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采种植模式对不同株型棉花脱叶及纤维品质的影响

以新陆中54号（株型较松散）和新陆中75号（株型较紧凑）为试验材料,代表南疆早中熟品种类型,以一膜六行、一膜四行、一膜三行模式代表目前机采种植模式, 研究了机采种植模式对棉花产量及纤维品质的影响和不同株型果枝交错程度与脱叶效果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相同密度下,新陆中54号一膜三行较一膜六行模式籽棉产量增加10.0%,皮棉产量增加8.9%,但新陆中75号一膜三行较一膜六行模式籽棉和皮棉产量分别下降5.8%和8.2%,而一膜四行模式产量下降幅度较小;一膜三行脱叶率、挂枝率均高于一膜四行和一膜六行模式;果枝交错系数α₁与脱叶率呈现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0.685,果枝交错系数α₂与挂枝率呈现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r=0.824,吐絮期LAI与脱叶率和挂枝率相关性不明显;相同品种三种机采种植模式之间纤维品质差异不明显。新陆中54号在一膜三行模式下增产显著,脱叶效果好;新陆中75号一膜六行、四行模式产量较高,但综合考虑脱叶效果和纤维品质,一膜四行模式更适宜机采。因此,对于南疆株型松散型品种推荐采用一膜三行模式,株型紧凑型品种推荐采用一膜四行模式。     

配置模式对枣棉间作棉花光合及干物质积累特征的影响

在新疆自然生态条件下,研究了不同密度下宽窄行（45 cm+15 cm）和等行距（30 cm）配置模式对枣棉间作棉花光合及干物质积累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枣棉间作条件下,不同配置模式棉花在盛花期以前LAI、SPAD及Pn差异未达显著水平,盛花期后差异显著。棉花Pn全生育期呈抛物线形态变化,蕾期以低密度等行距较高,随密度增大各处理Pn呈下降趋势,Pn在盛花期达到峰值,中密度宽窄行最高,为34　μmol·m^-2·s^-1,盛铃期、吐絮期以高密度宽窄行最高,各时期均以冠外区高于冠下区。高密度种植利于降低宽窄行t0,提高Vm,Vm最大值为269.8 kg·d^-1,分别比中、低密度高11 %、52.8%,而中、低密度等行距Vm高于宽窄行,高密度反之。△t、t₁、t₂表现为高密度>中密度>低密度。因此,枣棉间作棉花适宜宽窄行、高密度种植。     

基于无人机遥感的棉花主要生育时期地上生物量估算及验证

利用棉花主要生育时期的无人机近红外影像数据,提取4种不同的植被指数,通过与棉花地上生物量的实测值建立拟合关系,分析了不同植被指数在棉花各生育时期的估算效果并对其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随棉花生长,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宽动态植被指数（WDRVI）、比值植被指数（RVI）和差值植被指数（DVI）均从苗期开始显著增加,其后则表现为基本稳定的“饱和”现象,但棉花实测生物量在不同生育期均有显著差异。植被指数与棉花实测生物量的拟合结果显示：NDVI和DVI的二元线性拟合模型对苗期生物量拟合效果最佳（R²=0.84,RMSE=0.13 kg·m^-2）;WDRVI和DVI的二元线性拟合模型对花蕾期生物量拟合效果最佳（R²=0.87,RMSE=0.52 kg·m^-2）;RVI的非线性拟合模型对花铃期生物量拟合效果最佳（R²=0.79,RMSE=0.95 kg·m^-2）;WDRVI和RVI的二元线性拟合模型对盛铃期生物量的拟合效果最佳（R²=0.86,RMSE=0.96 kg·m^-2）。     

蕾期和花铃期不同灌水下限对滴灌棉花产量的影响

为探究棉花生长关键时期灌溉预警线,2017年在新疆呼图壁县开展了蕾期和花铃期灌水下限分别为55%（仅蕾期）、65%和75%田间持水量（θ_f）及其不同组合的大田试验,研究了不同滴灌条件下棉花的生长及产量状况。结果表明：灌水下限的提升对株高和生物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蕾期灌水下限从55%θ_f增至75θ_f,棉花株高和生物量分别增加了0.18~0.19 cm·d^-1和11.58~20.44 g;在花铃期灌水下限从65%θ_f增至75θ_f,棉花株高和生物量分别增加了0.04~0.10 cm·d^-1和3.47~4.04 g;蕾期和花铃期灌水下限分别为65%θ_f和75%θ_f时单铃重和单株成铃数分别为5.58 g和7.79个·株^-1,显著高于其他处理;蕾期和花铃期灌水下限均为75%θ_f时耗水量最大,为517.05 mm;蕾期和花铃期灌水下限分别为55%θ_f和65%θ_f时籽棉产量显著低于其他处理;蕾期和花铃期灌水下限分别为65%θ_f和75%θ_f时与均为75%θ_f时产量无显著性差异。综上,棉花蕾期和花铃期灌水下限分别为65%θ_f和75%θ_f为适宜的灌溉预警线。以播后天数为自变量,Logistic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棉花的株高和生物量,以耗水量和株高为自变量预测棉花生物量变化情况的模型可为滴灌棉花灌水量及生长状况预测提供指导。     

