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以城市外来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为研究对象,构建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外来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的制约因素。研究表明:技能是制约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关键因素,且相对于城市外来农村男性劳动力,城市外来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就业受技能因素的影响更大。因此要改善农村已婚女性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状态,必须要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尽快建立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盆地边缘山地与川中丘陵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研究

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和川中丘陵区是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本研究分别选择沐川县和安岳县作为两区域的样本县,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分层概率抽样(PPS)方法,按3乡镇/县、3行政村/乡镇、5村民小组以上/行政村的标准抽取调查乡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再用间隔法在村民小组内抽取农户(共6乡镇、27村、101村民小组和813户),通过农户问卷和综合分析,从县域和乡镇两个尺度进行两县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劳动力转移仍是川中丘陵区(安岳县)和盆地边缘山地(沐川县)农村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式,但前者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压力远大于后者。(2)受区位、资源环境、农业结构和非农产业等因素综合作用,在县域尺度上安岳县农村劳动力以省外转移为主,且比以省内转移为主的沐川县转移强度大、女性比重高、转移带来的留守老年/未成年人等社会问题更为突出。(3)资源环境相对一致的安岳县在乡镇尺度上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乡镇间转移强度、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女性比例、省外转移比重、就业行业分散程度等均与乡镇对外联系便捷度、经济条件呈正向变动。而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分异复杂的沐川县,其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受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乡镇间转移劳动力的状况与转移强度差异复杂,但乡镇间转移流向和就业领域差异不大,转移带来的社会问题与转移强度呈正向关联。(4)今后应充分认识和重视安岳县所在的川中丘陵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合理配置的难度和问题。同时,要根据自然与社会经济的分异实际,从县域与乡镇两个尺度因地制宜地促进其流动与合理配置：安岳县应将区域流动与就地转化相结合,并着力改善基础设施促进落后乡镇劳动力转移;而沐川县应逐步向就地转化过渡,着力于有条件乡镇就地转化的探索。此外,实施区域产业转型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有效联动是两地的共同选择。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容。通过实证研究湖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特点、问题、对策。结果表明,实施阳光工程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速度、效益增高、分布区域集中、特色培训模式形成、特色劳务品牌效应明显。针对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受教育程度低、就业技能缺乏、信息不畅、职业技术教育薄弱、适宜岗位选择面太窄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阳光工程质量、开辟就业途径,重点开发小城镇、中小企业、乡村旅游业、服务业、园艺业、特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发展农村经济,提供适宜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更多岗位,是当前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根本对策。     

四川盆地边缘山地与川中丘陵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以沐川县和安岳县为例

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和川中丘陵区是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但其劳动力及其转移存在明显差异。为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迫切需要开展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比较研究。为此,分别选择沐川和安岳为样本县,采用分层概率抽样和农户问卷调查(813户)进行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劳动力转移仍是川中丘陵区和盆地边缘山地农村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式,但前者转移强度和压力远大于后者。(2)县域尺度上安岳县以省外转移为主,比以省内转移为主的沐川县转移女性比重高、转移的社会问题更突出。(3)资源环境相对一致的安岳县乡镇尺度转移主要受社会经济(交通便捷度和经济条件)影响。受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分异双重影响,沐川县乡镇间转移复杂。(4)今后应充分重视川中丘陵区农村劳动力配置难度。安岳县应将区域流动与就地转化相结合,着力促进落后乡镇劳动力转移。沐川县应向就地转化过渡,着力探索就地转化。两地均应实施产业转型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有效联动。     

新农村建设试点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重庆市九龙坡区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地区为例,在2006年6—8月的2个月时间内对该区中梁山西部9个镇150余农户进行了新农村建设有关情况尤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跟踪调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点及其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驱动机理,并揭示了目前新农村建设试点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普遍存在的自发性强、稳定性弱、保障度低的问题,提出了在新农村建设契机下加强政策管理和教育资金投入、完善保障制度等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新农村建设的建议。     

甘肃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战略模式选择

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70%以上。农民问题始终是甘肃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而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有效转移,是制约解决整个"三农"问题的瓶颈。如何科学地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转移模式是否选择得当,是影响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析了国内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甘肃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输出转移上应采取的模式,以实现甘肃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目的,从而促进甘肃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福建省晋江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现况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是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方式。福建省晋江市作为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代表,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有自身特点。本文在对晋江市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寻了晋江市自身用工方面特点、缺工原因、未来用工走势及应因对策等。晋江市用工特点为用工量大、结构性缺工严重等,缺工原因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再转移可能性小、产业不断扩大升级以及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带来选择性就业等,而未来用工走势近期来看还将是用工短缺扩大化以及长远来看技术进步后用工短缺现象的进一步缓和,政府将在涉及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加大培训力度、开展劳务协作等方面采取措施,企业也将就提高就业人员的待遇并使其对将要或已经就业岗位有较好的预期外,积极推进技术改造。     

