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帕累托改进的农田生态补偿农户受偿意愿——以湖北省武汉市、荆门市和黄冈市典型地区为例

以"保护者受益"原则为基础,从维护和改善农田生态环境角度出发,通过建立不确定状态下政府对农田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函数和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函数,得到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取值区间;再以湖北省为例证,利用条件价值法估算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分析了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制定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湖北省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应不低于5 541.15~6 778.20元/hm2,低于这一标准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不足以对农户形成有效的补偿激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损失;(2)受访者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农田生态环境改善的心理期望对于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受访者年龄、家庭劳动力比例和家庭承包地流转情况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受偿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户休耕意愿与不同模式的补偿标准——以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为例

农户是耕地利用主体,研究其视角下的休耕意愿和不同模式的受偿标准,对政策推行有实际意义。以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为例,调研走访农户分别得到81份和148份有效问卷,通过统计分析、机会成本法和受偿意愿法等,研究了农户休耕意愿和不同模式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超过50%受访农户休耕意愿依补偿而定,两区域调整种植结构模式的接受度均高于减少灌溉次数模式。考虑到粮食安全,黑龙港地区调整为种植春玉米,水资源补给性较好的太行山北麓平原实行减少灌溉次数方式;（2）不同模式下两区域农户受偿意愿值均高于机会成本值。建议种植春玉米时补偿标准为7 500元/hm²,减灌时太行山北麓平原、黑龙港地区补偿标准分别为灌溉1次下2 504.7元/hm²,2 126.4元/hm²,灌溉2次下1 252.35元/hm²,1 063.2元/hm²。本研究从农户视角对休耕政策进行了反馈,提出不同模式下的补偿标准,为休耕政策的具体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     

基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的会仙岩溶湿地生态补偿研究

借鉴条件调查法（CVM）中有关受偿意愿（WTA）和支付意愿（WTP）的基本原理及调查方法,调查了解会仙湿地周边居民的生态受偿意愿和桂林市市区居民对会仙湿地的生态支付意愿。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替代花费法、条件价值法等方法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1） 会仙岩溶湿地生态服务价值为512 484 929.2元/年,平均39 180元/（hm²·a）;（2） 适宜的生态补偿值为16 144.5元/（hm²·a）。（3） 适宜的生态补偿的方式应该为现金补偿、政策补偿和智力和技术补偿。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的补偿机制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

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开展农户对于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补偿意愿实证研究。研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在假设政府提供补偿的前提下进行农户问卷调查,获得农户对于采用不同农业清洁技术的受偿意愿数据,从而为制定相应的补偿政策提供依据。首先,分析了农户对于使用配方肥、秸秆还田及修建化粪池等3类清洁技术的采纳意愿;其次,明确了农户愿意接受的现金和实物2种补偿方式;第三,简单估算了农户采纳3类清洁技术希望获得的补偿标准;最后,调查了农户对于政府可能采取的推进清洁技术发展的配套政策的偏好程度。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初探

本文将我国四大主体功能区分为开发型区域与保护型区域两大类,在分析生态补偿的生态环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三大经典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考虑开发型区域的支付意愿与支付能力,保护型区域贡献的生态效益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开发型区域的效用影响范围,提出结合生态足迹法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引力模型构建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通过"补偿标准估算—补偿基金设立—分配方案确定—补偿实施"4个步骤,由开发型区域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向保护型区域支付生态补偿金,形成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最后从资金筹集多源化、形式多样化、参与对象多元化等方面提出生态补偿实施的政策建议。通过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模型的实施可激励生态保护行为,减少破坏行为,为区域均衡与差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武汉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估算

以武汉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采用意愿调查法,测算以农户最低受偿意愿为出发点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对182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表明,(1)武汉市农民普遍认识到了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74.45%的受访农户有正的受偿意愿。(2)在对农药、化肥进行不同程度限制施用下,农户的受偿率随着农药、化肥限制程度的增强而降低,受访农户的受偿率在69.66%～85.25%。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的最低受偿意愿随着农药、化肥限制程度的增强而提高,8种不同方式下农户的受偿意愿在3 866.55～7 624.43元/hm2,并且同等限制程度下,农户对农药的受偿意愿高于对化肥的受偿意愿。(3)农户的受偿意愿的高低与其性别、年龄、从事农业年限和是否兼业相关。     

