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潜力估算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潜力估算为量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价值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资金筹措提供客观依据,为农村建设用地管理提供基础。通过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潜力内涵界定,以重庆市为例,采用人均标准法估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理论潜力,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复垦影响因素修正指标体系,对复垦理论潜力进行修正,得出复垦现实潜力。在此基础上,引入流转潜力估算模型测度流转理论潜力,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建立流转影响因素修正指标体系,对流转理论潜力进行修正,最终估算出重庆市2009－2015年和2009－2020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现实潜力,并对其时空差异类型进行划分。结果显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潜力是流转潜力的基础;2015、2020年流转现实潜力分别为30 392.32 hm2和40 591.49 hm2;流转潜力大,时空差异显著,流转现实潜力实现难度不一。研究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根据不同区域现实潜力的大小来安排流转的次序和规模,以取得最大流转效率。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分析大城市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结构与功能变化。该文选择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卫星城顺义区为研究区,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GIS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农村产业经济活动的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成为农村居民点重要的用地组合类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丰富,部分镇区内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据绝对优势。农村居民点利用空间差异显著,区位作用突出。中西部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平均规模偏大,区位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较高;而稳定性指数表现出自西向东逐渐提升的格局,但在空港物流经济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稳定性较高,用地形态相对规整。顺义区农村人口与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分布明显脱节,大量农村人口聚集于城镇边缘地带,该区域农村工业化倾向突出,农村人口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内部结构特征体现出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村产业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发生变化的最直接的动力。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利用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对农村居住与生产空间形态的直接反映,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土地越来越具有城镇用地的特征,因而在农村土地管理和规划上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改革和发展。研究结果可为土地规划、整治、农村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参考。     

基于供需均衡的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潜力、类型与路径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建设用地双向需求,加快盘活和释放农村建设用地资源的潜在价值,对于缓解城乡发展用地供给不足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该研究以供需平衡理论为基础,测算山东省县域尺度下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潜力与城乡发展用地需求,识别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类型,提出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潜力分配与释放路径。研究表明：1）山东省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潜力约24.9万hm2,其中闲置建设用地规模占34.14%,其他闲散用地规模达16.4万hm2。2）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高潜力区集中在鲁中及鲁西南地区,城乡发展用地高需求区则分布在经济水平较高且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胶东半岛、鲁北平原及省会、中心城区附近,空间上存在一定的供需不均衡性。3）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类型包括乡村发展-优先盘活类、乡村发展-适度盘活类等7种,呈现出高潜力情境下供过于求和低潜力情景下供不应求的分化特征。4）新时期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潜力应优先用于乡村发展,适当支撑城镇建设,以就地盘活与异地调整相结合的区域联动和跨区统筹补给等方式作为农村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潜力释放的有效路径。     

汪清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评价研究

科学合理地测算汪清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是为汪清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以汪清县9个乡镇为评价单元,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汪清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理论潜力,并选取整治意愿、整治能力和景观细碎化因素,构建腾退潜力综合修正指标体系,对理论潜力进行综合修正。然后综合考虑自然、区位和土地利用结构因素,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适宜性评价,基于ArcGIS 10.2软件平台生成Voronoi图,测算汪清县各乡镇新增耕地潜力和新增耕地系数,最后以新增耕地潜力作为潜力分级标准,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整治潜力划分为4个级别。结果表明:（1）汪清县农村居民点用地Voronoi图的C_v值为134.82%,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群性;（2）汪清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为265.06 hm²,新增耕地系数为6.33%;（3）各乡镇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15~0.65之间,东光镇综合修正系数最高,为0.65,天桥岭镇最低,为0.15;（4）建议将Ⅰ级和Ⅱ级潜力区作为整治重点区域,实施重点挖潜,合理有序地推进汪清县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工作。     

