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基流的汾河流域水资源生态修复补偿研究

通过计算汾河流域在不同保证率下的生态基流需要量并对流域上中下游分区的水量平衡进行分析,建立一个基于生态基流目标控制的汾河流域水资源生态修复补偿方式。研究显示:汾河流域的生态基流无法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极端气候发生时,需要补偿的水量巨大,并据此建议了补偿水量的来源,计算了相应的工程费用和运行费用。     

基于生态风险评价的流域生态补偿策略

定量评价流域生态风险是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障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流域水资源时空变化直接制约着流域尺度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也蕴含了生态风险的程度及状况。从引起塔里木河流域生态风险的自然条件和人为干扰状况出发,选择地表水矿化度、地下水埋深、大风和沙尘暴日数、NDVI指数、水利基础设施密度等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指标,并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塔里木河流域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定量评价表明,塔里木河干流上、中、下游的生态风险量化值分别为2.25,2.7,3-4.2,生态风险程度上游小于中游及下游。明确生态风险与生态补偿主体的关系、拓展生态补偿的思路与途径、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     

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补偿分摊研究——以渭河流域为例

流域上下游间水生态环境保护成本与收益的区域错配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流域整体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对流域上游因保护水生态环境而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如何补偿,即如何在补偿主体之间进行补偿份额的分摊直接影响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文中基于福利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的原理,依据各补偿主体所享有的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份额,确定补偿的分摊机制。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与结构熵权法,测算各补偿主体因享有上游供给的生态服务价值而应分摊的权重。以渭河流域为例,测算得到中央政府、下游地方政府、下游居民对流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分摊权重分别为32.65%、36.92%、30.43%,从而得到能使社会效用提高的各补偿主体的补偿份额。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汾河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流域作为独特的地貌单元,是地理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以流域为基本单元,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是协调上中下游之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重要经济机制。文中利用汾河流域2013年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上中下游流域和各县域2个空间尺度,计算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明确补偿的优先地区和支付地区。结果表明:1)上游段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远大于中、下游段,应当优先获得生态补偿。2)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的县域,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较高,应急需优先获得生态补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级市的市辖区和县级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较低,应率先支付生态补偿。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合作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生态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污染联防联控等生态问题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口之一。明确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责任,可以有效提高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文中量化京津冀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构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碳足迹的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测算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资源类型及补偿标准。结果表明:以2013年为例,河北省应对京津两地生态资源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相应生态补偿,补偿总量5 456.55亿元,但7类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供给量与消费量存在较大不匹配,耕地和未利用地两类生态资源是河北省向京津支付生态补偿,北京市需要支付的生态资源是森林,天津市应该支付的生态资源是草地;河北省应获得由北京市和天津市支付碳足迹的生态补偿量271.22亿元。     

草原生态四元补偿主体模型的构建与演进研究

草原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供给的不足与消费过度的矛盾,导致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草原生态补偿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补偿主体的确定.文中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范式从理论上界定了草原生态补偿主体的范畴,构建了多元化补偿主体范式-“草原生态四元补偿主体模型”,并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偿主体从单一补偿主体到二元补偿主体再到三元补偿主体,最后将发展成为四元补偿主体模型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草原生态四元补偿主体模型”的演进历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最后走向自觉补偿.     

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

生计策略由是生计活动组成,通过系列生计活动来实现。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来实现生计策略。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主要对受补偿者给钱、予物,提供实物、资金、智力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这势必影响到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随着生态补偿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生态补偿工程的广泛实施,提高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遏制了生态脆弱地区环境的进一步退化。实施生态补偿的环境保护作用显而易见,不乏论述,但对于改善农户生计水平,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效用却鲜有论及。从农户生计入手,评估农户的生计资本,量化实施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揭示农户生计策略对于实施生态补偿的响应机制,对于系统优化生态补偿设计、科学指导生态补偿实施、切实保障农户利益,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与提高发展能力"双赢"的生态补偿本质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意义。通过文中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张掖市来讲,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其区域经济优势,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水平,从而整体上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水平;研究区主要存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和以非农经营为主的生计策略,前者更倾向于选择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两种生态补偿方式,而后者则倾向于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两种补偿方式;并且采取以农业生产为主生计策略的农户,偏好多种生态补偿方式组合的补偿机制。     

关于西藏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博弈分析

由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使得我国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益由不同的地区承担和享受,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区际间利益冲突,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当区域收入不均衡的时候,提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纳什均衡结果也不相同,高收入者(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会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责任,而低收入者(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则会坐享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效益,因此在西藏主体功能区建设中应当建立跨地区生态补偿的机制,由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补偿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成本,运用多种生态补偿的方法,解决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困境。     

黑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对生态的影响

黑河全长800公里,流域面积16万平方公里,是河西走廊三大水系之一。近20年来大量开垦,引起中下游水域面积减少,沙漠化发展。     

选择实验法视角的生态补偿意愿差异研究——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评估不同群体间及同一群体内流域生态补偿的偏好差异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可行性,确保政策实施效果.文中基于选择实验法对石羊河流域的900户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城镇居民428户,农村居民472户.利用混合Logit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模拟,实证分析了不同群体间及同一群体内生态补偿意愿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居民对自然景观比例、森林覆盖率和草地覆盖率具有较高的生态补偿意愿;2)对所有生态环境属性而言,城镇居民的支付意愿都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支付意愿最高的属性是森林覆盖率;农村居民支付意愿最高的属性是自然景观比例;3)石羊河流域城镇居民对最佳改善方案的补偿剩余为769.42元/户,农村居民的补偿剩余为504.72元/户.     