不同矿化度水源膜下滴灌棉田土壤水盐动态和作物生长模拟

为构建适用于干旱区膜下滴灌条件的土壤水盐动态分布和棉花生长模型，基于2020—2021年的田间试验，经过对SWAP模型的土壤、土壤水力功能和作物生长等模块进行率定和验证，对灌溉水矿化度为1、2、3、4、5、6 g·L^-1时的土壤水盐分布特征、作物生长过程和干物质累积分配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土壤含水率与土壤含盐量的模拟精度以20～100 cm土层较好，0～20 cm土层模拟精度较差，其中土壤含水量的模拟效果优于土壤含盐量；随着灌溉水源矿化度的增加，土壤含水率和含盐量的模拟误差逐渐变小。（2）不同矿化度水源膜下滴灌棉花叶面积指数模拟效果较好（R²=90.72%，RMSE=0.35 cm²·cm^-2，NRMSE=8.73%，IOA=0.98）。（3）不同矿化度水源膜下滴灌棉花茎干物质累积量模拟效果较好（R²=89.08%，RMSE=6.12 g，NRMSE=23.16%，IOA=0.96）。研究结果表明，SWAP模型可以较好地对不同矿化度水源膜下滴灌的土壤水盐动态分布和棉花生长过程进行模拟。     

南疆地区田间配置对枣棉间作耗水特性的调控效应

为探明农果间作水分高效利用机理,提出适合南疆地区最优的农果间作模式,在大田试验条件下对枣棉间作系统进行研究,以种植模式（枣棉间作和枣、棉单作）和田间配置（棉花种植行数分别为2、4、6行;棉花株距分别为10 cm和12.5 cm）为参试因子,共9个处理,田间随机排列,共27个小区,小区面积为3 m×10 m。测定了各处理的耗水特征、产量、水分利用效率（WUE）和水分当量比（WER）等指标。结果表明：种植模式显著影响复合群体的耗水特性,枣棉间作耗水量较单作加权平均增加9.5%,棵间蒸发量降低11.4 mm,蒸散比降低13.5%。棉花种植行数显著影响复合群体的耗水特性,间作6行棉花较间作2行棉花耗水量增加9.1%~13.9%;间作6行棉花分别较间作4行和2行棉花提高土壤贮水消耗量35.2 mm和66.3 mm,棵间蒸发量分别降低24.2 mm和33.7 mm,蒸散比分别降低16.0%和22.2%;棉花株距变化仅对土壤贮水消耗量有显著影响,I3处理（间作棉花4行）土壤贮水消耗量较I4（间作棉花2行）高24.4 mm,I1（株距10 cm）较I2(株距12.5 cm)高14.7 mm。枣棉间作群体对40~60 cm土层土壤贮水消耗量最高,20~40 cm土层次之,80~100 cm土层最低;单作枣树对土壤深层水分利用较多,单作棉花则主要消耗浅层土壤中的水分,枣棉间作能够较好地利用土壤各层的水分。就土壤贮水利用而言,增加棉花行数或减小株距有助于促进40~80 cm土层土壤贮水的利用。不同枣棉间作处理的WER都大于1,说明枣棉间作较单作提高了农田WUE。间作棉花种植行数为4行、株距为12.5 cm时,枣棉间作综合效益最优,产量为7 460 kg·hm^-2,WUE为11.37 kg·mm^-1·hm^-2,WER为1.34。     

