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性管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资本充足性管制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影响,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联立方程模型.根据这个模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从2002~2005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不管是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银行,还是资本充足情况不好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性管制的压力下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性管制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不过,这个效应正在减弱.     

离散过程神经网络和CGA相融合的边缘检测

采用部分调整模型和傅里叶单位根检验对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最优资本水平进行研究，并估计出存在最优资本水平银行的最优资本比率值和资本调整速度。研究发现，大部分上市银行均存在最优资本水平，但不同类型和资产规模的银行在最优资本比率的目标变量选择方面有所差异。平均而言，大型商业银行最优资本水平较高，股份制银行最优资本水平较低。资本调整速度在银行间差异很大，自有资金比率调整速度最快，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调整速度较慢。     

基于ZSCORE指数的中国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分析

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银行业竞争的加大,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即将推出的可能性,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保障其破产风险尤为重要。为分析我国商业银行破产风险与绩效及资本结构的关系,为破产风险管理提供建议,以我国2000年到2012年21家商业银行为样本面板数据,引入ZSCORE指数衡量商业银行破产风险的大小,ZSCORE值越大,破产风险越小。然后建立破产风险-资本结构绩效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模型剔除了效率比率,仅核心资本充足率,资产收益率和资产结构比率与银行破产风险显著相关,且均正相关。即保持银行经营绩效,负债比率不变时,不能通过优化资本结构而提高银行稳定性水平;或是资本结构及负债比率不变时,银行的高收益暗示着高风险。     

具有分红、流动储备金和利率的风险模型的绝对破产

全球金融监管倡导激励相容，强调金融机构自身目标与监管者目标协调一致。在分析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新规激励相容特征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三性”目标与监管机构目标的激励相容程度进行测算，运用GMM方法对资本监管目标与商业银行目标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资本监管目标与商业银行盈利性目标并不冲突，而且银行自身持有资本的意愿能够降低风险行为,但是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当前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整体上具有激励相容特性，但在流动性和风险性方面激励程度有待加强。     

不良贷款率对银行业影响的统计关系检验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良贷款率对资本利润率、净利差、资本充足率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存贷比、流动性比率对不良贷款率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拨备覆盖率与不良贷款率在不同滞后期格兰杰因果关系不同。当不良贷款率上升时,商业银行不应通过承担更高的风险选择高贷款利率的贷款项目以实现其经营绩效;在系统性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实施逆周期调整,可适当有选择性地提高容忍度,允许部分商业银行或业务条线调整对资本的计提标准,降低其顺周期性;商业银行应注重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之间的平衡,理性对待不良贷款率上升。     

制度变迁、多元化行为与经营绩效——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研究

按照“制度-行为-绩效”范式构建商业银行多元化分析框架,采用中国上市银行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就制度变迁、多元化行为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制度变迁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行为,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商业银行向多元化发展转型;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利率市场化与多元化的交互作用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制度变迁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多元化行为,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对此,金融监管部门在推动宏观金融调控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变的过程中,应注重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推进,对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允许商业银行适度开展多元化经营,而商业银行也应根据资本水平和业务实际,审慎选择多元化发展路径。     

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的均衡分析

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是一种利用资本监管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制度内部的不协调性,运用某种手段在不改变实际风险水平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的行为。通过对以下问题的探讨：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所获得的收益在银行与资金需求方之间的配置比例;针对某种资产的监管资本套利,对其他资产供求双方所产生的隐性套利收益的表现形式及其归属程度;由商业银行异质性所导致的监管套利顾客现象;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对于套利者与非套利者的逆向选择等等,认为银行监管部门应适当引导符合政策意图的套利行为,提高政策引导调控能力。     

上市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与现实竞争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结合银行资本结构特殊性，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析了上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与现实竞争力之间的关联性，并发现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非受限股占股比例、内部可融资资本占核心资本比率、存款占债权资本比率、次级债券占债权资本比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和成长性竞争力有着显著作用。     