基于搬迁距离约束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分析是土地整治规划的重要环节.为了合理测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了现实潜力测算新思路.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以搬迁距离为约束条件,该文构建了 农村居民点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改进模型,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为例,定量分析了基丁农户搬迁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在考虑农户搬迁距离情况下的测算潜力仅为传统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测算潜力的69.67％,说明搬迁距离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认为通过农户搬迁意愿调查,在ArcGIS半台辅助下选择适宜搬迁居民点测算的潜力,在整理实施过程中能得到农户积极支持,并减少搬迁面积和资金投入,因此具有较好的可行性.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现实潜力测算及分区——以重庆市丰都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与结构优化是农村居民点问题研究的核心,对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具有重大意义。针对丰都县各乡镇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因素,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层次筛选法、SPSS聚类分析的方法,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现实潜力,并根据耕地系数对全县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丰都县2011—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1 287.78hm²,耕地增加率为13.37%;②依据整治潜力可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型整理乡镇7个、适度型整理乡镇16个、重点型挖潜乡镇7个,分区调控提高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效率和集约化程度。     

安徽省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

以乡镇为单位,在对宣城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的测算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运用系统聚类法对整理潜力进行分级、分区;针对各类型区,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整理模式.结果表明,全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总潜力为12126.70 hm2,占待整理居民点用地面积的29.69%.其中,Ⅰ级整理潜力7812.37 hm2,主要分布在平原圩区;Ⅱ级整理潜力3612.40 hm2,主要分布在丘陵、岗地地区;Ⅲ级整理潜力701.93 hm2,以深丘、山地为主.     

自然限制性条件下天津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估算了天津市农村居民点在自然限制性条件下的整理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天津市各区县的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为0.393～0.954;在自然限制性条件下,天津市各区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2010年为4.83%～51.69%、2020年为10.95%～53.28%。天津市可净增加总耕地面积分别为25996.17、27677.99 hm²;在时序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天津市农村人口逐渐减少,整理潜力逐渐增大。在空间上,天津市北部、东南部整理增加耕地潜力较大,天津市东部、中西部整理增加耕地潜力较小。     

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模式的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

该文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型农用地整治模式为切入点,将土地整治潜力评价与特定的整治模式相结合,构建一套适合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整治模式下的农用地整治潜力评价体系和方法。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求和农户意愿调查的主客观分析,确定研究区农用地整治潜力分析应采用基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特征的评价模式。论文采用差异性调查分区法、置信区间计算法、潜力等级水平选择法、耕地生产能力计算法和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计算等方法分别确定了A类型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和B类型区（非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的农用地整治的数量潜力、质量潜力,并对潜力结果进行了分级。结果表明：A类型区数量潜力551.78 hm2、质量潜力2 218.57 t,B类型区数量潜力1 531.32 hm2、质量潜力3 883.77 t,适宜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主要集中在二、三级潜力区,研究认为A类型区整治潜力挖掘应以质量为主、数量为辅。该研究为区县级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潜力分析和土地整治实践提供方法借鉴和参考。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时空布局与模式选择的决策方法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时空布局应该考虑一个地区适宜的农业人口规模。该文通过遗传算法,将人口流动理论引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研究;并根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优势度评价结果,提出劳动力流动转折点出现时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最优时空布局方案优选办法,同时进一步明确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模式选择和时序安排思路。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将会保留一定的劳动力人口为农业服务,而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时空布局安排及整理模式选择应该与之相协调,保障地区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合理需求。该决策方法可为今后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区位势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分区与模式

农村居民点整治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该文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势理论,从区位角度对农村居民点开展定量研究,提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的概念,分析影响区位势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区位势模型,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以居民点区位势和区位势能为表征量,采用 GIS技术对农村居民点进行分区,并对居民点采用不同整治模式.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运用该技术方法对居民点用地进行整治,研究结果体现了影响农居点用地发展的各项因素和现势性,符合当地实际,在土地整治规划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验证了理论的可行和实用.该研究为实现农村居民点多元化和因地制宜的整治和发展模式,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开辟了一条途径.     

河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是编制全省农居点整理规划,划定土地整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该文首先分析了河北省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偏大,人均用地严重超标,是当前农居点用地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从5个方面分析了农居点整理潜力的来源。接着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省域农居点整理潜力进行了评价分级。将河北省农居点整理潜力分为4级,并划分出了不同的分级区域,针对不同的分级区提出了不同的整理方向。整理潜力评价分级结果客观地反映了省域农居点整理的不同特征和地区差异,对于当前的农居点整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与实践

