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灌区土壤理化参数与有机氯农药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GC—ECD分析了北京东南郊污灌区土壤剖面中有机氯农药（OCPs）的垂向分布特征,并通过SPSS统计分析软件,分析了土壤理化参数与总有机氯含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3个剖面表层总有机氯的含量分别为20．18、30．94、20．19ng·g^-1,检出最高浓度未超出《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限定的50μg·kg^-1,表层以下0．5～5．5m内,有机氯含量基本上不超过1ng·g^-1,表明该研究区有机氯主要累积层位为表层土壤,表层以下各层位间检测浓度相差不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土壤理化指标CEC、粘粒含量和粘土矿物含量两两之间有极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746、0．815、0．851;TOC和含水率是影响有机氯农药垂向迁移的主要因素,回归方程为Y=0．569XTOC-0．632X含水率。     

粉煤灰和碳酸钙对As（Ⅲ）污染土壤上小麦产量性状及麦株As含量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壤As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采用露天盆栽试验方法,研究了在As（Ⅲ）污染土壤上,添加粉煤灰和碳酸钙对小麦成熟期产量及其性状、小麦根、茎叶和籽粒As含量的影响,并探讨了粉煤灰和碳酸钙对土壤As（Ⅲ）污染修复的有效方法。结果表明,在土壤中添加100g·kg^-1的粉煤灰或1．0g·kg^-1的碳酸钙能使小麦株高、结实小穗数、穗粒数、千粒重和产量增加。与对照相比,在As（Ⅲ）污染土壤上,100g·kg^-1的粉煤灰处理显著地增加了小麦产量（P〈0．05）,极显著地降低了小麦籽粒As含量（P〈0．01）;1．0g·kg^-1的碳酸钙处理极显著地增加了小麦的穗粒数、千粒重和产量（P〈0．01）,显著地降低了根中As含量（P〈0．05）,极显著地降低了籽粒As含量（P〈0．01）。因此,在As（Ⅲ）污染土壤上,添加100g·kg^-1的粉煤灰或1．0g·kg^-1的碳酸钙能使小麦产量升高,籽粒As含量下降,有效地缓解As（Ⅲ）对小麦的毒害。     

贵州草海耕地土壤与农作物中DDTs和HCHs残留及污染特征

采集草海流域周边成熟期整株农作物及土壤样品,分析测试其中DDTs和HCHs的含量,对比研究了土壤和作物中DDTs和HCHs污染水平及其在作物中富集能力。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土壤中HCHs和DDTs残留检出率均为100％,残留范围分别为0．06～16．66μg·kg^-1和0．08-39．77μg·kg^-1,土壤中HCHs和DDTs的残留量均小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三种农作物中DDTs、HCHs及∑（DDTs,HCHs）残留量差异显著,HCHs含量最高的是玉米,DDTs和（DDTs,HCHs）最高的是马铃薯;三种农作物中HCHs和DDTs残留的风险系数均为1．1,属于低度风险,农作物中DDTs、HCHs及∑（DDTs,HCHs）的安全指数IFSc均小于1,DDTs和HCHs残留量对三种农作物安全影响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天津郊区土壤与作物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现状与来源初析

通过在天津塘沽和宁河地区野外实地采样分析,了解研究区域有机氯农药各异构体在土壤及作物各部位的残留水平,并通过特征比值推测其来源。结果表明,塘沽和宁河地区土壤中六六六的残留浓度均值分别为88.76μg·kg^-1与98.46μg·kg^-1,β-HCH占绝对优势而γ-HCH均未在土壤样品中检出,α-HCH手性分析结果显示为非消旋体,均表明土壤中六六六来自历史残留而非新近输入或林丹的使用。塘沽和宁河地区滴滴涕的残留浓度均值分别为30.87μg·kg^-1与1.30μg·kg^-1,亦来自历史残留,在个别点位可能曾使用过三氯杀螨醇。作物样品中六六六与滴滴涕的含量较高,经对数变换的生物富集系数变化范围分别为0.24～0.73与2.02～2.90。六氯苯、七氯、艾氏剂、异艾氏剂、反式氯丹、顺式氯丹、狄氏剂与异狄氏剂在大部分土壤与作物样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检出。     