寒地水稻叶片SPAD值与稻米蛋白质含量的关系

为揭示寒地水稻叶片SPAD值及其衍生值与稻米蛋白质含量的关系，于2020—2021年在水稻拔节期（T1）、孕穗期（T2）、齐穗期（T3）测定顶部3片叶的SPAD值，依据盆栽试验（试验1和试验2）的数据资料建立SPAD值衍生指标与稻米蛋白质含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大田试验（试验3）数据资料对建立的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2020年氮肥试验中A8水平（氮素施用量362.07 kg·hm^-2）稻米蛋白质含量较A1~A7水平（A1~A7氮素施用量分别为0、51.72、103.45、155.17、206.90、258.62、310.35 kg·hm^-2）分别极显著增加34.55%、27.44%、26.39%、22.19%、18.07%、14.39%、12.23%，而A8水平食味值较A1~A7水平分别极显著降低8.10%、5.06%、4.99%、4.10%、3.45%、2.96%、2.28%，2021年蛋白质含量、食味值变化趋势与前者相同。两年品种试验6个品种稻米蛋白质含量比较中，C6品种（三江6号）蛋白质含量较C5（龙粳21）、C4（垦粳8号）、C3（龙稻203）、C2（松粳16）、C1（松粳22）分别极显著提高2.99%、12.23%、10.43%、5.04%、15.63%，C6食味值较C5、C4、C3、C2、C1分别极显著降低1.17%、12.09%、3.54%、2.89%、7.93%。品种差异及施氮量对不同生育时期水稻顶部3 片叶的SPAD值分布规律有较大影响，但水稻冠层叶片出现的两次“黑黄交替”现象不受品种的影响，其中单片叶的SPAD值受品种差异的影响，与蛋白质含量不存在相关性，借助指标SPAD_(L1+L2+L3)/3、SPAD_L2×L3/mean可有效降低品种及环境差异对蛋白质含量预测结果的影响，指标SPAD_(L1+L2+L3)/3与蛋白质含量在T1~T3期（拔节期、孕穗期、齐穗期）的拟合方程分别为：Y=0.24X-1.94 ，R²为0.75^**、Y=0.25X-1.69，R²为0.74^**、Y=0.27X-2.45 ，R²为0.72^**；SPAD_L2×L3/mean拟合方程分别为：Y=0.22X-1.05 ，R²为0.75^**、Y=0.27X-2.43， R²为0.72^**、Y=0.26X-2.24，R²为0.72^** （Y为蛋白质含量，X为SPAD衍生值），拟合方程均达到极显著水平。稻米蛋白质含量和食味值评分变现为线性负相关，回归方程为Y=-4.21X+113.32（Y为食味值，X为蛋白质含量），拟合优度R²=0.93^**，达到极显著水平。综上，借助指标SPAD_(L1+L2+L3)/3和SPAD_L2×L3/mean能够实现快捷、无损和实时预测稻米蛋白质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判定出稻米蒸煮食味品质的优劣，达到按质收获以及对品质实时监测的要求，促进优质寒地水稻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随机森林回归的油菜叶片SPAD值遥感估算

以西北地区典型经济作物油菜为研究对象，利用SVC-1024i型便携式光谱仪和SPAD-502型叶绿素仪测定了油菜不同生育期的叶片光谱反射率和SPAD值。通过分析油菜原始光谱及10种光谱指数与SPAD值的相关关系，基于光谱指数构建了不同生育期油菜叶片SPAD值随机森林回归（RF）估算模型，并利用独立样本对所建模型进行验证，同时结合传统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元逐步回归模型与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油菜叶片SPAD值在全生育期内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各光谱指数在不同生育期及全生育期与SPAD值的相关性均达到0.01水平的显著相关；基于光谱指数构建的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在油菜各个生育期及全生育期建模和预测结果明显优于同期的传统回归模型，建模R²达0.90以上，验证R2达0.81以上，RMSE在1.571~5.004，RE在2.66%~13.22%，是油菜叶片SPAD值的最优估算模型。     

