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前后自驾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为获取新冠疫情对春节黄金周自驾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影响,采用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融合公路交通流大数据和游记数据,对比分析2018年和2021年春节黄金周云南省自驾旅游流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21年春节黄金周云南省自驾旅游流呈现“两心一轴两翼”的“蜻蜓式”空间集聚特征,在2018年昆明核心区基础上新增了曲靖次核心区,空间结构中心产生明显差异,自驾游客受疫情影响具有主动回避高流量聚集区的倾向。2) 2021年春节黄金周与2018年相比,省外入滇旅游流空间结构无明显变化,但省界节点中介中心性程度明显减弱,文山交界处和丽江交界处自驾游流量分别下降了72.54%和87.26%。新冠疫情阻碍了广西和四川的入滇自驾游发展。3)新冠疫情期间,游客相较于疫情前去往热点城市的意愿降低,整体呈现避免人群聚集、注重健康安全的行为偏好特征。新冠疫情下,远距离自驾倾向转变为以昆明为中心的邻近城市间近距离自驾游。     

停留时间加权的新疆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

以往的旅游流研究仅聚焦于以流“量”为表征的网络关系,鲜有从旅游停留时间视角考察旅游流“质”的异质性。文中以游客停留时间作为流量的权重,构建“质”、“流”兼顾的旅游流网络结构,通过网络文本分析获取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停留时间加权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对比与传统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差异,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相对于传统旅游流网络,停留时间加权的旅游流网络密度和规模增大,网络社群数量有所减少,但其内部联系更加紧密。2)在停留时间加权的旅游流网络中,乌鲁木齐市、伊犁州等区域的旅游核心地位有所弱化,而喀什地区、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区域的地位显著提高。3)停留时间加权的旅游流网络在新疆旅游流形成机理方面更具解释力。文中研究为旅游流研究提供质和量相结合的新思路,克服传统旅游流网络中片面强调流量而忽视流质的局限性,以揭示目的地网络节点之间的实际互动关系。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新冠疫情对武汉旅游时空格局的影响

网络关注度是公众现实关注和潜在需求的映射,对实际客流具有前兆效应,为多时空尺度的危机影响评估提供了新的手段。文中以88个关键词的网络关注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客源吸引半径、空间自相关、旅游本底趋势线模型等,从多时空尺度探究新冠疫情影响下武汉及其客源市场旅游时空格局的变化。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疫情影响下武汉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受损程度一般;各景区网络关注度的受损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自然游憩类景区受损程度较小,文化场所、游乐园及远郊区景区受损程度相对较大。2)市内景区冷热点空间格局由“一核多中心”演变为“两中心”,自然旅游片区热度攀升,呈现出较好的恢复态势。3)武汉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具有短期波动性和长期稳定性,在疫情暴发初期,空间影响范围扩大,冷点区增加,但随着疫情的有效控制,与疫情前的空间格局差异缩小。4)客源地空间距离与影响强度呈U型非线性关系,邻近客源地和远距离客源地遭受冲击较大。     

新冠疫情冲击下平遥古城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6年1月1日-2022年2月28日百度指数，研究新冠疫情冲击下平遥古城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平遥古城网络关注度年际变化在震荡波动中呈下降趋势。“疫情前”平遥古城的月度网络关注度明显高于“疫情后”对应值。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发现，新冠疫情对平遥古城网络关注度的冲击效应显著为负。进一步通过时间序列协整模型分析发现，新冠疫情网络关注度是平遥古城网络关注度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潜在游客对平遥古城的网络关注度；同时，新冠疫情网络关注度的增加也能有效解释平遥古城网络关注度的下降。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游客旅游行为意向研究

当前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主要策略已确定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防控。疫情中,旅游业及相关行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亟待重振市场信心,稳步恢复。文中通过广泛的网络问卷调查和SPSS23.0初步统计分析,基本把握了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中国游客旅游行为意向。研究结果表明:1)游客对常态化防控下旅游公共卫生安全具有清晰理性的认知,近期旅游计划暂时受到抑制但旅游意愿仍然强烈。2)近程及以行政区为活动单元的生活型旅游意向增强。3)旅游生活中个人卫生防护意识也明显增强。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游客的旅游意向,指导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积极回应,推动国内旅游业尽快恢复活力。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旅游经济网络演化及驱动因素

以最新验收的168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所在的133个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平台，运用量化模型探究旅游经济联系网络的空间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示范区创建后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强度明显增强，旅游经济协同格局初步形成，呈现单一“极核”向“多中心、多群落”的演变态势。2)区域旅游经济联系突破空间邻近性限制，受旅游产业基础、目的地供给、客源市场和旅游通道四维要素驱动，各因素呈现区域异质性特征。3)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可达性促进其资源生产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增进其旅游经济核心竞争力，旅游接待服务水平构成其服务支撑力，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政策形成其社会经济支持力。     