基于FLUS模型的汾河流域生态空间多情景模拟预测

选取汾河流域为研究区,基于2015年、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并采用EES模型筛选了对应基准年的20项驱动因子数据,利用FLUS模型,在验证模型精度有效性的基础上,模拟预测了2024年、2030年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以及三生空间协调4种情景下汾河流域生态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1)2018—2030年汾河流域生态空间呈现两类演变趋势,在生态空间优先、三生空间协调情景下呈现线性增长,分别增长5.92%、5.13%;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呈现线性下降,分别下降9.40%、2.20%;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用地结构比例维持4:1:5。(2)时空格局上,生态空间位于流域边缘山区,生产、生活空间位于核心盆地,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整体呈现依次嵌套的格局特征;生态空间核心区变化幅度较小,边缘区变化显著。(3)2024年、2030年三生空间协调情景、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生态空间的演变趋势近似,受流域自然-社会发展趋势及国家政策影响,未来可利用后备土地资源有限,流域生态空间变化较小但也存在胁迫隐患。基于此,本文建议严格遵循"三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线)基本原则,合理规划三生空间后备土地资源,对生态空间边缘区(生态敏感区)积极治理保育,核心区限制开发,促进流域科学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宁夏区域生态补偿研究

采用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次土地调查和《宁夏统计年鉴2011》中的数据,运用相关公式,计算宁夏不同主体功能区和各县市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结果表明: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泾源、彭阳、隆德、红寺堡等县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明显高于银川市辖区、石嘴山市辖区等重点开发区,后者应对前者进行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对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优化研究

文中根据环境库兹尼茨曲线(EKC)的思想,试图分析我国草原生态环境与草原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上提出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GEKC)的概念,并以内蒙古为例,模拟草原生态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形状。模拟结果显示:近年来,草原地区经济增长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呈线性正相关关系。文中根据草原生态补偿对GEKC影响机理的理论分析,提出草原生态补偿是优化GEKC的有效途径,从横向上分析,有效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可以缩短达到GEKC顶点的时间,即缩短草原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时间;从纵向上分析,草原生态补偿可以降低草原EKC顶点的高度,即可以降低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     

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实证研究

通过分析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确定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草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根据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草原生态退化程度确定内蒙古草原生态补偿应处于第三个阶段,即＂补偿标准=直接成本＋全部机会成本＂,并以内蒙古禁牧为例,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     

城镇居民公益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省932个调查样本,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城镇居民公益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72.32％的城镇居民愿意为公益林建设付费.性别、文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生态环境关注度和对公益林重要性的认识等因素对居民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住宅与森林的距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量、户外活动时间等因素影响不明显.     

生态补偿政策、收入影响与牧户生活质量——来自青海省河南蒙古自治县的实证证据

“十四五”期间国家实施第三轮生态补偿政策,应在巩固草原保护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改善牧户生活。利用青海省河南蒙古自治县调研数据测算和评价牧户生活质量,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影响的异质性,检验收入影响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样本牧户生活质量综合值在五分制量表下均值为3.48,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主观评分高于客观,且主客观得分内部均表现出较大离差。2)标准合理性、监管执行力度均显著正向影响牧户生活质量,标准合理性的作用效果更大。3)标准合理性对生活质量水平偏低的牧户影响显著,反映出政策的扶贫效果;监管执行力度对生活质量中等的牧户影响显著,提高了其积极寻求改善生活质量方式的可能。4)收入影响在监管执行力度对牧户生活质量的影响路径中存在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20.6%。因此提出对生活质量偏低的牧户适当提高现有补偿标准、定期开展检查工作,把关养殖规模的同时注重提升品质、加强对牧户的技能培训和知识教育等建议。     

石羊河流域景观类型与影响因子的空间关系

以Landsat/TM为数据源,在ArcGIS支持下解译出研究区各景观类型,采用主成分变换法(PCA)和回归分析方法,结合景观类型图和数字高程模型(DEM),参考相关地理基础图件,对石羊河流域海拔和植被覆盖进行分级分类。在此基础上运用叠置分析法研究了不同海拔高度和不同植被覆盖下景观类型的变化情况,同时分析了各景观类型与海拔和植被覆盖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各景观类型的利用向非均匀化方向发展,区域内各景观类型间的比例差异在进一步增加。研究区各景观类型大体依海拔呈垂直性分布,各自然要素组成垂直分异性特征亦较为明显。低海拔地区,景观类型分布较为单一,且与海拔和NDVI关系密切,相关性较高。高海拔地区各景观交错分布,界线不一,且分布呈现不均衡特征,且与海拔、NDVI的分布关系复杂,拟合效果不理想。     

泾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研究

应用能值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黄土高原泾河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投入量太阳能值为3.36×1019sej,产出量太阳能值为3.07×1020sej,初级生产力为5.04×1019sej,不可再生能值为6.35×1019sej。该区处在以传统农业为主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阶段。系统能值投入水平和转化效率低,环境负荷不断增大,产品经济成本增加,能值持续性指数下降等。应采取措施增加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产出能力,减少农业生态环境的压力。     

基于3S的石羊河流域生态功能区划研究

生态功能区划是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科学管理及持续利用的基础,可为生态恢复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在综合分析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定生态功能区划原则、依据、方法及命名,探讨利用3S技术进行生态功能区划的方法,分析各功能区的主要特征。对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