近电器拆解区土壤-蔬菜多氯联苯污染及其健康风险

选择浙江省某典型电器拆解区,研究了该区域附近农田土壤和蔬菜中多氯联苯的污染水平,并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该区农田土壤中PCBs含量为6.78～15.48μgkg^-1,蔬菜样品中PCBs平均含量为5.98～130.70μg kg^-1,与西藏土壤的背景值和浙江省农村土壤的PCBs污染水平比较,电器拆解区附近农田存在PCBs累积污染。以食物链为主要暴露途径的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生命期致癌风险水平为6.50×10^-6～1.24×10^-4,超过PCBs致癌基准浓度对应的生命期致癌风险水平1～3个数量级;生命期非致癌风险水平在部分农田大于可接受风险水平（HQ=1）。该区域农田生态系统中土壤和部分常见蔬菜存在多氯联苯污染,已构成较大的人体健康风险。     

环鄱阳湖区蔬菜地土壤中有机氯农药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利用GC-ECD对环鄱阳湖区11个县市蔬菜地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测定的数据,研究蔬菜地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并进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显示,蔬菜地土壤中HCHs、DDTs、氯丹和六氯苯均有检出,且DDTs、HCHs的残留量较高,总有机氯农药含量范围为2.39～47.28μg·kg-1。从整体上分析,处于工业分布区域的土壤中有机氯农药含量高于其他区域。有机氯农药组成特征研究表明,该地区土壤中除个别采样点有机氯农药主要来自于早期残留外,大部分地区有新的污染源输入。与国内其他地区蔬菜地土壤相比,环鄱阳湖区蔬菜地土壤中有机氯农药含量较低。生态风险分析显示,环鄱阳湖区蔬菜地土壤中HCHs残留对于土壤生物的风险较低,而DDTs可能对鸟类和土壤生物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     

岷江下游（五通桥段）土壤污染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为了解岷江下游（五通桥段）土壤污染特征及其生态风险,采用野外采样及室内测试方法分析了岷江下游（五通桥段）103个土壤样品中的农药残留量和重金属含量。结果表明,全部样品中六六六（HcHs）含量符合国家二级标准（500μg·kg-1）,大部分样品中滴滴涕（DDTs）含量符合国家二级标准,有机磷农药（OPPs）杀螟硫磷（60．40％）和溴硫磷（55．45％）超标率较高,重金属cd的地积累指数高达2．79。有机氯农药（OCPs）禁用20a后在区内的降解程度较高,OPPs在土壤中的大量残留是由于农药的无序使用,外源输入是导致重金属污染的主要原因。区内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范围广,复合污染较严重,存在较大的生态风险。     

贵州省某市土壤中有机氯残留及风险评价

运用气相色谱法和生态分析评价法对贵州某市三县区土壤样品中有机氯残留及可能存在的生态风险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以六六六和滴滴涕为主:六六六残留量为ND~4.907μg kg-1,均值为0.303μg kg-1;滴滴涕残留量为0.115~29.900μg kg-1,均值为3.360μg kg-1,滴滴涕均值较六六六高。土壤中有机氯浓度及代谢物表明,滴滴涕和六六六主要来自历史性输入,六氯苯来自大气沉降输入。利用RBCA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土壤中有机氯污染物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地区土壤中有机氯对人体健康风险较低。     