“气象灾害+新冠疫情”下黄土高原农户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研究

气象灾害和新冠疫情给黄土高原农户生计带来了重大风险，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因素成为农户战胜灾害、抵御疫情、提升恢复力的关键。构建“气象灾害+新冠疫情”下的农户生计恢复力框架，基于黄土高原陕甘晋地区497个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生计的主要风险，应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户风险认知和适应性行为影响生计恢复力的机制。结果表明：1)气象灾害和新冠疫情导致的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健康风险对农户生计恢复力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往期的外部风险对农户风险认知有正向影响。2)在“气象灾害+新冠疫情”下，农户风险认知正向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及其恢复力，农户适应性行为正向影响生计恢复力；适应性行为在农户风险认知影响生计恢复力的过程中有中介效应。     

中国农村居民省际旅游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与演化趋势

以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省际农村居民旅游数据构建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流网络,分析网络结构特征及其趋势.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流的空间对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旅游流较小,可划分为全国核心区、区域核心区、一般地区和边缘地区,已形成了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和川渝地区四大旅游流集散地带.中心旅游地集聚扩散的垄断地位在弱化,次中心旅游地在崛起,出现区域性集聚单元.旅游流网络联系和密度的增加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再调整而非路径依赖.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是主要影响因素,将使未来中国农民旅游流发生较大变化.     

网络信息与入境旅游流的V-R耦合关系分析——以澳大利亚入境旅游流为例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网络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由此也引发了学者对于网络信息与旅游客流之间作用关系探讨。文中以网络信息流与现实旅游流的耦合关系为切入点,遴选澳大利亚网民关注度高的10个旅游网站,运用文本挖掘和质性分析方法,测度旅游网站对我国城市的网络推荐。利用统计数据统计分析,探讨旅华澳大利亚游客入境旅游流强度,从虚拟信息流和现实旅游流双重维度下,探讨两者的耦合关系。研究发现:旅华澳大利亚游客旅游流强度和网络推荐度耦合关系表现出四种形态:高耦合型、中耦合型、低耦合型和极不协调型。两者的耦合关系整体上符合"高网络推荐度引起高旅游流强度,低网络推荐度引起低旅游流强度"的一般认识,但极不协调型耦合区域的存在说明两者的耦合关系并非直接简单的对应关系。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云南省自助游空间结构研究

自助游空间结构是自助旅游流空间位移的表现形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云南省16个地级城市为节点,通过搜索整理网络游记的方式构建云南省自助游空间网络,揭示了云南省自助游的空间结构特征:云南省自助游网络的整体密度为0.217,旅游流的整体互动不明显,旅游流空间结构呈现"局部联系密切,整体联系疏松,发展不平衡"的特征;网络核心-边缘空间结构表现出局部区域旅游影响力较弱,仅限于旅游资源相对较密集的局部区域,其内部联系较紧密,反映了游客自助游"喜集聚,厌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旅游网络节点具有4个明显的空间节点等级:自助游核心节点、自助游重要节点、一般旅游目的地节点以及边缘旅游节点。     

铁路和航空客运视角下“一带一路”城市网络研究

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颁布,“一带一路”战略正式实施.从12306网和携程网以及航空公司官方网获得我国“一带一路”城市间的铁路客运车次和航空客运班次数据,采用SNA和GIS分析对“一带一路”城市的网络联系、网络层级、中心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铁路客运网络中武汉居于中心地位,广深线、武广线、沪杭线、沈长线在“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的轴带作用;2)上海、广深、成都为“一带一路”城市航空客运网络的三大中心;3)两类网络存在较大差异,但广州和上海在两类客运网络中的联系总量都很大,中心性都很高.     

入境外国旅游流网络分布、性质和结构特征研究

拓展入境旅游外国市场是我国入境旅游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应用地图法研究了入境外国旅游流网络空间分布特征,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复杂网络理论研究了该网络的性质和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入境外国旅游流在中国的空间分布范围大且不均衡,形成了两个"金三角",四个"银三角"和两个集中分布区。2)入境外国旅游流网络是无标度网络,网络中核心节点少,边缘节点多,核心节点的稳定和发展对全国入境旅游业的稳定和发展起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3)网络中的节点可分为口岸、枢纽、中转、复合型等四种类型,分别发挥着旅游流出入境口岸、集聚和扩散、中转、多种功能复合等作用。4)入境外国旅游流在少数核心城市间转移和扩散,能大规模吸引和组织入境外国旅游流的目的地数量较少。     

北京入境旅游流地理分布与网络特征研究

北京是我国三大入境旅游口岸之一,研究北京入境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和流动规律对于拓展全国和其他省市的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应用地图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北京入境旅游流的空间分布和流动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北京入境旅游流分布范围较广,但呈现出东南密,西北疏的总体趋势。高等级入境旅游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泛珠三角、大西安和成渝地区,形成了以北京、西安、桂林、上海、成都等主要热点城市为中心聚集和扩散的空间格局。2)旅游流在目的地城市间的有向流动符合"二八定律",即80%的有向流动发生在近20%的城市对之间。3)北京入境旅游流网络是典型的核心边缘网络,网络密度低,中心化趋势明显。该网络存在明显的等级结构,网络中节点的等级越高,节点数量越少。北京、上海和西安属于复合型节点;桂林和成都属于枢纽节点和中转节点;香港、广州和杭州等属于重要节点。     

