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且互联网使用通过信息渠道效应这一作用机制来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因此，进一步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互联网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与运用，对于农户家庭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流转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土地租赁市场对促进农户收入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成效,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首先运用内生转换(ESR)模型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收入的影响,其次运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UQTE)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GQR)模型,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农户人均收入效应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参与土地流转农民的家庭人均收入;如果未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能够参与土地流转,其家庭人均收入可以得到大幅提高。此外,土地流转对低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且区域差异明显,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土地流转对高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相对较小。总之,农村土地流转有助于缩小农户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土地征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实证

被征地农户的生计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大局,探讨征地对农户收入变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国家统计局及国内外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分别从征地时间和地区差异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征地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净效应。结果表明,在未考虑样本征地时间与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征地可以显著增加农户收入水平,且被征地农户家庭总收入均值明显提高3 151元,但简单均值对比分析明显高估了征地对农户增收影响效应。从样本的征地时间差异可知,征地对于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征地时间周期越长农户增收效应越明显,家庭总收入的净效应从2 632元逐渐提高到5 257元。从样本的地区差异可知,土地征收对于农户收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征地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差异性,而东部地区征地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最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征地并不能明显带来农户收入的增加。为切实提高中西部地区被征地农户收入水平,需要继续进一步完善农地的"三权分置"制度,鼓励闲置土地进行流转,结合农户特征与意愿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适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征地补偿标准,采取多元化的补偿安置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能促进农户增收吗?

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于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基于2019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多层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乡村建设得越好,农户收入越高。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推动农户非农就业、提高农户数字素养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受教育程度差异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学历农户家庭,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和高学历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更显著。为此,政府应持续加强和协调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着力构建面向农村的数字技术推广体系,切实让农民享受到“数字红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农业生产性服务何以影响农户收入——对内蒙古赤峰市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是促进农户提高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评价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对农户收入的作用成效,可为农业现代化决策提供实证依据。本文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利用区域内1 037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影响以及收入效应差异,探讨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赤峰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率较低,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的供给率分别为38.09%、56.99%和46.96%。在农区,提供了农资、水利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分别提高了0.576万元和0.306万元;在牧区,提供了水利、加工服务的农户中位收入提高了1.588万元和2.636万元。农资、水利和加工服务供给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环节越完备增收效果越好。农资服务和水利服务供给对农区农户具有显著增收效果,加工服务供给则对牧区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以服务数量为表征的服务水平对农牧区农户均具有增收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村内水利服务供给为农户土地流转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提升农户的生产经营性收入,农资服务和加工服务的土地流转机制效果则不明显。因此,应健全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以满足不同生产类型农户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制定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协同的土地流转政策。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动态解析

在我国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流动中,工资性收入的流动起主要的作用,但在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中其收入流动有所不同,其他收入来源的流动也不同。按照收入来源对我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问题及其贡献进行了解析。     

土地转出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山东省潍坊市调研数据

基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和寿光市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农户土地转出对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整体影响,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估计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对不同收入组农户收入的边际贡献,通过比较系数差,考察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农户转出土地行为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等收入到较高收入的农户家庭而言,农户土地转出行为会增加其收入差距;对较高收入和高收入的农户家庭而言,转出土地将缩小其收入差距。     

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中部地区Y县为例

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影响具有长期性,如何发挥分布式光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需进一步探索。本文以户用分布式光伏为例,利用中部地区Y县2014—2019年农户追踪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探讨户用分布式光伏对农户收入影响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2014—2019年农户收入大幅度提升,其中建光伏农户的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大于未建光伏农户,户用分布式光伏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25.4%,其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分别提高74.4%和444.5%,而工资性收入降低45.3%。户用分布式光伏是通过减少非农劳动时间和缩短非农就业空间距离降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经营性收入,从而影响人均收入。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用分布式光伏对非中心村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影响大于中心村农户,劳动力能力越强的农户经营性收入上升幅度越大,工资性收入下降幅度越小。因此,建议统一维护光伏设施,促进劳动力要素有效配置;并依据劳动能力差异分层分配股份,降低劳动能力强的农户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另外,创新光伏产业发展模式,拓宽光伏产业增收渠道。     

和谐社会视野下农民分化的基本状况·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511个农户的问卷调查

为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稳定社会格局,以"中等收入者"为核心概念,根据广东省农村511名农户的入户结构式访谈资料,运用中等收入者比重理论描述了广东省农民分化的现状并深入分析其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农民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仅为12.3%,占比最大的是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人群,其比例高达78.3%,说明广东省农村仍处于典型的"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两极分化较严重。打工收入、家庭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成为农户主要的收入来源,且工资性收入、家庭非农收入差异对农民收入分化有显著影响;不同收入人群对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同度有较大的差异,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自我认同率低;农民分化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不平衡性;农户的非农化从业倾向和农民的人力资本条件明显影响农民的收入分化。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构建更加稳定的社会形态,提出以下建议: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大非农产业比重,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充分发挥工资性收入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杠杆效应;完善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职业培训体系,有效提高农民素质,有条件的地区应尝试开展高中阶段的义务教育。     