巴塞尔III及其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分析了巴塞尔III资本监管改革的理念和内容，按照巴塞尔III和中国银监会资本监管方案的标准，以17家上市商业银行2010年的数据为例，测算了新指标对银行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表明，无论从资本充足率还是杠杆率角度看，中国银行业的短期资本缺口不大，但长期资本缺口巨大。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合作，密切关注银行业在实施巴塞尔III期间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针对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研究了逆周期政策工具所带来的宏观和微观效应，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信贷扩张期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会使银行的当期风险承担水平增加，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使风险承担降低。而滞后六个月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金率的上升可以显著降低当期的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一致。     

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计提机制研究——基于Copula-CoVaR模型

在CoVaR风险度量框架的基础上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计提机制,旨在将风险溢出与资本计提挂钩。运用Copula-CoVaR模型测算商业银行对银行体系的风险溢出效应,考虑到额外的资本对溢出风险吸收作用,在控制每一家银行对银行系统的风险溢出一致的基础上确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进而确定对应的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的计提比例。     

商业银行行业风险敞口与商业银行绩效

在无套利框架的基础上,讨论基于个体公平原则下的寿险产品定价问题,即运用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理论,将投保人和保险人置于同一系统中进行考虑：首先,根据双方的随机投资决策目标分别建立无套利寿险定价模型和动态资产份额定价模型,得出两个特殊线性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显式解;然后,建立基于个体公平原则的寿险定价模型,从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的角度对寿险产品进行公平定价,得出了从供需双方考虑的投资回报定价公式;最后,利用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案例分析,计算出基于个体公平原则的保费及保险公司的投资策略.该寿险产品定价模型不仅考虑了保险人的意愿,还同时考虑了投保人的实际情况,因此,按此定价理念开发出的保险产品,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研发的成功率,而且使得研发出的新产品更能在竞争激烈的保险市场中站稳脚步.     

银行权益资本使用及其对规模经济测度的影响

将所有者权益的作用嵌入银行技术模型，测算中国十六家上市商业银行满足成本最小化时的所有者权益影子价格，并以成本最小化为标准评价权益资本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持有高于最小化成本水平的所有者权益；其余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权益资本低于成本最小化要求。进一步测算规模经济，发现所有者权益进入成本方程后计算出的规模经济效应比仅以所有者权益为条件调节项和使用标准成本方程估计出的规模经济结果都要高，说明规模经济的轨迹将依赖于银行对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相对信任度，即提高存款和所有者权益的相对成本及所有者权益资本以多大程度进入到成本函数设定中。     

财务业绩、CEO薪酬与商业银行社会责任——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易逝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对顾客订单生产模式的需要,以及对供应链层面的市场竞争的依赖。利润模型分析表明,在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供应商具有基于传统销售前的低成本生产模式和基于顾客订单生产的高成本生产模式。后者不但可以满足零售商的紧急订货,还能够通过供应商和零售商合作,通过制定合理的批发价格和回购价格,实现供应链利润的帕累托优化。     

中资银行国际化经营的无形资源获取动因分析——以中国工商银行的国际化实践为例

近年来中资银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仅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展开了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合作,而且“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布局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在出海方式上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海外并购的模式。基于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和对银行业竞争实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中资银行国际化经营须立足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基于非参数检验的商业银行资产价格多变结构点研究

准确判断商业银行资产价格的变化规律是商业银行风险评估和预警的前提。以改进的多变结构点非参数检验方法为基础,实证检验2007~2013年上市商业银行资产价格的变结构点,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资产价格在样本期产生了多个均值变结构点和方差变结构点,且系统因素、行业因素和商业银行特质因素均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资产价格变结构点的出现。     

政府隐性担保对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风险约束功能的弱化

商业银行次级债券投资者因缺少有效的风险转嫁渠道而具有最强的消除股东道德风险的内在激励。但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使次级债券找到了一条类似银行存款一样的风险转嫁渠道,弱化了其风险约束功能。要充分发挥次级债券约束商业银行风险作用,就必须消除次级债券持有人对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我国在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应该发挥次级债券市场约束力对政府监管的长期内的替代作用和短期内的互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