吉林省典型工农业地区多介质样品中有机氯农药和多氯联苯分布特征

采用气相色谱-电子捕获检测器分析了吉林省典型工农业地区表层土壤、水稻、玉米及稻田水样品中包括HCHs、DDTs在内的有机氯农药（OCPs）和7种多氯联苯（PCBs）指示性单体的含量。结果表明,表层土壤中OCPs（HCHs＋DDTs）平均含量排序为梅河口夏季（98.9ng·g-1）〉长春市（81.2ng·g-1）〉吉林市（72.6ng·g-1）〉梅河口秋季（25.2ng·g-1）,PCBs排序为梅河口夏季（98.7ng·g-1）〉长春市（平均61.0ng·g-1）〉吉林市（50.3ng·g-1）〉梅河口秋季（27.1ng·g-1）,梅河口土壤中PCBs异构体中以PCB28和PCB52为主;DDTs含量较高的地区为吉林市和长春市,其旱地土壤有利于DDTs的残留;所有水稻籽粒样品中均检出了HCHs和DDTs残留,水稻和玉米中HCH和DDTs的残留均低于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限值,水稻秧苗和玉米秆茎样品中∑7PCBs含量都分别高于水稻和玉米籽粒样品中∑7PCBs含量;水稻田水中OCPs含量都低于国家地表水质标准限值。     

惠州农业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的剖面分布特征

对惠州市6个样点的农业土壤剖面样品的17种有机氯农药残留量进行了测定,探讨了土壤剖面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现状和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有机氯农药的检出率为100%,含量范围0.25～64.16tμg·kg-1.有机氯农药残留总量沿土壤剖面总的垂直变化趋势为随深度增加而下降.各组分在不同土壤深度具体变化特征因受多种因素影响而有所不同,HCHs峰值多出现在土壤亚表层,含量随深度变化幅度不大;DDTs在土壤深层的残留量远低于表层.从HCHs和DDTs的异构组成来看,DDTs残留主要是过去施用的残留物,HCHs可能与土壤新的林丹输入有关,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     

黑龙江农田土壤壬基酚及其短链聚氧乙烯醚残留调查

对黑龙江土壤样品中的壬基酚(NP)、壬基酚一氧乙烯醚(NP1EO)和壬基酚二氧乙烯醚(NP2EO)的残留状况开展研究。结果表明,NP、NP1EO和NP2EO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检出率在68.46%~95.38%之间;NP、NP1EO和NP2EO的浓度分别为ND~156.8μg kg-1、ND~15.70μg kg-1和ND~13.63μg kg-1,均值分别为22.02μg kg-1、4.04μg kg-1和2.15μg kg-1;进一步分析,已检出的样品中,NP在0~10μg kg-1的比重最大,NP1EO在4~6μg kg-1比重最大,NP2EO在1~2μg kg-1比重最大。NP的残留水平高于NP1EO和NP2EO,说明NP相对较难降解,更易在土壤中累积。     

香港土壤研究 Ⅲ.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含量及其来源初探

通过对香港地区53个土壤样品多环芳烃(PAHs)含量的分析,并利用GIS空间数据管理功能,揭示了香港土壤中PAHs的含量和空间分布特征,同时,运用比值法定性地判断了土壤中PAHs的来源。研究结果表明:香港土壤中可以检测出16种美国环保署规定的优控PAHs中的15种(二苯并(a,h)蒽未被检测到),郊野土壤中PAHs的平均含量为34.2±16.0μg kg-1,而城区土壤中PAHs的平均含量为169±123μg kg-1,港岛动植物公园土壤中的苯并(a)芘的含量最高达到了47.2μg kg-1。在PAHs的来源上,前者的PAHs可能主要来自山火焚烧,而后者可能主要与城区的汽车尾气排放有密切的联系。     

万州区中药材生产地土HCHs和DDTs残留分析研究

采用气相色谱仪检测技术,对万州区10个乡镇的中药材种植区土壤中的HCHs和DDTs两类有机氯农药(OCPs)进行分析,并对残留的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现状及其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万州区中药材土壤中,存在DDTs和HCHs两类有机氯农药。不同乡镇的有机氯农药残留水平差异显著,DDTs、HCHs的变化范围分别在55.33~95.36μg kg-1和2.57~7.77μg kg-1之间,分布区域规律性不强;DDTs、HCHs有机氯农药在土壤中的检出率也不一样,各组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p,p'-DDE最高,达到100%,γ-HCH最低为76.3%,由此可以看出,万州区中药材产区土壤农残分布较广,但都在安全范围之内,符合中药材GAP标准。     

