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疫区蛋鸡养殖户经济损失评价及其补偿强度分析——以宁夏中卫沙坡区为例

为评估疫区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分析补偿政策对养殖户损失的支持强度,制定合理的疫情补偿标准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利用宁夏中卫禽流感疫区的微观调研数据,建立蛋鸡养殖户经济损失评价模型,进而评价疫区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及其补偿政策支持强度。结果表明:禽流感疫情给疫区蛋鸡养殖户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大于直接经济损失;疫区蛋鸡养殖户遭受的经济损失因蛋鸡月龄而异,5个月的蛋鸡给养殖户带来的经济损失最大;疫区蛋鸡养殖户遭受的经济损失因其饲养方式而异,规模养殖户遭受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大;国家和宁夏疫情补偿标准仅能弥补疫区蛋鸡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经济损失的24.64%、20.94%和26.29%、22.02%,补偿强度不足,补偿标准的满意度较低。政府一方面要完善蛋鸡养殖户疫情损失构成,提高疫情补偿额度;另一方面要考虑蛋鸡月龄和养殖户的饲养方式,制定差异化的补偿标准。     

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抑制效应——基于宁夏中卫蛋鸡养殖户的分析

禽流感疫情损失补偿政策结果直接改变养殖户的成本与收益,从而影响养殖主体的销售行为。利用宁夏中卫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在对禽流感疫情暴发后疫区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影响因素,探讨疫情损失补偿政策对养殖户不安全销售行为抑制效应。结果表明,样本养殖户中出售病死鸡的比例较高,73.32%的养殖户将30%以上的病死鸡销售到市场中;预期疫情严重程度和预期疫情传播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劳动力数量、政府惩罚风险、补偿额度满意度、补偿速度满意度、补偿范围满意度显著负向影响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补偿政策(补偿额度、补偿速度和补偿范围)抑制养殖户的不安全销售行为,但抑制效果有待提高。因此,需要通过完善疫情补偿政策、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和提高养殖户对疫情认知等措施来实现。     

禽流感扑杀补偿政策的市价补偿标准问题探析

扑杀是政府应对禽流感疫情的有效应急措施,对扑杀的禽只给以补偿是对禽主因扑杀而遭受损失的必要补救.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禽主配合政府扑杀行动的意愿和积极性.在剖析现行补偿标准缺陷的基础上,分析了市价补偿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研究——以汉水流域为例

汉水流域生态补偿的特殊性在于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与流域内生态补偿并存,要构建科学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离不开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的科学界定.现行法律及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的界定存在诸多不足.在综合考虑公平与效率、环境权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冲突与协调等因素的基础上,方能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进行准确界定.     

禽流感风险下养殖场进出路线数量研究 ——以全国肉鸡养殖户为例

养殖场设计工作人员、废弃物、运输工具、来访者等4个进出路线是切断疾病传播的保障。养殖场安全管理取决于养殖户采取进出路线的数量。为鼓励养殖户采取全面的进出路线,提高防控效率,通过收集全国331个肉鸡养殖户的调查问卷发现,平均每个养殖户采用2条进出路线,大都是工作人员和运输车辆进出路线,4条路线均采用的养殖户仅占21.15%。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影响养殖户该行为的因素很多,但养殖规模越大、防疫信息渠道越广、参加过政府组织的防疫培训、禽流感联防联控系统参与意愿越高的养殖户,倾向于采用越多的进出路线。     

水资源保护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以渭源县为例

[目的]确定渭河流域各省(区)需向渭源县支付的水资源保护补偿量。[方法]分析了生态补偿的核心以及运行机制,计量了渭源县保护水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并根据受益者的支付能力、取水量和排放污水量确定其补偿分担系数,最后得出受益区应向渭源县补偿的额度。[结果]2005年,甘肃、宁夏和陕西应向渭源县支付的水资源保护补偿额分别为7642.21万、2878.73万和28318.88万元。[结论]该研究为建立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依据。     

基于CVM的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探析

文章将闽江流域上下游视为一个由生态服务供求双方形成的虚拟市场,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开展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的支付意愿(WTP)与受偿意愿(WTA)调查。结果表明:流域居民生态保护意识较强,参与生态服务补偿的意愿较高,但上下游居民的生态建设责任认知存在差异,补偿意愿差距较大。同时,测算得基于CVM的闽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标准为125 102.21万元/年,远高于现行补偿标准。因此,政府应结合居民的补偿意愿,多渠道筹集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标准,同时,拓宽农民收入来源,夯实农民增收基础。     

基于农地发展权的耕地保护补偿价值标准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从农民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损失出发,以农地发展权为基点确定耕地保护补偿价值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以此提升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弥补了现行耕地保护制度的不足,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耕地资源价值为152.63万元·hm~(-2),耕地保护年度补偿价值标准为7.54万元·hm~(-2)。该数值较为合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对重庆市实施耕地保护补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以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街道为例

从耕地的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耕地的综合功能价值分解为经济功能价值、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和生态功能价值。采用现有的年产值倍数法对经济功能价值进行测算;将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价值进一步划分为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养老保障功能、医疗保障功能和就业保障功能,并运用分解求和法对其进行测算;对于耕地生态功能价值的测算采用支付意愿法。结果表明,望城区耕地总价值为194.23元/m2,其中社会保障功能价值为157.5元/m2,高于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     