对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劳动社会化分工的发展与劳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体现。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力本身素质、技能与就业能力提高的需要。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劳动产率、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基本基础建设、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以及转移者个人与社会对农民入住城市成本的支付能力等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新疆必须坚持农村劳动力内部转移与外部转移相结合,以内部转移为主的方针。在组织、引导农业劳动力从事临时性、季节性的外部性转移的同时,要大力发展本地二、三产业、加速城镇化进程,增强农业劳动力的内部转移的能力。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在转移农业劳动力方面的合力作用。     

基于选择模型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武功县为例

为了研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对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充分就业,推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1年8月陕西省武功县8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建立Probit为代表的选择模型,研究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受培训状况、婚姻状态、村干部作用以及人均土地面积对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受培训状况和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因素不显著,而性别、年龄、接受教育年限和村干部作用因素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应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发展高效、低耗、环保的乡镇企业,培育农村劳动力就业新的增长点。     

贵阳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向和对策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出来,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同时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直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顺利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现阶段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

从中国农村劳动力和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分析开始，论述了现阶段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四个特点，同时对西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了三点分析，最后对西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措施和途径这一问题从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等四个方面做出了解释。     

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讨

笔者运用PSR评价模型、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中国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返乡农民工的就业策略做了简要分析,认为在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外出无门、就业压力激增的情况下,只有靠农村和农业本身的发展,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将土地流转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起来,进行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是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实现农村内部消化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     

Job Lock in Rural versus Urban Labor Markets

While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 of employer‐sponsored health insurance on labor mobility (job lock) has spawned substantial research, little research has considered differences in job lock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Job lock might differ in rural areas because of specific features of rural economies, in particular, the thinness of rural labor markets. This paper estimates measures of job lock for rural and urban areas. Parameter estimates suggest that it is larger in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nonwage benefits such as retirement plans, paid vacation, and sick pay ar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in married rural workers decisions to change jobs while wages are a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transition decisions of single urban workers.     

无法“终结”的中国村庄

乡村“终结”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工业化和城市具有足够的就业容量,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纳。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也不可能复制先行工业化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前提,不可能复制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结构以及产业结构演变历史进程,非农就业压力以及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的严峻现实,都表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无法吸纳庞大的农村人口,由此则昭示未来中国的村庄无法“终结”。从而在理论上纠正城市“中心论”,在实践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就地城市化提供必要性和正当性的支持。     

Spatial Labor Markets and the Rural Labor Force

Functional economic areas have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the appropriate unit of analysis for examin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activity. While easily defined conceptually, few fine-tuned empirical delineations based on either trading or commuting patterns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is paper, labor market areas (LMAs) based on commuting patterns of Saskatchewan residents are constructed for two points in time, 1981 and 1991. Detailed Statistics Canada data on place of work and place of residence for the experienced labor force were used 38 distinct LMAs were identified for 1991, and 37 for 1981. The 15 largest LMAs, which included just under one-half of all rural municipalities (RMs) in southern Saskatchewan, grew in absolute terms and gained in relative importance during the decade. Another 23 (22) smaller LMAs in 1991 (1981), provided jobs for modest but declining numbers of both commuters and noncommuters. The remaining 30 percent of all RMs had such low or diffused levels of commuting that they were not included in any LMA in either year. A pattern apparent for all LMAs was an intensification of commuting within the labor market area. Although there was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commuters from centers of employment to surrounding areas between 1981 and 1991, there was an even larger increase in commuters to centers of employment. While commuting to a job in an urban center is still a distinct possibility for the rural labor force living within the 15 largest LMAs, it is increasingly less likely for those residing elsewhere in rural Saskatchewan. In these remote areas, alternatives to urban-based employment are required.     

基于网络的农村劳动力信息分类规范研究

针对当前农村网络就业信息多但针对性不强、搜索准确率低的瓶颈问题,急需统一标准对相关信息进行规范。在分析现有农业农村信息资源分类的基础上,考虑农村劳动力信息的用途以及网络服务实践和管理的信息特征,提出农村劳动力信息分类规范的应用范围和构建原则,利用线性分类法设计信息分类体系和属性,初步建立了网络化的农村劳动力信息分类规范,并依托于广东农村信息直通车工程等信息化项目进行了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