华南丘陵区村级景观下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对土壤质量的影响

利用IKONOS高分辨率（1m）卫星遥感图，根据Ellis提出的村级景观分类体系，研究华南丘陵区村级景观中的土壤容重、土壤有机质、土壤全氮和土壤全磷的含量和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不同土地利用景观中，表层土壤（0～15cm）的土壤容重、有机质和全氮均有显著差异，最大值分别为：1．42gcm^-3（建设用地）、18．67g kg^-1（水田）和0．95g kg^-1（水田），而全磷差异不显著。由于林地面积最大，其土壤养分储量也最大，表层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储量分别占整个地区表层总储量的55．05％、53．88％、46．23％。不同土地覆盖景观中，表层土壤的土壤容重、有机质、全氮也都有显著差异，最大值分别为：1．42gcm^-3（硬化地面）、15．96g kg^-1（混合植被）和0．68g kg^-1（混合植被），而全磷差异也不显著。多年生植被在土地覆盖景观中所占面积最大，其表层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储量分别占整个地区表层总储量的55．01％、54．53％、59．02％。由于下层受人为干扰较小，不论是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还是在土地覆盖下，下层土壤（15～30cm）的土壤容重、有机质、全氮和全磷均无显著差异。人为强烈干扰下，植被覆盖度低的交通用地、房屋及其附近的干扰地和荒地与植被覆盖度高的林地、水田相比较，土壤容重高，而土壤有机质、土壤全氮和土壤全磷含量低。     

唐山市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初步研究

采用加速溶剂萃取技术——气相色谱法,初步研究了唐山市区不同类型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成分及其含量,并对有机氯农药进行了溯源分析。结果表明所测的4种类型的土壤中六六六(HCHs)和滴滴涕(DDTs)均有检出,HCHs的平均含量为15.015ng·g-1,DDTs的平均值含量为66.4ng·g-1,均大大高于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机氯农药使用量最大的棉田土壤中的残留量11.68ng·g-1和0.80ng·g-1。土壤中有机氯农药的高残留应该与唐山地震后喷洒大量有机氯农药有密切关系。     

中国农田表土有机碳含量变化探讨——基于中文期刊网论文资料的统计分析

检索获取了中国期刊网收录的1980-2009年间土壤研究文献,提取了其中研究样品的有机质含量信息并形成数据库,统计评价了我国农田表土有机碳含量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985年以前文献土壤样品有机碳含量平均为（12．88±7．86）g·kg^-1,1985—1992年则为（11．26±6．30）g·kg^-1,1993-2002年为（11．67±5．11）g·kg^-1,而2003-2009年为（11.72±7．15）g·kg^-1;显示,1985年以来农田表土有机碳含量呈现总体上升趋势,支持了我们对土壤监测资料的分析结果。土地利用方式显著影响土壤样品的有机碳含量水平,水田总是高于旱地（P〈0．05）,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旱地土壤样品的有机碳含量以1985年前为最高,而水田样品2003-2009年期间含量高于1985年前水平。同时分析表明,旱地农田表土有机碳含量区域差异明显,近30年来,旱地农田表土有机碳含量在华北、华东、西北增加显著（P〈0．05）;而在东北显著降低（P〈0．05）;华南、西南有机碳含量变化不明显（P〉0．05）。这些结果支持了已有的土壤监测资料和调查资料研究中中国土壤固碳趋势及其地理区域分异的认识。     