基于机会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是一种创新型环境政策,通过协调流域内各主体经济利益关系,实现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增强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地制宜开展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意义重大。以新安江流域为例,首先对流域上游黄山市展开机会成本核算,然后在明确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补偿范围基础上依据修正后的新安江流域受偿因子计算出该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最后引入发展阶段系数模型确定该流域生态补偿标准阈值。结果表明,2013—2017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下限值为5.24亿～12.65亿元,生态补偿标准上限值为24.06亿～34.22亿元。依据研究结果并结合当前流域生态补偿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未来该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确定、补偿资金筹措和流域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初探——以官厅水库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和难点,研究以官厅水库流域上游的河北省张家口市部分地区和下游的北京为例,初步探讨了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目的是将张家口地区为保持官厅水库水资源的质量所做的贡献用货币的形式加以量化。研究应用影子工程法、市场价值法等环境经济学的方法,计算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中包含的上游地区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林地的建设与维护、污水处理厂运行等方面的投入,研究了上游地区林地发挥的涵养水源、减少水库泥沙淤泥等生态服务的价值,得出了流域下游的北京市应承担的生态补偿费用,即官厅水库下游的北京市应每年支付5.9亿元给上游的张家口市,可以增加稳定优质的水资源约1.5×109m3,减少上游地区直接排入河流的污水约1.02×109m3。     

基于CVM意愿调查的洱海流域上游农业生态补偿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态补偿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其对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以洱海流域上游水源地洱源县为例,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获得洱源县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的认知状况、对生态补偿的认知度及补偿意愿(WTA)的相关数据,并测算出农业结构调整的生态补偿额度。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和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洱源县农户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及生态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70%左右的农户对周边生态环境有正确的感知认识,农户对生态补偿认知度也较高;(2)2007—2009年间,参与了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一半以上对政府的补偿表示满意,42.77%的农户持不满意态度,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补偿资金过低和补偿中出现不公平现象;(3)农户对补偿方式的偏好主要是政策补偿和技术补偿,在四种不同的农业结构调整模式下,有71.15%的农户选择了非零受偿意愿,全县农户总受偿意愿为3.248 0×108元·a-1;(4)农户的文化水平、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3个因素对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收入来源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显著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是生态补偿认知度和是否参与过生态补偿。因此提高农户的生态补偿认知度和做好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是生态补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结果可以为洱海流域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政策提供依据。     

基于条件价值法的行业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山东日照花岗石材行业为例

选取山东日照花岗石材行业为研究对象,将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应用扩展到污染行业领域,估算了污染行业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运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对花岗石材行业集中发展区域—日照市五莲县街头镇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地居民为改善因石材行业污染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平均支付意愿为26.8元/月,对石材企业带来的污染的平均受偿意愿为101.1元/月;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学历、月收入和对污染的了解程度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通过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对数据进行分析验证,建议政府向当地的石材行业每年征收1.80×107～6.80×107元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定量研究——以昭通渔洞水库水源保护地为例

综合分析昭通渔洞水库水源保护地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生态补偿主、客体,对生态补偿相关方补偿标准作定量分析,并对补偿政策进行探讨,为解决库区经济发展和水环境生态保护的矛盾进行有益探索。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量化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采用当量因子法评估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正价值,采用影子价格法、替代法等评估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负价值。以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净价值为依据,引入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确定广州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广州市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正、负价值分别为138 692.97、10 065.37元/hm²,正价值是负价值的13.78倍。其中,负价值的主要来源为化肥的使用、农业水资源消耗,这两者带来的负价值占总负价值的比重为80.81%。确定的2020年广州市农田生态补偿标准为37 945.14元/hm²,需要支付的农田生态补偿总额度为33.95亿元,占当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1.97%,在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之内,说明该补偿标准具有实践可行性。     

河北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探讨——以水资源补偿为例

生态保护与利益补偿是维护生态环境良好运行的重要方法,通过经济、法律手段调节各方利益关系。河北省通过综合运用多种生态补偿的方法,在治理水源涵养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现存的生态补偿机制还比较落后,权责的划分、补偿标准和考核标准存在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和缺陷。在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建设的今天,河北省应顺应国家各项政策要求,进一步加强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从多个维度构建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测算研究——以河南省鲁山县瓦屋镇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宅基地遭到闲置,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实施宅基地退出机制正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改革方向,而合理的退出补偿是宅基地退出机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用收益还原法和成本逼近法对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瓦屋镇李老庄村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标准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500元/平方米可作为该地区宅基地退出补偿的参考标准。在宅基地退出中,除了合理的补偿外,政府还应考虑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后的社会保障问题,这样更有利于推动农村宅基地的顺利退出。     

省域耕地保护价值补偿研究——以广东省广州市和茂名市为例

以经济快速发展,耕地保护形式严峻的广东省为例,探讨省域耕地保护的价值补偿。研究表明:①省域耕地保护价值补偿的价值构成包括土地的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折补价值4部分;②在进行耕地保护价值补偿时,不能按照耕地的价值进行完全补偿,合理的价值补偿标准包括生态价值的20%,粮食安全价值的50%,发展权价值的50%,并且全额扣除折扣价值。③以广州市和茂名市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广州市的耕地价值为1 657.63万元/hm2,茂名市的耕地价值为163.81万元/hm2;假设以茂名市的所有耕地盈余作为补偿对象,则广州市补偿茂名市的价值标准为50.99万元/hm2,年租制形式的补偿标准为2.90万元/hm2。     

耕地资源价值与征地补偿标准比较分析——以兰州市城关区为例

以兰州市城关区青白石街道、伏龙坪街道为例,通过了解城关区耕地资源的利用现状,按耕地资源具有经济产出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应用收益还原法和替代市场法对青白石街道、伏龙坪街道的耕地资源价值进行了测算,定量地核算耕地资源的价值,来显化耕地资源价值,并与其征地补偿标准进行了比较分析,找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隐性关系。