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的】探明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方法】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中低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增收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其贡献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文章还比较了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在不同的分位点对于非农业为主农户和农业经营为主农户各自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各个分位点上,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对非农业为主农户的贡献率要高于对农业经营为主农户的贡献率。【结论】该分析对西部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不同从业类型的农户增收具有指导意义。     

资源禀赋、收入结构与就业特征对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

为农地承包权的顺利退出提供参考,对苏州市和宿迁市7个村庄391家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资源禀赋、收入结构和就业特征对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资源禀赋方面,承包地面积、承包地块数、实际经营面积、宅基地面积以及是否发生过土地流转对承包权退出意愿影响不显著,而拥有城镇住房的家庭退出意愿更强烈。2)就业特征方面,农民外出务工时间越长、上班地点离农村越远、从事的职业与农业相关性越弱,则农户退出土地承包权的意愿越强烈,同时接受过非农技巧培训的农户更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3)收入结构方面,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越高则农户退出承包权的意愿越强,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较高的家庭越不愿退出承包地。     

共同富裕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CD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助力提高农户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对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6省11县(市、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OLS模型、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减贫增收和收入分配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作用机制,并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各县中等水平之下,并且发展呈现明显地区差异。43.9%的农户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农户收入存在有提升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减少农户相对贫困的可能性并降低村庄层面相对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收入促进作用更明显,能够改善农户收入分配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指标对贫困减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的增收效果更好。此外,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建议持续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快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教育开展力度,让数字红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弱势群体,促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CHIP江苏省数据的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农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将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计算其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以探究其不平等程度。其次,运用农户收入决定方程对江苏省农户的样本数据进行拟合,探究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最后,再运用夏普里值的方法分解回归方程,找出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农村家庭总的工资性劳动时间是影响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及差异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健康水平顺位在次。基于上述研究,建议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机会,加大对农村教育与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以持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并缩小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     

农户家庭禀赋、非农就业与总收入——基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CD

探究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农户非农就业、农户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1770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OLS、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及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非农就业在家庭禀赋与农户收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1)家庭禀赋对农户收入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家庭自然资本,最后是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2)家庭禀赋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具有不同的影响差异,且对中高收入水平农户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非农就业在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和家庭经济资本与收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9.0%和6.4%。因此,为促进农户增收,建议充分考虑农户家庭禀赋水平,要大力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不断丰富和拓宽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其次要重视低收入水平农户养老服务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最后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积极鼓励农户非农创业,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     

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基于质量经济学视角

技术创新与应用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质量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全国范围内1 946个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对此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具有增收效应,在反事实框架下,采纳绿色生产技术可以使农户家庭总收入提升18.37%,家庭纯收入提升27.93%。不同绿色生产技术中,节水灌溉技术采纳的增收效应最为明显;不同农户中,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对农业兼业户的增收效应高于非农业兼业户,对普通农户的增收效应高于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两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品质认证和政策支持是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增收效应的主要作用机制,渠道拓展的作用不明显。针对此,提出加快健全绿色生产技术的宣传推广机制,通过示范效应和政策支持等提升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完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增收路径等政策建议。     

苹果种植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基于陕西、山东苹果主产省1069个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土地转入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提升作用高于土地转出,其中土地转入通过刺激农业生产性投资促进农户增收,土地转出则通过增加非农就业、自主创业促进农户增收.此外,土地转入仅对苹果种植规模为0.34～0.67 hm2的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作用,完善就业服务体系,鼓励并支持农民自主创业,重视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建议.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性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影响农户转入转出土地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即个体特征、家庭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农地流转具有收入效应,总体上提升了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由此提出一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建议。     

2008-2013年中国渔民收入结构变化及拉动力分析

依据国家最新渔民收入统计制度,研究中国渔民收入结构在2008-2013年的变化趋势。利用灰色关联度量化综合模型,从变化率差异和绝对值差异两个角度,对渔民收入结构与渔民总收入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与渔民总收入的关联度名列第一;基于强调变化率差异,财产性收入关联度名列第二;基于强调绝对差异分析,工资性收入关联度排第二位。通过进一步分析渔民收入结构对渔民总收入的贡献率和拉动力,分析发现,家庭其他经营收入对家庭经营收入提供的贡献率和拉动力高于来自渔业生产收入所提供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这表明渔民劳动力已产生明显分化。生产性补贴成为影响渔民收入的第二大要素,其对渔民收入的贡献率与拉动力皆名列第二。渔民工资性收入的拉动力主要来源于其他行业,说明渔业雇工水平低、渔业产业工资水平低;渔民土地和水面经营权租金对渔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影响,作业渔场缩减等问题制约了渔民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与农户增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农户增收和共享经济增长红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匹配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增收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均,农户间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农户收入尚处于较低水平。48.0%的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为0,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仍是一项严峻任务。数字普惠金融、非农就业均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渠道,中介效应占比为3.507%。另外,相较于财富较多的农户,数字普惠金融对财富较少农户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建设,为不同农户精准提供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引导使用数字金融产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提高农户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加。     

农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全样本回归模型中,家庭总收入、学历、家用生产设备、非金融资产、家庭消费支出对农户借贷需求为正向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对农户借贷需求为负向影响.进一步对农户收入进行分组回归,不同收入组农户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中低收入组中,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没有显著影响,而在高收入组中家庭总收入对农户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