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农村贫困的测度及其变动原因分析

利用FGT贫困测度指数,采用Datt和Ravallion贫困变动分解方法分析了1995～2007年间新疆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结果表明,整个研究期内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指数与平方贫困距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但自2004年以来,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缓慢,贫困距指数相对稳定,平方贫困距指数从2004的1.00%上升到2007年的1.38%;影响新疆农村贫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广东农村贫困变动及分解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4年广东农村五等份居民收入分组数据,采用GQ模型和Beta模型拟合洛伦兹曲线,分别计算绝对贫困线下和相对贫困线下广东农村居民的贫困规模,进而采用三因素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贫困线变动对贫困变动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以相对贫困线对广东农村贫困规模进行测度更为合理;经济增长在2000—2014年间对减贫一直起正向作用;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对贫困减少起不同作用,2000—2004年收入分配不利于贫困减少,2005—2014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对减贫起着正向作用;贫困线变动则一直对减贫起负向作用,物价变动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消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改善的大部分减贫成效,阻碍了广东农村减贫的进程。由此,要持续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维持广东经济的稳定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才有助于广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扶贫资金投入与减贫:来自新疆农村地区数据的分析

新疆的贫困问题不仅是一项经济社会课题,更是一项事关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政治课题。该问题的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疆农村地区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基于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采用S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1988-2012年新疆农村地区的FGT贫困指数,分析扶贫资金投入对新疆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结果表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波动明显,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广度为13.9%、贫困深度为6.7%、贫困强度为7.4%;贫困人口"被脱贫"现象仍然存在,贫困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农村Gini系数已达0.49,收入分配状况不容乐观;扶贫资金的投入对降低新疆农村地区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作用较为明显,而对贫困强度的改善作用比较微弱。今后扶贫工作中,更加注重精准扶贫和最贫困人口状况是提高扶贫资金减贫效果的关键所在。     

河南省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动态演化的实证研究

基于《河南统计年鉴》中2002～2011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分组数据和相对贫困线,应用常见的贫困指标体系,运用世界银行的POVCAL软件,实证分析了2001～2010年河南省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过程。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规模在持续下降;贫困的深度在不断加深;收入的差距显著扩大;相对贫困的综合程度在逐步加大。     

我国贫困问题的动态性——基于生存模型的新证据

理解贫困的本质、短期性、长期性特征,以及贫困动态性的决定因素依旧是我国精准扶贫问题的关键。基于浙江、湖北、云南三省的微观调研面板数据,运用马尔可夫转移矩阵分析了农户在贫困和非贫困的转变概率;利用危害分析方法研究农户脱离贫困线、进入贫困线以及重新进入贫困线的概率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基于相对贫困线划分,农户脱离贫困线以及进入贫困线的概率与贫困时间成反比;非工作的家庭成员个数、受教育年限、家庭生产经营类型以及村级特征变量,均对农户脱离贫困线、进入贫困线以及重新进入贫困线的概率有重要影响;在贫困问题的动态性方面,三个省份具有明显的跨时空特征。因此,建立健全保险制度、提高农产品市场透明度、促进农业部门整合等一些旨在减少收入差距的短期调控性政策,对农户脱离贫困状态以及避免农户重新进入贫困状态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农村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

为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贫困变动效应,探寻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规律性及其相互抵消程度。论文基于洛伦茨曲线的贫困弹性建立分析框架,采用《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6年农村居民收入分组和人均收入的面板数据,运用POCVAL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弹性是随着最初的贫困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收入分配政策对于贫困的进一步减少至关重要。同时,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也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的理想结合,更好地减少贫困。     

福建山区相对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农户相对贫困及返贫问题依然严峻,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福建山区611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4个维度出发采用A-F方法测度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发现收入、教育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贡献较大。通过二值Logit模型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个人、家庭以及村庄方面指标均会影响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为缓解山区农村相对贫困状况提相关政策建议。     

相对贫困地区贫困治理方法研究

“相对贫困”是与“绝对贫困”相对应的一个概念,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现象得到了历史性解决,现有的物质水平可以满足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不意味着贫困的彻底根除,我国还面临着“相对贫困”的多种挑战,需要用行政的方法,巩固脱贫攻坚取得的历史性成果;需要用改革的方法消减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合理要...     