豫西旱地烟薯间作模式下不同株距对烤烟生长及产量质量的影响

为探索适宜豫西旱地烤烟高质量发展的烟薯产业综合体模式，以烤烟‘LY1306’和鲜食甘薯‘普薯32’为材料，采用田间试验研究“烟垄栽薯”2∶2间作模式下烤烟不同株距（65、60 cm和55 cm）配置对烟株生长及产量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烟株移栽后90 d，与烤烟单作相比，烤烟株距为65 cm时，烟薯间作烟叶的最大叶长和最大叶宽分别提高5.09%~5.12%和5.17%~8.17%，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值）提高4.90%~6.81%，净光合速率（P_n）、气孔导度（G_s）和蒸腾速率（T_r）分别提高16.39%~21.50%、23.82%~27.72%和36.21%~45.31%，土传根茎病害发病率降低74.38%~78.42%；烤烟株距为60 cm时，烟薯间作烟叶的最大叶长和最大叶宽分别提高3.71%~4.79%和4.69%~7.61%，SPAD值提高3.80%~5.55%，P_n、G_s和T_r分别提高14.03%~19.77%、15.68%~22.49%和29.83%~35.78%，土传根茎病害发病率降低75.30%~78.11%；两种株距下烤后烟叶内在化学成分配比较烤烟单作更为合理。随着烤烟株距的减小，间作处理的土地当量比（LER）、总产值及烤烟感官评吸总分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小；当烤烟株距为60 cm时，烟薯间作的总产值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达82 855.40 CNY·hm^-2和81 654.55 CNY·hm^-2，较烤烟单作提高15.85%和22.43%。综上，豫西旱地采用“烟垄栽薯”2∶2间作模式的LER>1，具有间作优势，且烤烟株距调整为60 cm时（烤烟单作株距65 cm），烟株生长较好，产量质量指标最优，综合效益最大。     

滴灌模式对黄土高原苹果树生长、产量及根系分布的影响

以8 a生富士苹果为材料,设3种滴灌方式：分根交替滴灌（ADI）、单管滴灌（UDI）和双管滴灌（BDI）,以及3个灌水量处理：高水（W1）、中水（W2）、低水（W3）,通过大田试验,研究陕北黄土山地苹果区不同滴灌方式和灌水量对苹果地上部和地下部生物量、产量、水分利用效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苹果树在4个生长阶段的耗水量依次为果实膨大期（III）>开花坐果期（II）>萌芽展叶期（I）>果实成熟期（IV）,处理间耗水量大小排序为W1＞W2＞W3,ADI处理在各灌水量下均比其他滴灌方式下的耗水量小;苹果树生长中期和后期新梢长度、粗度以及叶面积指数（LAI）随滴灌量增加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ADI-W2处理苹果树的新梢粗度与长度以及LAI最大;苹果树根系主要分布在0~80 cm土层中,但主要集中分布于20~60 cm土层中,在2018年与2019年,ADI-W2处理根系干重密度在南北侧40~60 cm土层达到最大值(137.9 g·m^-3,163.7 g·m^-3),吸收根长密度在南北侧40~60 cm土层达到最大值（820.1 m·m^-3,959.9 m·m^-3）;苹果树产量与生长后期的新梢长度、粗度、LAI有显著的正相关性,ADI-W2处理下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在2 a均为最高,在2019年分别达到 43 970.08 kg·hm^-2,7.12 kg·m^-3。综合考虑苹果新梢生长、根系分布、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等因素,建议最优的滴灌模式应是ADI-W2处理。     

滴灌春小麦生长发育与水分利用效率的研究

试验于2009-2010在石河子大学试验站进行,设置了滴灌和漫灌两种灌溉方式,滴灌又设置了一管四行和一管六行两种滴灌带布置方式,目的在于分析不同灌溉方式及不同毛管布置方式对滴灌小麦生长发育及水分利用率等方面的影响.结果表明:滴灌与传统漫灌相比,株高、叶绿素含量、根系活力增加,叶绿素后期下降缓慢,滴灌可降低小麦千物质在营养器官中的分配率,促进干物质向籽粒中分配,防止后期叶片旱衰;滴灌比漫灌相比灌水量降低了25％,产量平均增加14.4％,水分利用效率提高35.4％.滴灌小麦实行一管四行毛管布置与一管六行相比受水均匀,不同边行间植株生长差异小,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均比一管六行高.     

不同水分状况下化控对棉株蕾铃数和产量品质的影响

采用桶栽试验,研究不同水分状况下喷施2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艾氟迪(AFD)和缩节胺(DPC)对棉花蕾铃数量、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籽棉产量、纤维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本试验条件下,土壤含水量的高低是决定籽棉产量的重要因素,水分高则产量高。喷施调节剂后棉株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未喷施处理。喷施DPC对棉株蕾铃生长影响较小,土壤含水量较高时喷施DPC可使棉花增产,但纤维品质下降。喷施AFD对棉株蕾铃生长影响较大,使棉蕾铃数在生育期内的变化从大幅升降趋势变为先升后降的平缓趋势或缓慢上升趋势,对棉蕾开花成铃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抑制了新蕾生成,使得伏前桃产量明显增加,秋桃产量大幅下降,导致籽棉产量减少,棉花纤维品质略微改善。     

