有研究认为,禁牧区牧户收入下降。最后,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分区研究禁牧区、草畜平衡区的实施情况;剥离其他因素的纯政策效应研究有待完善;牧业生产方式转型、牧业总体生产效率等牧业生产效应及牧民就业、消费行为变化等研究有待深入;补奖标准测算、草原监管机制、政策绩效考核评价等需要加强;需要开展融合乡村振兴、牧区扶贫的政策合力研究。     

我国牧户生计脆弱性研究进展及应对措施

研究牧户的生计脆弱性,不仅可以了解牧户所受到的不同生计风险,而且还能了解牧户生计资本的现状。进而从多方面提升牧户生计资本水平,抵御风险,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牧户生活水平。通过查阅关于牧户生计脆弱性研究文献,阐述了牧户生计脆弱性的概念,描述了生计风险、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从保护草原生态以及牧户自身发展2方面提出相关措施。     

草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对牧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研究述评

为探究草原生态补偿对牧民生计的影响,进而优化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改善牧民生计,本研究基于草原生态补偿对牧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研究成果与实践,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草原生态补偿影响牧民可持续生计的理论分析框架、影响过程和未来研究方向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影响牧民的生计资本、转化结构与过程、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特别是草原生态补偿的法律政策、制度架构等制度因素会对牧民的可持续生计产生广泛性和持久性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构建草原生态补偿对牧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的分析指标体系,并指出理论界应更多聚焦于关于草原生态补偿后牧民生计转型模式、生计研究范围以及牧民生计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研究。     

新疆典型牧区牧户生计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奇台县为例

随着牧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草原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新疆典型牧区发展陷入了生态退化和生计脆弱的双重困境,牧户面临多种生计风险。本研究以奇台县为例,采用参与式牧户评估方法,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分析牧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其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影响牧户生计风险的因素。结果发现:自然、健康、经济、市场和社会风险为各类牧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但不同地区、不同生计方式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牧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有所差异;生计资本对牧户生计风险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风险主要受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健康风险主要受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经济风险主要受金融资本的影响,市场风险主要受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而社会风险主要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     

草原超载过牧主体的确定——基于内蒙古两市222份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

草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牧区是主要江河的发源地和水源涵养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草原牧区牧民的生计收入来源主要靠畜牧业的发展，而畜牧业是牧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其地位亦十分重要。内蒙古自治区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部分地区牧民超载过牧严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成效。本文利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4个牧业旗的222份牧户的有效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牧户草地经营面积与超载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牧户草场经营面积与牧户超载率呈负向相关关系，牧户养殖超载率越高，说明牧户所占有草原处于超载过牧状态的比例越高，不利于草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中，草场经营面积对超载率的影响系数为-0.003 0，说明草场经营面积每减少100 hm²，超载率就增加30%。草场超载过牧的主体是中小规模牧户。     

影响新疆牧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为例

[目的]确定影响新疆牧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从微观层面探讨经济主体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奠定基础.[方法]以阿勒泰地区牧民总体目标偏好为参照,通过比较富蕴县牧民样本目标偏好的差异,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来确定对牧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影响显著的因素.[结果]牧民教育文化水平和劳均牲畜饲养规模对牧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是负影响;劳均赡养系数、牧户生产生活方式和牧户人均收入对牧民生产行为目标偏好有显著的正影响.[结论]牧民传统上对草地财富的观念、草地畜牧业存在的风险、牧民规避风险的意识以及牧区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决定了现有的目标偏好等级.因此,以人为本、转变牧区经济增长方式、改善牧民生活则变得非常迫切.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疆是我国主要牧区之一,气候干旱,草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实践表明,从根本上保护新疆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遏制草原退化,加快草原生态补偿步伐。本研究基于新疆奇台县198户牧户的实地调研数据,主要通过牧户的基本信息、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满意度调查二个层面,运用SPSS软件,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牧户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牧户的受教育程度、政策实施前草原退化程度、补奖标准的合理程度对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牲畜总头数、对草原的改善程度的预期、对生活的改善程度的预期影响因素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基于福祉视角的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通过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激励机制,对福祉损失进行补偿以激励生态保护的行为,进而增加人类福祉.通过文献分析认为生态补偿是贫困减缓的重要机制,在生态保护行为意愿和福祉损失的基础上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明确界定利益相关方和区域的生态保护责任,构建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福利均衡.关注农牧民生计,引导实现主动参与式保护,制定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规划,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人类福祉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牧民收入影响探析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其以补贴和奖励的方式鼓励牧民参与草原生态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牧民的生活水平。以内蒙古阿巴嘎旗、阿拉善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的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探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对牧民家庭收入的影响。建议未来根据价格变动调整补贴方式与金额、加强活畜收购价的监督和规范,来推动牧民收入的增加以及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牧户生计资本如何影响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基于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究牧户生计资本对其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的响应及作用机制，以牧户为基准视角，使用2020年青藏高原东缘若尔盖草原644份牧户调研数据，并通过构建“生计资本—风险感知—生计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Tobit模型、工具变量、中介效应等分析方法，从风险感知的中介视角实证检验牧户生计资本对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牧户生计资本能够有效缓解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冲击，具体表现为牧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牧户风险感知对降低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具有显著积极作用。3)牧户风险感知在生计资本对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13.82%。鉴于此，要减少牧户的畜牧业冻害生计风险，应从完善牧户生计资本结构、提高牧户风险感知水平两方面入手，增强牧户生计韧性，推动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三江源移民接受新技术的行为分析