基于ELES模型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和贫困结构特征的测度

基于2006-2011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对新疆农村贫困线进行测度,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现行线与修正线的差异。依据修正后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引入Lorenz曲线测算新疆农村贫困结构指数(FGT)。结果显示,2012年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率(H)指数为21.31%;贫困深度(PG)指数为7.82%,贫困强度(SPG)指数为4.31%。     

国外贫困测度研究综述

贫困测度是研究贫困现象的重要依据。贫困测度首先涉及到如何划定贫困人群的问题,即如何划定贫困线。主要介绍了调查法、实证法、比较法和收入弹性法。贫困线划定后,贫困人群内部,贫困程度有所不同,这就涉及到贫困的测度。文中主要介绍了H指数、贫富差距和森指数。选取国外20世纪后半叶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文献,指出研究的异同和不足,最后给出改进研究的建议。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湖北农村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5年、2008年和2010年对湖北农村家庭调查数据,测算了湖北农村家庭在三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影响农村家庭贫困的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农村家庭的收入持续增长,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比重,但其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农村家庭的贫困发生、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培训、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从业类型、地形条件和最近市场距离对农村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农村贫困扶助力度加大

长期以采．我国有绝对和相对贫困两条贫困线．2008年．我国绝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元．相对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6元至1067元，从今年起．我国将取消绝对和相对贫困差异。     

贫困线视角下农村居民收入对膳食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微观实证

我国农村居民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但其膳食健康状况仍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分析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家庭生产理论,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健康膳食指数(HEI),运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回归、门槛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评估我国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分析收入对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影响,对比分析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之间的影响差异,从膳食健康视角评估当前贫困线标准的合理性。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与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非贫困居民的膳食健康状况明显优于贫困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贫困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明显高于非贫困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的膳食健康存在内生性,不考虑内生性会低估农村居民膳食健康的收入效应;从膳食健康的角度来看,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应提升至3 159元,高于当前的贫困线标准(2011年为2 300元)。因此,对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仍是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膳食健康的重要途径。如果计划对贫困人口的营养状况进行政策干预,现有的贫困线有必要进行上调。     

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13年和2014年对内蒙古城乡家庭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内蒙古城乡家庭在两个调查年度的贫困状况,分析了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调查年份,内蒙古城乡家庭的收入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内蒙古城镇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但是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也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有所上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内蒙古农村收入的绝大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在城乡家庭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而贫困严重性在农村家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家庭呈现下降趋势;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非农劳动人数、家庭固定资产、家庭经营类型和地形条件对内蒙古城乡家庭贫困产生显著影响。     

西藏农牧区相对贫困测度与分解

采用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方法,基于拉萨市农牧区民生调查数据,对拉萨市农牧区总体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拉萨农牧区扶贫效果显著,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农牧区在教育维度上被剥夺程度明显,纯牧区的多维贫困指数高于纯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维度和指标分解上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生活水平,预防性保健检查和生活燃料对于总体的贡献也较高。     

农村相对贫困识别的测度标准、潜在风险和实践策略

绝对贫困消除之后,中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识别出相对贫困人口。而相较于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解决收入之“贫”,还要缓解发展之“困”。所以,单维收入标准难以应对复杂的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工作。为此,通过对农村相对贫困识别的测度标准及潜在风险的分析,提出农村相对贫困识别多维测度标准的实践策略,以此来提高相对贫困识别的瞄准度。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中国农村贫困原因及对策分析

我国的农村贫困状况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经济问题。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分布较广、数量较多。到现在仍有部分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太多,人均耕地少,失地和文化贫困也是重要原因。要想彻底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必须从政策、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农村脱贫体系。     

广西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与可行性探讨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2020年后广西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向之一.相对贫困的特点和要求决定了相对贫困治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脱贫攻坚的机制建设分别为广西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提供了战略指引、制度保障.脱贫攻坚期间,广西在精准识贫、基础设施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