生态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稻作梯田为例

设计和制定针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农田环境治理与保护。但补偿政策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农户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响应情况和实施力度。为研究不同的生态补偿标准对优化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哈尼稻作梯田为例,将农户分为高、低海拔两个小组,建立农户多目标生产决策模型,通过设定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预测,分析了不同补偿标准对农户种植决策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热情,农户倾向选择更为复杂但收益更高的种植结构。随着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的种植决策对标准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同时高海拔组对标准的敏感性高于低海拔组,其种植结构变化的幅度也明显高于低海拔组,其化肥农药投入强度的削减幅度大于低海拔组。当生态补偿标准达到3 000元·hm~(–2)时,水稻、玉米、套种大豆、套种玉米的面积比分别为60%、4%、18%、18%,化肥农药分别减少37%、49%、37%、44%。生态补偿标准通过改变农户的种植决策和化学品投入,最终对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高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农户总收益先降后升,当补偿标准为1650元·hm~(–2)时,收益到达拐点;当生态补偿标准超过1 650元·hm~(–2)时,不仅能达到农户减施化肥农药的效果,也能保障农户的收益。但低海拔组,随补偿标准的提高,水稻、单作玉米、玉米套种大豆的总收益持续下降,农药化肥减施对总收益的影响较大,农户对生态补偿的响应也较低。总之,生态补偿对农户生产行为有明显影响,且此影响与生产环境相关。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及支付水平评估——以甘肃省永登县为例

[目的]揭示甘肃省永登县农户对农业生态补偿的意愿及支付水平,为政府未来进行相关农业生态建设提供依据。[方法]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永登县的农业生态补偿农户意愿和支付水平进行分析。[结果](1)永登县农户生态认知和补偿意愿较好。(2)农户愿意进行补偿的人数达到调查总人数的87.76%,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均值达到人均52.11元/a。(3)影响农户进行农业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受教育程度人均年纯收入生态环境的重要程度对自己的影响程度外出打工天数环境关注度是否治理年龄地理区位。[结论]永登县农户的农业生态补偿意愿强烈,支付水平符合实际情况,受个人认知和人均收入影响明显。     

甘肃典型退耕还林区农户认知和意愿评价

以典型退耕还林区会宁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研究了生态修复政策对甘肃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生态项目实施引起的农户态度的变化和对当地居民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广大农户对该工程广泛认同,接受退耕还林补偿政策,有82.04%的农户认为国家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是值得的,有86.83%的农户认为该项目的实施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86.20%的农户认为植被的保存率不好,所以多数受访农户(83.95%)希望政府实施林权责任制,同时有83.23%的受访农户希望政府协助开发林草市场。由此可见,尽管政府增加了退耕地的补助年限,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退耕还林还草项目恢复的植被面临再次复垦的风险,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更加综合的环境政策得到部分解决,而不是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粮食和现金补助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做到从退耕还林这一政策出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最终形成优势产业。     

饮用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饮用水水源地是对饮用水资源安全负有重要责任的区域,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内涵,并确定了水源地补偿主体、补偿客体和对象。通过对饮用水生态效益和生态损失的分析,确定水源地的收益和成本。结合水源地生态保护的相关属性特点,以水量修正系数、水质修正系数作为约束,建立水源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以水源地的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补偿模式及以资金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实物补偿等6种补偿方式构建了饮用水水源地的生态补偿机制。     

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生态补偿量模型研究

在跨流域生态共建共享补偿机制中,生态补偿量的计算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是确定补偿水源区多少的关键,补偿标准确定方法的合理性直接关系着机制的顺利实施.选择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补偿量计算模型.从水源区保护水源所付出的成本、受水区经济可承受能力、水源区的水资源价值和环境容量排污权的损失价值4种途径计算陕西水源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量.通过4种途径计算结果比较分析,认为基于水源区保护水源所付出成本的水源区生态服务补偿支付较为可行.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偿量生态环境建设期为99.56亿元/年,生态环境管护期为90.86亿元/年,同时,根据受水区所需水质标准对所推荐的补偿标准进行修正,为建立跨流域调水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平原河网地区农村面源污染重点源和区的识别筛选——以上海青浦区为例

以地处平原河网地区的上海市青浦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清单分析方法和等标污染负荷法,以乡镇为单元研究了种植业、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农村生活污水等农村面源污染来源,以及化学需氧量（COD）、总氮（TN）、总磷（TP）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及其贡献率,并以青浦区水环境功能区划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为基准,评价及识别筛选了该区域农村面源污染主要来源及其重点区域。研究结果表明,青浦区农业面源污染COD、TN、TP实物排放量分别为2.68×103、0.85×103、0.11×103t·a-1,主要污染源为种植业,其等标污染负荷比达到53.07%,主要污染物为TN,其等标污染负荷比达到59.92%。通过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强度分析,确定青浦区农业面源污染程度较重的乡镇主要为练塘镇、白鹤镇和金泽镇,建议在青东地区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为重点、在青西地区以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治为重点,针对性地开展农村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工作。     