苏南农田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规律

本研究选择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较高 ,且工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平衡 ,具有蔬菜种植较长历史的苏南某市为试点区 ,重点探讨菜地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现状 ,及土壤利用方式、轮作方式、蔬菜品种及蔬菜种植年限对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的影响。在全市农田范围内网格均匀布点 ,各采样点均用GPS定位 ,多点采集 89个土样。研究结果表明 ,供试区土壤中普遍检出有机氯农药残留 ,残留总量 (Σ OCP)介于2 3.2～ 112 6 .7μgkg-1之间 ,均值为 174 .4 μgkg-1,残留的主要组分为p ,p′ DDE和p ,p′ DDT ,占Σ OCP的 82 %以上。四种不同利用类型土壤中 ,传统菜地土壤中Σ DDTs残留量均值最高 ,水稻田土壤中最低。种植不同蔬菜的传统菜地土壤中有机氯残留有明显的差异 ,种植叶菜的土壤比种植葱蒜韭菜、土豆 (根茎类 )或茄果类蔬菜的土壤中有机氯残留量高得多。蔬菜种植年限对土壤中有机氯残留影响不明显。水稻—蔬菜轮作的方式可减少有机氯农药污染的风险。     

不同种植方式下土壤和蔬菜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状况研究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蔬菜残留问题随着其广泛使用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本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柱后衍生-荧光检测法分析了苏南某市4种不同种植方式下（传统菜地、露天蔬菜基地、大棚蔬菜基地和水稻田）68个蔬菜样品和32个土壤样品中10种N-甲基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涕灭威、涕灭威砜、涕灭威亚砜、杀线威、灭多威、残杀威、克百威、3-羟基克百威、甲萘威和灭虫威）的残留量，结果表明在蔬菜中检出的氨基甲酸酯农药残留水平多处于0．2～23μgkg^-1，土壤中为0．1～10μgkg^-1；土壤中3-羟基克百威和灭虫威全部检出，其最高检测浓度分别为10μgkg^-1和1．64μgkg^-1，其他农药仅有少数检出。尤其，克百威的代谢物3-羟基克百威在土壤和蔬菜样品中均全部检出，且部分蔬菜，如空心菜、茄子和芹菜中3-羟基克百威的浓度高达0．4～4．8mgkg^-1。这可能是由蔬菜对其生物利用的有效性不同造成的。此外，不同种植方式下土壤与某些蔬菜中（西红柿、辣椒和上海青）3-羟基克百威的含量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统计结果表明相互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京杭大运河（徐州铜山段）沉积物表层样品中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

京杭大运河（徐州铜山段）位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路线上,利用GC—ECD检测了该段河流7个断面上的沉积物样品中的有机氯农药含量,主要检测出六六六（HCHs）、滴滴涕（DDTs）、六氯苯等。结果表明,总有机氯农药含量范围是57．80～236．65ng·g^-1,其中HCHs、DDTs的含量较高,分别为12．19-43．08ng·g^-1和3．29-135．08ng·g^-1,从蔺家坝到解台闸沿程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的含量呈下降的趋势,显示有机氯农药的残留物可能主要来自于农田土壤的残留,并且近期无新的污染源输入。     

基于GIS和GPS的沱江中游土壤镉和铅空间变异研究

采用ArcGIS9．0和GPS技术对沱江中游314个土壤样点的耕层中（0～20cm）镉和铅含量空间变异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区土壤镉和铅呈对数正态分布,土壤镉平均含量为（0．11±0．13）mg·kg^-1。,铅平均含量为（30．03±9．82）mg·kg^-1。土壤镉空间分布是以赵家镇为高值区（0．15～0．30mg·kg^-1）,并向东南和西北两侧条带状递减,东南部土壤镉含量主要为0．06～0．15mg·kg^-1;土壤铅空间分布以西北部钦北-关帝庙（35-38mg·kg^-1）和东南部广兴一带（〉38mg·kg^-1）两个高值中心分别向两侧逐渐减少。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同质地间土壤镉含量差异不显著,但粘土的铅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质地土壤。pH与土壤镉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铅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酸性、中性土壤镉和铅含量均极显著少于碱性和强碱性土壤。有机质与土壤镉和铅含量均呈极显著相关性,林地、旱地、果园、宅基地林盘和水田5种土地利用方式中镉和铅含量依次增加。土壤镉和铅含量与坡度的相关性关系,表现出土壤镉和铅含量与坡度呈正相关渐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