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演化动态博弈分析

清代士子一旦中举,即失去了原有的官学学生资格,但举人仍有读书应试之需。于是,至清代晚期,各地出现由官府创建的专课举人的书院,专门招收举人,开展应试教育。与此不同,有的书院则兼课举人,并由官府设立孝廉课,专课举人。从总体上而言,专课举人和兼课举人的书院以培养生徒参加会试、殿试为目的,不仅在考课时模拟会试、殿试,而且在经费的投入、对考课的重视程度上,都超过了同一地区的其他书院,使肄业于书院的举人在竞争激烈的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几率明显提高。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八股应试教育：清代书院改革的主要指向

随着科举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的弊端日渐暴露，书院片面强调八股文教学的现象受到猛烈的抨击。有的书院将实学和西学引入书院，试图改变书院的教学内容，但却收效甚微。直至慈禧太后延续戊戌维新的科举改革措施，废除八股文，使片面强调八股文教学的书院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最终被清廷宣布改制为新式学堂。因此，对八股取士的批评推动了书院的改革，八股文的废止则直接推动了书院的改制。     

科举制是古代书院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探索了科举制与书院发展的历程,认为科举与书院共生、共存、共兴、共衰。科举对士子求学的刺激、中国古代重考不重教的政策、科举考试的政治性、权威性、统一性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书院的科举化保证了政府对教育的控制、扩大了统治的基础、传递了主流文化,并保证了教学水平。对书院大师也受科举制约的历史现象作了几点思考。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书院大师朱熹的科举生涯与科举观评析

朱熹是南宋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他在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同时 ,对科举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但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在苦读应试经历的感性认识基础上 ,朱熹提出了重视德业修养的科举观 ,反对片面追求科举功名。这是新儒家在频繁禁学的背景下 ,为规避禁学的压制 ,利用其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来参与现实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 ,自 2 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研究者所持的南宋书院反科举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     

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同时兴盛,出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理学家有两大目标,一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二是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的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晚清东南沿海地区近代化农业教育研究——以蚕桑学堂为中心

清光绪24年(1898),康、梁与维新派发起了戊戍变法。将书院改为学堂、教授西学,是变法的内容之一。变法虽然失败,新式学堂仍得以兴办。1905年,朝廷终于废科举、兴新学,许多新式农业学堂也应运而生,既开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先河,又为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的蚕桑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主要有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等四种类型。清代各类型书院在办学宗旨上都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具体教学制度也充分体现道德教育功能。这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具有诸多的启示:要注重发挥我国传统经典文献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思想道德教育和知识能力培养同样重要;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者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注重发挥礼仪仪式和规章制度的德育功能。     

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     

流动的农民工呼唤“流动的社保”

如今，农民工离开家乡进城打工，既无法在户口所在地参加养老保险，又无法在工作所在地参加保险。在他们可以依靠出卖劳动力赚钱时，似乎用不着考虑养老问题，一旦年龄增大无法继续打工，养老问题就没有了保障并对其生活留下很大隐患。     

湘水校经堂

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的支持下创办湘水校经堂,附设于岳麓书院内。其目的是要矫正当时书院教育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另辟蹊径,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通经致用人材,建设新的学     

从学规看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

以学规为中心考察了朝鲜时代书院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首先,考察了学规关于为己之学的教育目的和科举问题关系的两个不同观点,即本末论和排除论。其次,以学规中的读书次第和讲书目录等为中心研究了书院教育的课程和教材。最后,关于书院教育的方式,探讨了分番居斋和讲会制度。     

书院:在限制与自由中绵延千年——论书院的发展逻辑

宋代以降,在统治者的调控下,培养满足朝廷需求的人才成为书院产生与发展的逻辑基础。而创新学术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最主要标志,也是千余年来书院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力。但人才培养和发展学术对书院发展也不是均衡地起作用,人才培养逐渐演变为限制书院学术自由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借鉴书院发展的相关理论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