基于水质-水量的淮河流域生态补偿框架研究

淮河流域呈现水质型和水量型缺水状况。针对该流域现行生态补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概念界定不清,区域局限性及补偿方式单一性的问题,在分析淮河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水质-水量的生态补偿框架,并从核算标准、组织方式和补偿形式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分析结果表明,与淮河流域现行的生态补偿方式相比,该框架能够全面反映跨省、跨地区的水质和水量差异,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更强、覆盖面更广。     

基于RUSLE模型的土壤侵蚀量估算——以辽宁省阜新市为例

[目的]准确掌握辽宁省阜新市的土壤侵蚀状况,为政府制定土地和经济方面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修正的土壤流失方程(RUSLE),运用RS和GIS等技术和方法,对阜新市的土壤侵蚀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阜新市年均土壤侵蚀量为1.99×107 t,土壤侵蚀模数为19.18t/(hm2·a)。土壤侵蚀强度在中度以下的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7.01%,对研究区土壤侵蚀量的贡献率为12.57%,而中度以上侵蚀区域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2.99%,对研究区土壤侵蚀量的贡献率高达87.43%。[结论]5°~25°为研究区主要侵蚀坡度段,裸土地、湖泊和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区主要侵蚀地带,应将其列为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对象。     

巴中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对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索,可实现乡村聚落布局优化、统筹区域发展,对改善山区居民生活水平具有显著作用。以巴中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核密度估算、平均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了巴中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与规律,并探究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落所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巴中市乡村聚落主要分布于西南区域,数量依次向外梯状递减,呈西南—东北向椭圆分布特征,中心位于巴州区东北部; 聚落总体为均匀分布类型,各县区自上而下分别呈现集聚—随机—均匀的链状分布形式,区域分布显著。巴中市乡村聚落随高程和坡度变化具有明显正态分布规律,聚落多分布于海拔1 000 m以下、坡度小于15°的低山丘陵与平坝盆地。距河流6 000 m内覆盖83%的乡村聚落,河流距离与聚落数量呈负相关。受人文因素影响,聚落主要位于道路通达性高、交通便捷的区域,人口经济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社会聚集性呈正相关。     

沙埋对红砂幼苗出土和生长的影响

东圳水库是莆田市的重要水源,其水质好坏对莆田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库区人为活动剧烈,库区生态系统呈退化趋势.通过野外调查和对东圳水库水质监测分析,结果表明,东圳水库水质监测主要指标均呈逐年上升的总趋势,水库水质逐渐恶化,呈"水质型缺水"现象;库区水源地大规模山地开发造成水土流失及农业非点源污染严重.人为活动剧烈及库区底泥等是影响水库水质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发展生态果园,改善生态环境,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监测体系建设,加强非点源污染管理及控制的研究等综合整治措施.     

关于深圳市城市水土流失问题的探讨

深圳市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由于管理滞后,开发单位盲目野蛮开发,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据统计,深圳市水土流失总面积为184.99km~2,其中人为开发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占总流失面积的93.43%.在分析深圳市水土流失现状、成因及危害程度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村与城市水土流失的异同点,认为城市水土保持较农村水土保持的内涵更为广泛,城市水土保持主要体现为以城市建设服务为中心目标的水土资源保护.     

黄土山丘区农村居民点类型划分与优化策略

科学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和制定优化策略,对于区域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意义。以山西省长河流域为例,以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长河流域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对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进行了综合评价,划分了农村居民点等级类型,并确定了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策略。研究表明:长河流域农村居民点布局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环境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的影响,具体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城镇辐射度和工业区与居民区的临近度等12个影响因子;基于农户问卷调查和专家咨询的长河流域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煤炭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协调利用为背景,能较全面且针对性地反映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综合影响力特点;通过农村居民点类型划分和优化策略,实现了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居民点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保了布局优化后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结构和层次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为黄土山丘区农村居民点类型划分与优化策略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与方法,为北方压煤山丘区村庄综合整治与时空管控提供依据。     

水土保持的水环境效应研究

 非点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很多湖库型水源地的主要污染源,给人们的生活和健康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危害。水土保持措施是防治非点源污染,保护水源水质,保障饮水安全的重要手段。笔者界定了水土保持水环境效应的概念;将非点源污染的类型划分为农业型、水土流失型、农村生活型、城市径流型和降水降尘型;首次系统地揭示水土保持的水环境效应机制;定量分析小流域综合治理与区域综合治理水土保持的水环境效应。     

水土保持在密云县生态县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作为首都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基地，密云县长期以来把水源保护作为一项根本任务，不断丰富和完善水源区的发展战略。创建国家级生态县，是密云县新时期深化实施首都水源区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水土保持以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目标，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在生态县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1）改善生态环境，涵养水源，防治污染，调节气候，减少灾害，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2）引导和培育生态产业，加快生态农业，带动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是生态经济体系建设的保障；（3）促进乡风文明，推动民主管理，改善人居环境，推动生态文化体系的构建。由此可见，水土保持是密云县生态县建设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