三江源生态移民是因草地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产生影响,同时考虑到三江源地区生态战略安全而进行的人口空间转移活动。通过对玉树州曲麻莱县30家移民户的走访调查,发现移民户接受新技术的行为受到心理素质和资金状况、政府部门政策、宣传教育形式、提供技术的有用性等因素的影响。为了确保生态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顺利转变,必须提高牧民的科技素质和经营决策水平、政府的指导水平,并且为移民户选择技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主体功能区农田生态补偿的农户受偿意愿分析——以重点开发、农产品主产和生态功能区为实证

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为实证,基于Hicks需求理论,构建假想市场条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受偿额度、影响因素及异质性,可为补偿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以促进功能区为导向的差别化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及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农地发展权受规划管制的影响越明显,其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额度愈高,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平均受偿额度分别为7 821.45-9 421.05、6 936.30-8 608.05和3 017.10-3 775.65元/(hm~2·a)。受访农民的性别、教育程度及其关于农田调节气候、涵养水源、控制水土流失、提供休闲娱乐价值、文化价值、维持物种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程度,以及农户家庭的农田禀赋、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承包地流转状况等资源特征对受偿意愿普遍具有正向影响,而受访农民的年龄和月收入状况对农户受偿意愿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对农田功能认知水平越强、家庭生计对农地的经济依赖性越强,其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愈强。     

区域特色农业地理品牌农户维护意愿分析——以“静宁苹果”为例

农户作为区域特色农业地理品牌的使用者和利益主体,在使用过程中会存在"搭便车"的投机行为,产生品牌管理危机。文章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静宁苹果"为例,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维护区域地理品牌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苹果种植面积、农户对品牌的认知程度、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等多个因素对农户参与品牌维护行为意愿产生综合正向影响。最后,从提高农户对品牌的理性认知、加大对农户的技术培训力度以及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农民参与品牌维护意愿的建议。     

关于发展青海三江源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建议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是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一项最大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如何切实解决好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使生态移民能够“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关系到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果能否实现的前提条件。也是三江源区各级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针对已实施的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特点及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三江源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建议。     

牧民环境保护参与性认知比较及政策响应研究——基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右旗实地调研

以内蒙古阿拉善左右旗为调查地点,通过调查采访,研究当地牧民环境保护参与性认知特点,从草地资源使用者角度对阿拉善的草地保护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左右旗旗受访牧民40岁以下人群多数环境保护参与意识较低,51岁以上人群注重生态保护,41～50岁人群处于2组之间;文化水平对受访牧民环境保护参与意识影响较小;受访牧民对国家、地方所制定的生态政策认识不同,牧民对阿拉善生态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部分受访牧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对减缓未来草地压力有益。     

基于SEM模型的社区居民参与实证分析——以乌鲁木齐市H社区为例

以乌鲁木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进行居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路径分析,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搜集,运用AMOS 23.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与分析。结果表明,治理认知对参与意愿、参与行为,个人因素、参与意愿对参与行为都有正向的影响作用,行为态度和外部因素对参与行为有负向的影响作用。通过成立的行为路径提出增强社区管理信息化应用能力并提高居民的社区治理认知水平等建议,对改善当前H社区治理居民参与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上海地区池塘养殖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对上海青浦、嘉定、奉贤及南汇4区127户池塘养殖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并采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88.98%的池塘养殖户愿意参与生态补偿;(2)参与意愿受到受教育程度、养殖池塘面积、水产品价值量、家庭固定资产、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及所在村中亲戚数量的正向影响;受耕地面积、获得贷款机会、家中有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协会合作社的负向影响;(3)参补意愿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正相关,回归系数为2.448、0.956、3.111、2.970,发生比为11.565、2.601、22.443、19.492;受自然资本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861,发生比为0.423;由此提出进行养殖户培训、完善渔业保险与社会信用体系、转型提升传统养殖业等提高生计资本水平,提高上海水产养殖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等建议。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洱海流域上游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以洱海流域上游水源地洱源县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获得洱源县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状况、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及补偿意愿(WTA)的相关数据,并测算出农业结构调整的生态补偿额度。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洱源县农户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及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70%左右的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农户对生态补偿认知度也较高;(2)2007—2009年间,参与了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一半以上对政府的补偿表示满意,42.77%的农户持不满意态度,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补偿资金过低和补偿中出现不公平现象;(3)农户对补偿方式的偏好主要是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在四种不同的农业结构调整模式下,有71.15%的农户选择了非零受偿意愿,全县农户总受偿意愿为3.248 0×108元·a-1;(4)农户的文化水平、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3个因素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来源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显著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因此提高农户的生态补偿认知度和做好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是生态补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结果可以为洱海流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