棉花烂铃病的发生、品种抗病性及主要病原菌致病力分析

2011~2013年,调查了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6省70县(市)200块棉田和不同栽培模式下棉花烂铃病发生情况,田间试验评价了棉花品种对烂铃病的抗性,采用离体棉铃人工接种方法分析了棉铃烂铃主要病原菌的致病力分化情况。结果表明:(1)所有调查的棉田均有棉花烂铃病发生,其中,棉铃疫病在各地发生最为普遍而且严重,仍属于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棉区的最主要的棉花烂铃病,其病原菌为苎麻疫霉(Phytophthora boehmeriae)。(2)与春棉直播模式相比,3种套种模式均能显著减少棉花烂铃病的发生,其中麦-棉-西瓜12∶2∶1种植模式的防效最好,减少烂铃72.96%。(3)河北、山东和河南3省审定的50个棉花品种对棉花烂铃病的抗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邯7860、邯棉103、锦科178、百棉1号和郑农棉4号5个品种对棉花烂铃病表现了较好的抗性,单株烂铃低于3.0个。(4)苎麻疫霉在棉铃上的致病力存在显著分化。     

不同机采棉行距配置对棉花生长发育及光合物质生产的影响

以新陆早32号为供试材料,在新疆自然生态环境下研究不同机采棉行距配置(66+10 cm、72+4 cm)对棉花生长发育及其光合物质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72+4模式利于棉花前期生长,因其地膜覆盖率高,采光面积大,地温高;66+10模式利于棉花中后期的生长,因其通风透光性强;其中66+10模式与72+4模式相比,棉花生育时期提前3 d,株高高于72+4模式15.66%,叶片多于72+4模式13.53%,两者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以此为基础,66+10模式下棉花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得到有效合理的协调,并促进了生殖器官干物质的积累,且因中后期的通风透光性强,提高了外围铃比例,为增产做贡献。     

可降解地膜对新疆南疆棉花生长和产量的影响

以诱导期为30~120 d的15种可降解地膜为供试材料,无膜及普通聚乙烯膜(Polyethylene,PE膜)为对照,于2008—2009年在新疆南疆地区的阿拉尔市开展了可降解地膜覆盖棉花的田间试验,研究可降解地膜的降解及其对棉花生长及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可降解地膜比普通PE膜先表现出破裂降解的现象,其中,诱导期为90 d的北京1#可降解地膜在棉田覆盖45 d后最早出现破裂;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表明,与普通PE膜相比较,诱导期为80 d的北京1#可降解地膜在棉田覆盖145 d后,表面有明显的条状裂缝。覆盖可降解地膜的棉花在苗期、蕾期、开花期和花铃期的生长发育指标(株高、真叶数、单株铃数、果枝数、地上部干物质重)以及单株铃数和果枝数总体上要高于无膜处理,但是与普通PE膜处理无显著差异;覆盖可降解地膜对棉花的衣分和单铃重无显著影响;与无膜处理相比较,覆盖可降解地膜能显著增加籽棉产量,但覆盖可降解地膜与普通PE膜处理之间的籽棉产量无显著差异。     

中黑盲蝽对棉花的为害及损失研究

中黑盲蝽在棉花各生育期对叶、蕾、铃各器官的为害量或为害程度和田间盲蝽群体的密度呈正相关,而个体平均为害量则和群体密度呈负相关。若虫自然群体平均每头破叶4.71片,或可为害2.6—3.7个蕾,或1.93个铃,按成活个体计算则为害量可增加3—5倍。为害损失一般成虫期大于若虫期,蕾铃期大于真叶期。损失因素不在于叶片受害后形成的“破叶”,而是受害幼蕾幼铃超过正常的脱落所引起的减产和晚收。田间百株百头盲蝽群体,其为害损失,真叶期可达2.5—7.7％,蕾期6.2—18.8％;铃期9.1—15.1％以上;各生育期连续为害,产量损失为16.9％。     