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与城市经济发展

基于外部性视角,探究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推动区域高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20年百度指数、人口迁徙、列车通行、经济联系等数据构建城市综合网络,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网络联系呈明显的“小世界”特征,主要联系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特征,自东向西呈“热点-过渡-冷点”阶梯状结构。2)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均能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集聚外部性(专业化)具有正向影响效应,网络外部性存在“集聚阴影”效应。3)集聚外部性、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集聚外部性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明显,网络外部性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新世纪西安旅游形象的定位与推广

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是建立独特、鲜明、有招徕性的旅游形象 ,信息社会的时代特点对城市旅游形象的策划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从此视角出发 ,综合西安的旅游市场现状、旅游资源禀赋和地理背景特征 ,提出了新世纪西安旅游形象的定位“帝王之都 :就是西安 !”。强调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一系列的传播与推广活动去塑造西安的旅游形象 ,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甘肃省城市旅游场强的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选取2005年和2010年影响甘肃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发展的9个指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测算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旅游经济综合规模,在GIS软件的支持下计算各城市的旅游场强,运用空间变差函数、ESDA和小波分析方法综合评价城市旅游场强的变化,揭示了区域旅游场强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演化规律.结果表明:甘肃省各地级市州的旅游场强呈现明显的区段性特征,形成了“斗笠”型空间分布格局,在5年时间中格局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极化效应更加突出,接着本文分析了造成这种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为缩小地区之间旅游经济差距、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包头市旅游资源及其空间结构评价

包头 ,内蒙最大的城市 ,中国“草原钢城”,世界“稀土之都”。本文基于综合评价的方法 ,采用 8项指标进行了旅游资源的单体评价和总体评价 ,结果表明 :包头市的草、山、水等自然旅游资源不仅类型多样 ,而且品位高 ,极具开发价值 ;都市文化、历史遗存、民俗风情等人文旅游资源亦独具魅力。另外 ,还采用各区资源类型的多度、数量、规模等指标评价了空间结构 ,发现旅游资源区域差异明显 ,各具特色 ,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 8个旅游资源组合区     

基于幼儿通学流的沈阳市居住-就学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通学流透视城市空间结构是一个新视角.采用2018年沈阳市手机信令通学OD数据,运用社区发现算法测度沈阳市居住-就学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表明:1)沈阳市居住-就学网络在城市核心区边缘联系强度最高,核心区次之,外围区最低,在空间上呈现紧密的小范围通学特征.2)居住-就学网络节点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基于流出量与流入量的...     

桂林市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研究

以传统型旅游城市桂林为研究对象，利用重心模型、空间错位指数、贡献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等研究方法，对2016-2020年桂林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之间的错位问题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桂林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在时序发展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但二者一直处于错位状态，并且疫情又加重了其错位程度。2)在空间分布上，正向错位区主要稳定分布在部分中心城区、阳朔、龙胜等区域，中部及边缘地区为反向错位聚集区，部分区域还出现了正反错位类型的根本性转变，整体呈现出“严重错位程度为主，正反错位类型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3)桂林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主要是由部分区县二者间的不协调发展所致，其中，叠彩区、临桂区和阳朔县属于桂林旅游空间错位的关键错位区。4)桂林旅游空间错位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交通条件、政策环境、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要素是桂林旅游空间错位的主要障碍因子，不同区域、不同错位类型区的关键障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各因素在不同区域间的障碍度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多情景下中国省域旅游业碳达峰的时空特征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旅游业碳达峰的实现对实现旅游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中以省域为尺度，通过“自上而下”法测算各省2000-2019年旅游业碳排放，利用STIRPAT模型，结合不同情景模拟各省2020-2060年旅游业碳排放及其时空演变。结果表明：1)近20年，中国人均旅游碳排放逐渐降低，低人均旅游碳排放和高人均旅游碳排放的省份分别分布在东、中部地区和北部沿边地区、西南地区。2)在“双碳目标”下，未来40年，不同情景中各省人均旅游碳排放各异，且随着时间序列不断降低，低碳情景会促进碳达峰时间的提前。低碳情景中有18个省可在2030年前实现旅游业碳达峰，中等情景中有4个省可以实现，基准情景中则无。东部地区实现碳达峰普遍较早，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晚，东北地区最晚。新冠疫情将导致各省旅游业碳达峰提前实现，并降低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约束程度。3)旅游碳排放强度是影响未来40年各省旅游业碳排放最重要的因素，且各省旅游碳排放强度影响力各异。据此提出政策启示，为各省旅游业碳达峰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有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