为丰富转型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的理论与实践,该文综合论述了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理念、模式与技术途径,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作为人地关系系统正向反馈的土地利用调控路径,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需立足于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整合,积极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需求。在转型期,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应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优化城乡发展空间,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景观服务功能为导向,在整治目标、整治重点、运作模式上与乡村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相匹配,在行为理性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技术上强调生产空间农用地整合技术、生活空间农村建设用地盘活技术和生态空间生态景观提升技术三者的智能融合。通过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实践,研究区生产空间的适度规模经营面积比例由整治前的18.00%增至整治后的30.53%,户均耕地地块数降低1.6块,耕地灌溉保证率由29.68%增至51.22%,综合机械化率由42.50%增至61.80%,特色优势产业壮大;生活空间24个片块的闲置废弃农村居民点被复垦再利用,乡村景观协调性、田块连片性及聚落的风貌形象得到提升;生态空间形成了以生态节点修复与完善、生态廊道连通、核心生态用地保护为主导,"点—线—面"一体化的生态景观格局。因此,在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背景下,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应由不同整治类型的组合转向整治内容的融合,从人地关系调控入手确立人地协调的土地整治模式,是应对人地关系、城乡关系矛盾和转型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     

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及实证

为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该文提出基于植被覆盖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新思路。借助植被覆盖率对农村居民点斑块进行分类,通过分析抽样农村居民点斑块的植被覆盖与内部用地结构得到整理潜力修正系数,从而建立基于植被覆盖率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模型,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门头沟区无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占大多数,具有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并且这部分农村居民点多远离主干道;山区具有中、高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略多于平原、浅山区,而低整理潜力的农村居民点明显多于平原、浅山区;门头沟区规划整理的农村居民点内部包含有大量农用地,其中建设用地比例只占63.19%～71.54%,但是,第二次土地调查将整个农村居民点都作为建设用地调绘;因而,一些不考虑植被覆盖修正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方法夸大了整理潜力,放大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效果。该文为进一步合理估算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提供参考。     

基于农户意愿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坚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是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基本原则之一。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利用参与式农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在村庄和农户2个尺度上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调查,共获调查问卷748份。在划分农户类型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及其决策因素解析,进而综合农户的自身状况及其对整治的需求与偏好,进行了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甄别,为制定以人为本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农民兼业行为已经成为京郊地区的普遍现象,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其整治意愿的决策因素包括共同型和特定型两类;从生存-经济-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农业主导型农户以生存理性为主导,农工兼具型农户侧重于经济理性,非农主导型农户则追求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不同类型农户适宜不同整治模式,农业主导型农户适于中心村整合模式,农工兼具型农户适于村内集约模式,非农主导型农户适于城镇转移模式和产业带动模式。     

湖北县域土地整治新增耕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为加强对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时空格局的认识,以2001-2010年批复实施的土地整治项目为基础,以县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度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全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数量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土地整治资金、技术的持续投入,2001-2010年湖北省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总量呈显著增长趋势,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高度集聚;2001-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其地理重心呈现了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偏移的运动轨迹;县域新增耕地来源结构以整理来源型、开发-整理来源型和综合来源型为主,区域差异特征明显,鄂西南山地区、鄂中平原区和鄂东丘陵区的新增耕地主要为整理来源型,鄂北岗地区主要为开发-整理来源型,鄂西北山地区以及黄石、随州、孝感等地多为综合来源型;2010年县域新增耕地数量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子及其影响力为耕地面积(24.26%)、地貌类型(23.65%)、项目投资(19.94%)、建设规模(18.16%)和人均GDP(11.05%),自然条件和土地整治政策为主要影响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对2010年新增耕地数量空间分异的影响偏小。该研究为湖北省土地整治战略制定和重大工程布局安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耕地系数和预评价法的耕地整治潜力测算方法

为科学合理测算耕地整治潜力,提高潜力测算结果的应用性,该文结合二调数据及农用地分等数据,进行了耕地整治数量潜力和质量潜力的测算研究,耕地整治数量潜力测算采用耕地系数法(CLC,cultivated land coefficient),耕地整治质量潜力测算采用农用地分等因子提高后的预评价法。研究表明:五华县耕地整治潜力较大,数量总潜力为841.69 hm2,各行政村数量潜力分布情况为南高北低;质量潜力方面,经过整治,耕地自然等别可平均提高1.28等,利用等别可平均提高0.71等,生产能力可提高57 862.99×104kg。该研究方法符合当地土地整治实际情况,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县域土地整治规划、划定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及确定耕地整治建设重点项目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