Anoda cristata control with glyphosate in narrow- and wide-row soyabean

Experiments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glyphosate rate and Anoda cristata density, on crop and weed biomass and weed seed production in wide (70 cm) and narrow rows (35 cm) glyphosate‐resistant soyabean (Glycine max). Soyabean density was higher at 35 cm row spacing as an increase in planting rate in narrow‐row soyabean is recommended for producers in Argentina. Soyabean biomass at growth stage V4 (four nodes on the main stem with fully developed leaves beginning with the unifoliate leaves) was higher when grown on narrow than in wide‐rows but was not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A. cristata. At growth stage R5 (seed initiation – seed 3 mm long in a pod at one of the four uppermost nodes on the main stem, with a fully developed leaf and full canopy development), crop biomass was greater in narrow rows compared with wide rows with 12 plants m^?2 of A. cristata. In narrow‐row soyabean, a single application of a reduced rate of glyphosate maintained soyabean biomass at R5 and provided excellent weed control regardless of weed density. In wide‐row soyabean control was reduced at the high weed density. Regardless of row spacing, A. cristata biomass and seed production were severely reduced by half of the recommended dose rate of glyphosate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mass and seed production was not altered. Glyphosate rates as low as 67.5 g a.e. ha^?1 in narrow rows or 540 g a.e. ha^?1 in wide rows provided excellent control of A. cristata. To minimize glyphosate use, planting narrow‐row soyabean are effective where A. cristata density is low.     

Consequences of narrow crop row spacing and delayed Echinochloa colona and Trianthema portulacastrum emergence for weed growth and crop yield loss in maize

Echinochloa colona and Trianthema portulacastrum are weeds of maize that cause significant yield losses in the Indo‐Gangetic Plains. Field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2009 and 2010 to determine the influence of row spacing (15, 25 and 35 cm) and emergence time of E. colona and T. portulacastrum (0, 15, 25, 35, 45 and 55 days after maize emergence; DAME) on weed growth and productivity of maize. A season‐long weed‐free treatment and a weedy control were also used to estimate maize yield and weed seed production. Crop row spacing as well as weed emergence tim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lant height, shoot biomass and seed production of both weed species and grain yield of maize in both years. Delay in emergence of weeds resulted in less plant height, shoot biomass and seed production. However,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of maize was observed by delay in weed emergence. Likewise, growth of both weed species was less in narrow row spacing (15 cm) of maize, as compared with wider rows (25 and 35 cm). Maximum seed production of both weeds was observed in weedy control plots, where there was no competition with maize crop and weeds were in rows 35 cm apart. Nevertheless, maximum plant height, shoot biomass and seed production of both weed species were observed in 35 cm rows, when weeds emerged simultaneously with maize. Both weed species produced only 3–5 seeds per plant, when they were emerged at 55 DAME in crop rows spaced at 15 cm. Infestation of both weeds at every stage of crop led to significant crop yield loss in maize.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narrow row spacing and delay in weed emergence led to reduced weed growth and seed production and enhanced maize grain yield and therefore could be significant constituents of integrated we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maize.     

Impact of <Emphasis Type="Italic">Dysdercus koenigii</Emphasis> Fabricius (Hemiptera: Pyrrhcoridae) density-dependent population on agronomic and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ransgenic cotton varieties

The cotton stainer, Dysdercus koenigii Fabricius (Hemiptera: Pyrrhcoridae), has become a major threat to transgenic cotton as it causes warts on the internal carpel wall of cotton boll, severe lint staining, lint locks, and lint lesions. Thus, keeping in view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est on cotton, in the present study, screening of 13 transgenic cotton genotypes was performed and the population of D. koenigii was determined on these genotypes during 2012–13. Furthermore, among these genotypes, a high yielding advanced cultivar (FH-114) was selected for further experiments. A number of five different densities of D. koenigii (5, 10, 15, 20, and 25) at adult stage with well-developed proboscis were released in the cages along with a control treatment. Cotton genotypes FH-312, FH-2073, FH-Lalazar, FH-142, and MNH-886 possessed minimum population (1.33 D. koenigii per plant) compared to FH-324 and FH-444 (6.0 D. koenigii per plant). The number of bolls per plant and boll weight decreased as a result of increased densities. The increased density of D. koenigii resulted in fewer bolls per plant (12.1 bolls), reduced boll weight (2.1 g), germination (39.1%), ginning out turn (38.3%), staple length (27.8 mm), and staple fineness (4.0 μg/in.) when compared with un-infested plants (30.6, 3.2 g, 77.3%, 41.5%, 28.8 mm, and 4.4 μg/in.), respectivel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bolls per plant, boll weight, germination, ginning out turn, and staple fineness resulted in negative a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density of D. koenigii with r-values of ?0.95, ?0.98, ?0.98, ?0.8, and ?0.85, respectively.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²) demonstrated that bolls per plant, boll weight, germination, ginning out turn, staple length, and staple fineness contributed with 91, 96, 96, 79, 43 and 73%, respectively, to the total variability at different densities of D. koenigii.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D. koenigii has become potential major pest and cause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losses to transgenic cotton, hence, there is a need to develop appropriate control measures for controlling its population to avoid further lo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